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共和國》創造過程 石青，謝謝來信。 一、關於交流好在我也是實踐出身，也不諳于理論間的週旋，你我算是同病相憐。對於你給自己定的規矩，我倒有一些補充。首先，我想，藝術家的理性可能和科學家的理性有所不同，我們不去置疑這兩種理性的品質，也不必避免情緒和敘事，但有一點，我們要關注的是其可交流性。這種交流性雖然可以在藝術作品中或隱或顯，但必須在我們的筆下達成，不然我們之間的交流所産生的文本便成了一種自戀。其次，你所指的實踐一線的認識，我一貫稱作實踐引領的藝術生産，實踐當先於理論總結，而非理論引發實踐。這個大概就是在中文中經常出現的“實驗藝術”的出處，儘管我不認同這種叫法。再次，你講到的個人經驗的公共化，並在政治的語境中鋪展，我不太明白，能不能再説説看。 二、關於作品其實，我在英國的教學重點之一就是視覺實踐中的方法論，因此，我對你的作品的出發點很有興趣。你講到的“不是一個方法，而是一套方法，確切的説是一套方法的組織”，正是“方法〔method〕"和“方法論〔methodology〕”的區別。也就是説，你企圖在你的視覺實踐的過程中能夠建立起自己的方法論，有策略地建立起一套思考、研究和實踐的方法。 “植物”大概僅僅是你的藉口，你的幌子，或者説你的切入點，你的比喻，而你的真正動機是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實踐是種種發生和發展的靈魂。值得商榷的是，我覺得我們可能姑且將“實踐和理論”作為一種對比關係，而不是“實踐和學術”，學術不等同理論，實踐也可以很學術。建立以實踐為基礎的創作系統，也是一種學術系統，但並不就此排斥理性的梳理與批評。“野生”的概念很有意思，一方面反對人為的管理，即概念的套用，另一方面，也似乎更加彰顯了一種天造地設的生長機制。前者是“人造”的，後者是“自然”的；前者是“假”的，後者是“真”的。至於“消解傾向”，或者按我的理解——“反風格化類型化”，努力剔除作品的“可歸納性”，還是回到了你對於當代藝術中理論強權的反叛，同時也説明瞭你對於實踐本身的依靠，以及對於實踐的創造力的信賴。你所説的“平行系統”，沒有看明白，能不能再説得透一點。 三、關於“關係” 對於“關係”這個概念的關注，你的角度似乎是有點大，不好深入透徹地探討，也難與其他藝術家形成不同的角度。首先，你所説的、或所困惑的所謂策展人美術館與藝術家之間的“關係”可能在其他的展覽和藝術實踐中早已發生，但是我想，我們現在的這種溝通方式本身正在努力打破這樣的陳規。我們都能互相認同藝術實踐和策展實踐的相對獨立性（不是絕對獨立），也能建立互有影響和補償的交流。所以你原來在展覽中可能面對的“關係”政治在此並不存在，或已然消解了。我不會去做命題作文的展覽，正如你所警惕的那樣，但是，也不會以展覽的名義蒐羅一些“當代藝術優秀作品”在一個大而空泛的標題下招搖過市。藝術家做作品和藝術家做展覽（不管是個展或群展）是不同的，後者是需要有一個語境，有一定的框架。我們不必將這樣的語境和框架看做是限制，因為我始終懷疑，排除任何框架的創造力其實是一種惰性。在現階段，我們能不能再繼續説説對於“關係”的認知，也許，你能將你的植物變成現實生活中一種活生生的具體“關係”的隱喻？再聊。 節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