《植物共和國》局部 節泓，你好！ 前段時間因為要安排明年的一些事情，討論被延誤了，現在繼續。先從回答上次問題開始吧。一、提到個人經驗公共化或者公共經驗個人化，其實算是一個應對策略，因為這兩者我都不相信，不是針對經驗和公共性的真實性，而是質疑這兩者的關係，是不是我們真的要去面對的？對於一個藝術家而言，政治意味如何發現和選擇真正的問題。二、“平行系統”的説法也是有針對性的。面對越來越可疑的專業跨界和學科交叉，這種全球化關係整合後遺症，除了相互方法的簡單挪用外，到底有哪些新鮮的價值？“平行”至少是一種放開的態度，索性等著，別把真的可能性嚇跑了。三、上來先畫一個大範圍是自我提醒：創造中的觀念滑移是必然的，從一件事，一個想法，滑移到另一個東西上去；另一方面也是要把自己擱在系統之中，既然角度的差異是想像出來的，倒不如向它靠攏。如何對這個展覽保持距離，是我建立新的“關係”的開始。先寫這麼多，下次就具體過程和作品繼續探討。 石青 石青，你好。 首先，你的意思是認為個人經驗和公共經驗不可轉換，是兩者之間缺乏互通的可能和理由嗎？若是如此，我們可能需要有一些具體的實例來展開，避免太抽象地探討問題。接著，對於“平行系統”的補充，你例舉了專業跨界和學科交叉，並提出了你對這種研究和實踐的懷疑。我對這點持不同的意見。比如在教學上，我一直推行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而不把一個課題和實踐固塞在某一個具體的專業領域當中。在課題的推進過程中，我認為，只有與其他學問有了交叉才能真正地做到“開放”。這樣的“開放”是實際意義上的開放，不僅僅是方法論的互相借鑒，更有利於建立有脈絡、有層次的研究語境，可交流的研究平臺，以及有效的自我評估機制。最後，關於範圍和焦點的問題，很想聽聽你通過作品來説説你要建立的新“關係”。 節泓 節泓，你好！ 上次談到對跨界認識和理解不同，這是很正常的，世界的複雜性提供了多角度的觀看可能，與其成為某種認識正確性和唯一性的捍衛者，不如成為它的實踐者和推動者，就像之前説到的，搭建共存的“平行關係”。談談我具體工作的想法。 一、首先，植物肯定不是創作素材和內容，是想借助植物這個複雜的集群來做執行框架：從殖民歷史，尤其南太平洋殖民史、植物分類學、植物園系統、經濟作物的全球貿易，甚至中國花鳥繪畫幾個角度平行展開，彼此不分主次，沒有結構秩序，依照各自慣性滑行，最後在展廳完成一個地理意義上的會合。 二、這樣一堆作品放在展廳，按照當代藝術的觀看習慣，觀眾主動去尋找它們之間的線索及其中意義（或者是我們常説的觀念），而且觀眾想找就一定找得到的，因為大家都受過格式塔訓練。但在藝術家這裡，意義實際是沒有會合的，甚至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創作完成，按部就班地去縱容每個主題的慣性。視覺和方法上不主動整合統一，不主動劃清邊界，不主動融合對應，不主動建構對話，就是上次説的“平行關係”，甚至作品完成的敞開尺度比起點預留的還要大。 三、我把這種“平行關係”當作鬥爭手段，要針對的是當代藝術日益內縮的體制標準——一個觀念清晰的，易分類的，可以被資本主義生産標準識別的藝術權力體系。在科學主義剪裁和基督教潔癖的反覆清洗下，當代藝術儼然成了一個看上去物種豐富同時擁有清晰秩序的世界花園或植物園；而作為植物的原生地，卻是秩序視野之外熱帶雨林，卻是自治的，非權力規劃的，自我淘汰的，平行生長的野生機制，遵循著另一套生存規則。在那裏，生長先於組織，實踐先於觀念，沒有預設的造型和規劃，就像每天對待畫布一樣，只有在把畫布塗抹遮蓋後才能找到畫面的編碼方法。四、南太平洋島嶼的那些植物早就存在於上古了，當地土著也編織了相應的認知系統。但在近代建構的世界和歷史中，似乎只有經過西方的那些探險家、傳教士和博物學家們科學譜係的分類，才有了物種存在的意義。正如今天的當代藝術也是這樣的分類視野：只有進入當代藝術植物園的視線，被鑒定、冠名和陳列，才有體制中的價值意義，與這種分類暴力的對抗不是去佔領植物園，而是回到熱帶雨林，回到野生裏去。五、去秩序地創作被迫要面對複雜的對象，這也恰恰還原了現實的本來面目，就像物理上的測不準定律一樣，你無法獲得遞進而精確的意義和價值，甚至問題本身，只能保持一種虛焦的，有距離的，動態的觀看方式，野生雨林的小徑是交織的，變化的，生長的，無論觀察和行走都必須捨棄現成的地圖以及預設的目的。六、展覽現場就是這樣的堆積和呈現：大概四十到六十件作品，大小不一，主題繁雜，起點或材料都來自植物，每個作品都是結尾開放的半成品，準備佈置成一個無法傳統觀看或完整觀看的展示。在展覽前，思路和執行一定還在遊走，直到線索最終落實，形成事實，形成歷史。 聖誕快樂！ 石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