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第二個星期二,我來瑞士參觀巴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上午10:45,距離世界上最重要的當代藝術博覽會開幕還有15分鐘。我站在展會大樓的黑色玻璃大廳裏,這裡看不到藝術家,也看不到學生。來參加博覽會的主要是收藏家,他們都是億萬或千萬富翁。他們手裏拿著VIP信用卡當門票,擠在博覽會的入口處。有許多人在仔細研究博覽會的佈局圖,以便在這個迷宮般的展覽館裏找到最快捷的路徑。過去,藝術品賣得不像現在這麼快,有些收藏家在博覽會開始之後一直閒逛,直到快關門的時候才開始淘貨。但現在不行了,也許到中午的時候,這裡的展品就會被搶購一空。 大家熱議的話題是藝術品市場的持續繁榮。一位身著薩維爾(Savile Row)西裝、腳穿黑色耐克鞋的老者疑惑地問道:“泡沫什麼時候會破啊?”他旁邊的朋友回答:“這誰知道呀。根據現在的情形確實很難預料。現在是文藝復興以來藝術最繁榮的時期。”這位老者皺起眉頭接著説:“不可能一直繁榮下去的。我覺得離泡沫破滅的時候不遠了。這段時間我一直在花錢,也不知道花了多少,今年大概已經花了200多萬美元。”那些在藝術品市場上大規模投資的人一般都不喜歡談什麼泡沫,只喜歡討論這個市場繼續走高的可能性。旁邊一個美國人説:“目前的經濟狀況並不是泡沫。100年前,沒有人有小汽車,現在一個人有兩三輛小汽車很正常。藝術品也一樣。”在博覽會開幕的前一天,有100多架私人飛機陸續降落在巴塞爾。一位胳膊上挎著鱷魚手包的女士對她的朋友表達了自己的憂慮:“我要是一個人坐飛機來,肯定很害怕。所以我搭別人的飛機過來,他們都是博物館的策展人。我很放心。” 博覽會入口處一道鍍鉻的十字轉門將焦急的人們擋在外面。門口有幾個女保安,穿著海軍軍裝式樣的制服,戴著貝雷帽,這裡好像入境邊防檢查站一樣。而實際上,瑞士巴塞爾機場的安檢比這裡松多了。我聽好幾個人説,就連參展商的狗要進入展會現場,都得配備帶有照片的證件。但是我問博覽會的一名工作人員時,他説這純屬胡説八道,博覽會絕對不讓帶狗進來。 瑞士人一般都很守規矩,而有些國家的人專門喜歡破壞規矩,在近些年的博覽會上都可以看到這種文化差異。有些收藏家和顧問想方設法提前進入會場,以便在別人還沒來得及看到展品的時候就去洗劫戰利品。在這次博覽會上,主辦方將巴黎藝術品交易商伊曼努爾·佩羅丁(Emmanuel Perrotin)拒之門外,因為他把自己的參展商通行證給了藝術顧問菲利普·斯哥特和佳士得老闆弗朗西斯·皮諾特。為了彌補佩羅丁的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斯哥特答應給他30萬美元的補償。
這次博覽會的安檢十分嚴格,我聽説只有一個人悄悄地提前進入了會場,這個人就是法國人斯哥特。據説好萊塢的一位化粧師把他喬裝打扮成一個禿頂老頭,然後他用運貨人的證件混進了會場。這也許是無中生有。後來我打他的手機證實此事,他説:“你好。對,我聽説了,也不知道是誰杜撰的,而且有人説看到我了,説得有模有樣的。這些人太有想像力、太可愛了!” 在博覽會正式開幕之前進入會場裏面轉一圈是一件讓人興奮的事。昨天會場布展時,我也進去溜達了一會兒。瑞士藝術品交易商的老式展臺和許多大板條箱子堆在一起,會場裏沒有見到主辦方的工作人員。一些畫廊的老闆正在精心調整他們參展藝術品擺放的位置以及光線的角度,還有一些費盡週折才進入這個國際頂級藝術品交易商盛會的畫廊老闆正在用手檢查畫框的邊緣有沒有灰塵。傑弗裏·坡來自洛杉磯的布盧姆·坡畫廊(Blum & Poe),今年再次來到巴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他説:“我都準備好了,明天肯定熱賣!”然後他又咕噥道:“他們從來不解釋清楚,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好像是在抱怨博覽會的招展委員會沒有給他安排一個理想的位置。 巴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號稱要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但是,由六名交易商組成的招展委員會不可避免地帶有偏見和個人喜好,他們手握生殺大權,決定誰能參展、誰不能來。他們一般偏向瑞士的畫廊,並傾向於歐洲當代藝術,有些人則把歐洲當代藝術視為“空洞的藝術”。招展委員會的一名委員説:“巴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對畫廊的聲譽有很大影響。如果某個畫廊沒有進來,人們會以為這家畫廊的地位比那些參展的畫廊地位低。如果一家畫廊今年參展了,而明年又沒進來,那它的生意就完了。” 傑弗裏·坡和蒂姆·布盧姆(Tim Blum)這對搭檔非常善於發現和扶持藝術家。布盧姆比較急躁,經常感情用事;坡是慢性子,即使到了火燒眉毛的時候也不著急。布盧姆棕色頭髮,中等身材;坡比較瘦弱,藍眼睛,黃頭髮,頭髮沒有光澤。儘管兩人外貌、性格迥異,但還是經常有人把他倆搞混。他倆扶持的一位藝術家以前管他們叫“黑白雙煞”,説他們如果不合作的話,任何一個人單幹都將一事無成,還説他們以前把畫廊佈置得不倫不類。布盧姆來自奧蘭治郡,是位天主教徒,像個大男孩。有一次我告訴他,他們的一個競爭對手批評他們的畫廊“過分講究,像一個花花公子似的打扮得太花哨了”。布盧姆聳聳肩説:“我覺得他是在誇我倆是真正的男子漢,雄性激素分泌旺盛,而且喝酒都是海量,哈哈哈。我們從來不裝,活得很真實。我們是典型的西海岸人性格。我們的成功擊垮了一些人,因為我們走的是自己想走的路。我們對藝術家很好,甘願為他們做牛做馬,我們相信他們。”
展廳內有一幅精美的油畫,這件作品名為《727—727》,由三塊畫布組成。布展的時候,布盧姆正在跟與他們合作的明星藝術家村上隆用日語交談。談笑風生之間,兩個人在討論這件作品的價格,英文數字不時地從連珠炮似的日語中蹦出來:“80萬”,“100萬”,“150萬”,“200萬”。畫面上是村上隆的自我卡通形象,在色彩斑斕的天空中騰雲駕霧、自由翱翔。村上隆早先有一部作品名為《727》,現收藏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這幅新創作的《727—727》畫面更加複雜,體現出更高的藝術造詣。這件作品對於村上隆來説“既是一個頂點,也是一個起點”。已經有好幾位藏家打算不看畫就出手,但是價格還沒確定。 傑弗裏·坡在洛杉磯西部長大,以前是搖滾樂隊“狂喜宿命”的主唱,後來開始經營畫廊。他説:“村上隆為這幅畫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有好幾個助手中途都退出了。”我説:“我聽説村上隆原來打算跟紐約大牌的畫廊——高古軒畫廊合作。”傑弗裏·坡坐下來,又示意我坐在旁邊的空位上,然後問我:“你聽誰説的?”在藝術界,流言蜚語不絕於耳,這是藝術品市場資訊的重要來源。 拜訪完布盧姆和傑弗裏·坡之後,我與塞繆爾·凱勒(Samuel Keller)一起參觀了其他展位。從2000年開始,凱勒一直是巴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的主席。凱勒今年40歲,很帥,為人精明,鬍子刮得乾乾淨淨,鞋擦得锃亮。他在巡視的時候,一會兒用法語表揚藝術品交易商,一會兒用義大利語開玩笑,一會兒又以平和、溫柔的語調用德語安慰一位憤怒的畫廊老闆,這位老闆抱怨她的展臺位置不好。我還確切地聽到凱勒用希伯來語説“你好”。許多瑞士人通曉好幾種語言,他們謙遜、保持中立、支援國際主義、追求卓越品質,所有這些特質在凱勒身上都能找到。這位掌門人還有一項本領,那就是會讓別人覺得他手中沒有多少權力。他雇用一批顧問幫他挑選哪些藝術家可以獲得“藝術宣言”的展位,年輕的藝術品交易商會把青年藝術家的個人展放到這種展位上,這種展位數量很少,令許多商人垂涎欲滴。他還聘請博物管策展人幫助挑選並佈置“藝術無限”的展位,把館藏作品安排到像巨大洞穴似的陳列室裏。此外,凱勒還有22名“大使”,負責在世界各地聯絡和溝通。由此看來,凱勒不像是在舉辦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藝術活動,更像是在召開一次國際峰會,用他自己的話説,這是在召開一次“聯合國大會”。毫無疑問,他的這些策略和做法大大提高了巴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的影響力,老牌的科隆國際藝術博覽會、芝加哥藝術博覽會和紐約的軍械庫國際藝術展已經淪為區域性或地方性的藝術活動。
巴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的舉辦場所是一座專門修建的建築,德國人把這座建築稱為“彌撒”。中世紀以來,“彌撒”一詞是指許多信徒參加的宗教儀式,現在泛指商品交易會。主樓從外面看像一個黑色的大玻璃盒,裏面是透明玻璃圍成的一個圓形庭院,庭院裏是圓形草坪,供人們休息。庭院周圍有300個展位,分佈在展館內的三層樓內。在這棟建築物裏,展品是最重要的,因此建築物的設計絕對不能喧賓奪主。天花板很高,高得讓人以為頭上就是天空了。參展商都盛讚墻壁的品質,説往墻上挂、靠多重的東西都沒問題。最重要的是,造價昂貴的人工照明效果很好,盛夏的陽光從外面照進來,與室內燈光渾然一體。 1970年的首屆巴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簡直就像一個跳蚤市場,許多人把畫往墻邊一靠或者往地上一鋪,藝術品交易商挑好後捲起畫布,夾在胳膊下就走了。如今的巴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條件太好了。凱勒用帶有瑞士口音的德語解釋道:“只要你注重藝術和品質,錢就會隨之而來……我們必須站在藝術家一邊。藝術家創作的是偉大的藝術品還是好賣的藝術品?對於畫廊來説,兩者沒有區別。我們的角色跟畫廊的老闆一樣。你覺得畫廊的老闆是一心追求利潤的商人,還是熱愛藝術的商人?” 上午10:55,離博覽會開幕還有五分鐘。唐·魯貝爾(Don Rubell)和梅拉·魯貝爾(Mera Rubell)夫婦帶著他們的兒子詹森(Jason)擠進人群。魯貝爾夫婦是來自邁阿密的收藏家,他們穿著跑鞋和寬鬆的休閒褲,褲子上有很多兜和裝飾繩,位置很不規則。他們活力四射、熱情高漲,好似兩個穿著時髦、準備去遠足的老人。其實他們很富有,但他們穿得十分低調,一點都不顯眼,甚至有人把他們描述成“民工”。他們看到門外聚集了這麼多焦急的買家,好像很高興。魯貝爾夫婦從1960年開始收藏藝術品。1989年,他們從唐的哥哥那裏繼承了一大筆財産。唐的哥哥史蒂夫·魯貝爾(Steve Rubell)是“54號工作室”的創建者之一,還是一家酒店的老闆。此後,他們就成了巴塞爾藝博會的常客,對展會開幕之前的緊張氣氛早已習以為常。唐説:“剛開始收藏的時候,我總是猶豫不決,不知道該如何選擇。但後來我總結出兩條經驗:第一,如果一個藝術家一心想創作出一部驚世駭俗的作品,那就不需要收藏他的作品;第二,收藏全憑個人眼光,別人是無法偷走你的眼光的。”
藝術界人士對“正確的”收藏理由有著苛刻的標準。大家都認可的收藏理由包括對藝術品的熱愛以及對藝術家的無私支援。幾乎所有人,包括藝術品交易商,都憎恨投機的人,有名望的收藏家更是厭惡那些不擇手段擠入上流社會的人。梅拉説:“有時候我都不好意思把自己歸入收藏家的行列。提起收藏家,人們想到的是有錢有勢有特權的那些人。”唐認真地聽著妻子的話,然後補充説:“收藏家一詞暗含的一層意思是沒有專業能力。在藝術界內的所有人中,收藏家的專業知識最淺薄,他們的工作就是開支票。”唐和梅拉都操著地道的布魯克林口音,他們的個頭相差30釐米。1964年兩人結婚以來,經常為此爭吵。梅拉繼續説:“收藏家這個名頭應該是爭來的。一個人不是一夜之間就成為藝術家的,同樣,一個人也不會一夜之間就成為收藏家。這需要畢生的努力。” 魯貝爾夫婦有一傢俬人博物館,館內有27個展廳,他們把家裏的藏品在博物館內迴圈展出。他們還有一個研究性的圖書館,館藏圖書三萬冊。梅拉説:“我們看書、看展覽、聽新聞、旅遊、買藝術品、談論藝術品,甚至睡覺都夢到藝術。我們把掙的每一分錢以及我們所有的資源都投在藝術上。”梅拉半握著拳頭,顯得有些激動:“但這並不是犧牲,這是真正的特權,與藝術為伴的特權。” 儘管魯貝爾夫婦的藏品包括20世紀60年代的作品,但他們更熱衷於“新興”藝術。20世紀80年代,人們開始覺得“前衛”這個詞聽起來不大舒服,於是用“先鋒”一詞委婉地替代。如今,隨著新興藝術的興起,對藝術品市場前景的預測取代了藝術先驅的實踐,藝術家們不需要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進行開創性的創作,而是要先看看市場對未來趨勢的預測,然後根據預測的走向開始創作。在這種背景下,個別藝術家隨便就可以顛覆歷史的定式。歷史上,一般需要有一大批藝術先鋒才能推動藝術的發展,如今,個別藝術家的個別作品似乎就可以改寫藝術史。魯貝爾夫婦最喜歡創造第一:他們喜歡成為第一個參觀某位藝術家工作室的收藏家,第一位購買其作品的收藏家,以及第一位展出其作品的收藏家。梅拉興致勃勃地説:“從青年藝術家身上可以看到絕對純粹的一面。如果你在他的第一次或第二次展覽上購買他的作品,那麼你就是在幫助他樹立信心、幫助他確立社會地位。這不僅僅是買一件作品那麼簡單,這實際上是在購買他的生命力,生命力是他不可或缺的東西。買下他的作品,相當於一種共同的承諾,這種承諾意義深遠。” 我問魯貝爾夫婦,在他們參觀展會、購買作品的時候,我可不可以一直跟著他們。梅拉驚恐萬分地説:“絕對不行!那相當於進入我們的臥室。”
上午11:00。各路收藏家衝進十字轉門,在不失體面的情況下以最快的速度通過安檢。我身後一位心急火燎的收藏家半開玩笑地説:“你擠得太文明瞭,能不能快點走?”對昂貴的名家佳作感興趣的收藏家迅速消失在一樓的各個角落,喜歡新興藝術的收藏家都搭電梯上了二樓。一會兒,我發現我被涌動的人流擠到了二樓芭芭拉·格拉德斯通(Barbara Gladstone)畫廊的展位前面,我站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這個展位的全景。一位收藏家曾經告訴我:“我在全國各地有幾個固定的藝術品購買點,格拉德斯通畫廊就是其中之一。”在巴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上,格拉德斯通畫廊的展位在靠近圓形庭院的前排,這個位置很顯眼,與其在藝術界的地位匹配。格拉德斯通畫廊于1980年開業,現在在競爭激烈的紐約藝術界已經坐上了頭把交椅。芭芭拉·格拉德斯通今天一身黑色,墨黑色的頭髮以及一身純黑色的普拉達套裝。誰也不會想到,這位如今叱吒風雲的女性以前只是長島的一個家庭主婦,在當地大學兼職教授藝術史。 格拉德斯通跟一對老夫婦低聲交談的時候,身體站得筆直,一隻手優雅地指著墻上的兩幅攝影作品。這兩幅是馬修·巴尼(Matthew Barney)“抑制繪畫”第九系列的作品,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他們旁邊有一位坐立不安的收藏家,焦急地等著格拉德斯通。格拉德斯通在展位內安排了四名接待人員,但他們很快就開始跟別人交談起來,而且看樣子談得很深入。格拉德斯通説:“開幕的頭一個小時可以説是讓人歡喜讓人憂。有些知名的收藏家先來到我們這裡,但他們只是打個招呼,不會談及實質性內容,這屬於場面上的事情,能營造一種和諧的氛圍。”在紐約的格拉德斯通畫廊裏,她喜歡跟別人詳細討論藝術家的作品,但是在這種展會上……她説:“我感覺我就像是阿姆斯特丹街頭的妓女,站在這裡一覽無餘地給人家看,一點隱私都沒有。” 格拉德斯通想在自己的展位上佈置幾件“鎮展之寶”。她解釋道:“我不希望這裡亂七八糟、沒有主題。問題是空間有限,要給每一件作品找到足夠的展示空間,這樣這些作品才能呼吸、才會説話。也就是説少挂些東西,要想想挂上去的這些東西有沒有聯繫,視線是否合適。”有些人認為一個好的展位應該能代表對藝術的態度或品味,能展現出畫廊的品牌形象。我説:“我不知道格拉德斯通畫廊的品牌形像是什麼。”格拉德斯通笑著辯解道:“我對藝術的品味源於概念主義。我了解概念主義。即使我喜歡油畫,我喜歡的也是概念派的作品。我喜歡那些有獨特視角和獨到眼力的藝術家,我希望每一位真正的藝術家都不會被埋沒。”
“你好,我是芭芭拉·格拉德斯通。”她走到一直在旁邊等著跟她説話的那個男人跟前,歪一下頭,報上自己的姓名,然後伸出手去。周圍還有很多人看到她後想過來跟她打招呼,她都巧妙地回避了。他們走到理查德·普林斯的一幅以粉紅色基調為主的作品面前,這幅作品畫的是一個男人,有人開玩笑地説畫面上的男人像剛從妓院走出來一樣。格拉德斯通介紹説:“這是理查德從20世紀70年代女性雜誌中提取素材,然後拼貼起來的第一件作品,創作手法跟他用作廢的支票粘出來的作品一樣。對於像我們這些喜歡理查德作品的人來説,這幅畫是他藝術生涯的一個里程碑,具有重要意義。” 格拉德斯通對我説:“銷售藝術品已經成為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現在很忙。因為我熱愛藝術,生命中不能缺少藝術,所以購買藝術品、擴大收藏規模,現在仍然是我的工作重點。”隨著藝術品市場的持續繁榮,區分真正的收藏家和藝術品投機商越來越困難,藝術品投機商指的是那些唯利是圖的收藏家,他們對藝術品的鑒賞能力只限于價格方面,此外,還指那些佯裝成收藏家的二級藝術品市場交易商。格拉德斯通實事求是地説:“收藏界的人我以前都認識。即使不是我的客戶,我也聽説過他們的名字。但是現在,新面孔層出不窮。” 在巴塞爾國際藝術博覽會上,幾乎看不到“強賣”的現象,但是的確存在“強買”的情況。有些收藏家會炫耀他們獨特的“買點”,説自己是某博物館館藏委員會的委員,收藏了許多著名的藝術品,經常把作品借給博物館展覽,還説自己經常花錢辦展覽、做目錄。格拉德斯通説:“要區分真正的收藏家,要麼憑經驗判斷,要麼打幾個電話證實一下。畢竟,藝術界是個小村落。” 這時,我看到了艾米·卡布拉佐,就是佳士得的那位高層管理人員。會場內交易商和收藏家正談得熱火朝天,而她卻像逛街一樣溜達。她説:“博覽會不像拍賣會那樣緊張。在這種博覽會上,就是站在喜歡的作品前面欣賞一下,然後再跟賣家聊聊。我發現這裡的人都比我著急,他們都想當場交易。”然後卡布拉佐眉開眼笑地説:“我剛才買了一幅畫!很漂亮!”她説她特別喜歡墨西哥藝術家加布裏埃爾·奧羅左科(Gabriel Orozco)的作品,她和她的閨中密友都收藏了好幾幅他的畫。卡布拉佐好像突然想到博覽會和拍賣會一樣都是競爭的場所,於是她説:“二樓的東西明顯比一樓的好,樓下的一些畫廊好像有些落伍,跟不上市場形勢,我看到了許多我們以前拍賣出去的作品。”卡布拉佐又咧嘴笑了笑,調皮地晃動著手指:“不管怎麼樣,我今天很高興!”這時她的黑莓手機響了,她衝我眨眨眼睛説:“不好意思,我要跟一個客戶談點事。”
與格拉德斯通的展位相隔兩個位置,又是一家巨星級的畫廊——倫敦維多利亞·米羅(Victoria Miro)畫廊。在倫敦,這家畫廊的展覽面積和辦公面積超過1 600平方米,而這裡的展位只有狹小的75平方米。畫廊總監格倫·斯科特·賴特(Glenn Scott Wright)是東南亞人和英國人的混血兒,英俊瀟灑。從他的口音很難聽出來他是哪人,一看就知道他經常滿世界地跑。斯科特·賴特是同性戀者,他很有男人味,甚至經常有異性戀的男性在他面前做出女人般忸怩的姿態。 米羅畫廊展位的墻上沒有價格標簽,而且斯科特·賴特甚至覺得潛在買家的詢價行為都是挑釁。有些人認為這種公然蔑視商業的態度不太正確。墻上有一幅克裏斯·奧菲利(Chris Ofili)的畫,尺寸不大,畫的是一位一本正經的黑人女性,但她的髮型,用畫家本人的話來説,是要“激發性慾”。一對年輕夫婦站在這幅畫的前面,斯科特·賴特對他們説:“泰特美術館收藏了這樣一些水彩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和洛杉磯當代藝術博物館都有他這個系列的作品。其實,現在許多博物館都開始收藏這種水彩畫了。”當然,這幅畫現在已經有人預訂了,不過還有餘地。他將身體靠近他們,悄悄地告訴他們價格。年輕的丈夫説:“我額外再給你20%。”斯科特·賴特的表情好像蒙受了奇恥大辱一樣。一般只有新入行的收藏家才會給出高於藝術交易商的報價。斯科特·賴特説:“對不起,請等一下。”然後急匆匆地走到旁邊幾位收藏家身邊,他們正在欣賞格雷森·佩裏(Grayson Perry)製作的一個洛可可式花瓶。如果畫廊的人對某位藝術家的作品很有信心,不怕賣不出去的話,他們一般不會一開始就賣給第一個有意向的買家,也不會不假思索地賣給出價最高的買家。他們會把有意向的買家都列出來,從中找出最有聲望、最有影響力的買主。這種做法是保護藝術家心理感受的一種基本方式。跟其他行業不同,其他行業的賣家不會在乎買家是誰,也不管他買回去之後會不會轉手。但在藝術界,藝術家的聲望由擁有其作品的人決定,有些收藏家可以鞏固藝術家的地位,有些收藏家則可能使藝術家身敗名裂。
斯科特·賴特定睛一看,原來是魯貝爾一家人。他們在展位裏轉了一圈,在別的作品前面都沒有停留。梅拉背著手、伸長脖子,唐抱著肩膀、俯下身子,詹森斜眼朝旁邊巡視了一遍,然後三個人擠到一起開始嘀咕。有一次梅拉告訴我:“你怎麼知道你看上一件作品了?你怎麼知道你想問價錢了?你怎麼知道你戀愛了?只要你聽聽自己的心跳就知道了。”唐進一步解釋道:“絕大多數藝術家我們都見過,因為你在買當代作品的時候,不能光憑作品本身來判斷,還要看看創作者本人。”梅拉補充説:“也有看到藝術家時覺得很後悔、看走眼的情況。本來看作品本身覺得不錯,但一見到作者,就開始懷疑自己原來的判斷了,認為自己嚴重失誤。”唐總結道:“我們要找的是能體現藝術家與藝術品完美結合的東西。”魯貝爾一家三口又看了看周圍,最後又商量了一下。之後,詹森走到斯科特·賴特面前,一隻手握住斯科特·賴特的手,另一隻手摟住他。這個動作看起來很奇怪,但對於魯貝爾一家人這樣的買主來説是很正常的。他們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們對哪件作品感興趣,怕招來別的買家抬高價格跟自己競爭。 維多利亞·米羅本人還沒有來。我聽一位藝術品交易商把她的缺席稱為“藝術行為”。米羅給人的感覺是態度冷漠,不好接近,她還很害羞,不願意跟陌生人説話。很難想像這種性格的人居然能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一家大型畫廊的門上。米羅説她不喜歡博覽會,所以總是晚來早走。跟其他許多藝術品交易商一樣,她認為自己的主要角色是選擇、扶持藝術家。對於畫廊來説,收藏家可以進進出出、來來往往,但與其合作並依靠其發展事業的藝術家必須保持穩定的狀態,這是畫廊成功的關鍵。在藝術界,博物館的作用舉足輕重,對於博物館來説,重要的是供給,而不是需求。因此,維護供給是最難的事情。 斯科特·賴特把巴塞爾博覽會的展位看做一種互動廣告,這筆廣告費夠在《藝術論壇》雜誌上買一年的整版平面廣告。在米羅畫廊展位中間的咖啡桌上,有一本特別厚的《藝術論壇》夏季合訂本,這是奈特·蘭德斯曼(Knight Landesman)剛才留下的,他是《藝術論壇》的三位發行人之一。蘭德斯曼身高不足170釐米,身穿一件嫩黃色的西裝,打一條黃白相間的領帶,站在人群裏十分顯眼。他所有的衣服都是香港的一個裁縫手工製作的,不是紅色和黃色,就是藏藍色或者格子圖案。藝術界所有人都認識蘭德斯曼,他在《藝術論壇》工作了將近30年,把廣告銷售當做行為藝術來看待。儘管他穿得十分張揚,説起話來卻很嚴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