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 文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審時度候為之。古人寄景于詩，其春曰：“每同沙草發，長共水雲連。”其夏曰：“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其秋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1〕然。”其冬曰：“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亦有冬不正令者，其詩曰：“雪慳天欠冷，年近日添長。”雖值冬似無寒意，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曉，夾雪雨天晴。”以二詩論畫，“欠冷”、“添長”、“易曉”、“夾雪”，摹之不獨于冬，推于三時，各隨其令。亦有半晴半陰者，如“片雲明月暗，斜日雨邊晴”。亦有似晴似陰者，“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予拈詩意以為畫意，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畫即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 《畫語錄》與《畫譜》對校 〔1〕“蒼”字，《畫譜》為“愴”。 譯•釋•評 19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Baudelaire 1821—1867）察覺德拉克洛瓦（Deleacroix 1798—1863）的畫中有詩，似乎是一個新發現，因在西方，詩與畫是不同的藝術領域。雨果（Hugo 1802—1885）也作畫，但絕不因此就將文學與繪畫的功能混淆起來。荊浩、關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寬都是傑出的畫家，但他們從未以詩人姿態出現。自蘇東坡等詩人涉足繪畫，並提出了“詩畫一家”的觀點，於是中國繪畫與詩結姻親成了風尚。這種姻親呵，多半同床異夢，甚至成了鎖鏈，束縛了彼此的手腳。當然我絕非反對畫本身的詩境及詩中昇華了的畫境（見拙作《賈島畫中詩》）。石濤是典型的文人畫家，詩、書、畫的修養均極高，但他繪畫上的造詣並非隸屬於詩，或只是詩的圖解，他作品中詩、書、畫的融會極其自然，相得益彰，屬於以三者共建的綜合藝術中的傑出典範。 這章的實質問題是談詩與畫的關係，石濤的觀點還是著眼于詩與畫的相通，並沒有著力剖析兩者的差異及不可相互替代的各自特性。他那時代，“畫中詩”或“詩中畫”雖尚未有精闢的科學分析，但詩與畫也還未氾濫成為彼此相欺蒙的災難。直至18世紀，德國的萊辛（Lessing 1729—1781）才對詩與畫作出科學的界限，他通過雕刻《拉奧孔》和詩歌《拉奧孔》的比較，明確前者屬空間構成，後者係時間節律。而我們詩畫之邦似乎無人肯作出這樣有些血淋淋的解剖。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鬚根據季節氣候處理。古人寄情于詩，如寫春，“每同沙草發，長共水雲連”；寫夏，“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寫秋，“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寫冬，“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無非是寓情于景的一般詩作。而石濤留意的卻是情景違背了時節的例子，如寫冬，“雪慳天欠冷，年近日添長”、“殘年日易曉，夾雪雨天晴”。——冬天少雪，欠冷，白天反而添長，天反而亮得早。石濤以這兩首詩論畫，更推而廣之，説不僅冬季，其餘三季也各有其時令變異。藝術家貴于有想像，構思新穎，出人意外，呈現給觀眾一個獨特、神異的伊甸園，這該是超現實主義的契機吧。中國古代詩人與超現實主義無緣邂逅，但也有人不肯人云亦云歌謳平庸，偏在精神世界中令年光倒流，其實與超現實主義已只一步之遙。石濤又類推到半晴半陰“片雲明月暗，斜日雨邊晴”，或似晴似陰“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予拈詩意以為畫意，未有景不隨時者”中“未有景不隨時者”句我反覆推敲，是僅僅指景與季節的一致呢，還是更包含了景與季節之神妙配合？既然他拈詩意以為畫意，並特別例舉了反季節的詩篇，並常擷取異地之景令寓于同一畫面，他的藝術天地不應局限于季節的一般規律。“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他喜多變，善於處理多變。吟咏品味，“可知畫即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根據其作品分析，他對畫與詩的融會著力於意境及禪境方面的溝通，而絕不影響到繪畫形象、形式中的獨立思考與發揮。今錄石濤論詩畫關係的題跋一則，更有助於理解他對待詩畫結合須渾然天成的觀點：“詩中畫性情中來者也，則畫不是可以擬張擬李而後作詩。畫中詩乃境趣時生者也，則詩不是生吞生剝而後成畫。真識相觸，如鏡寫影，初何容心。今人不免唐突詩畫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