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專家程毅中曾經用“奇人”來形容王世襄。他評價王世襄説：“他玩物而得志，格物而致知，努力加興趣，做成了許多絕學。這樣的人才是很難複製培養的。王老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發揚者，是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的守護人。”① 而王世襄的大半學術成就，都産生於被故宮開除後的人生低潮期。他被誣陷過，坐過牢，帶過右派帽子，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下，從一個衣食無憂的京城頑主轉而成為一無所有，且不被社會所承認的一介布衣，而這些，都沒能擋住他旺盛的生命力與執著的研究精神。或許，正如他在《自珍集》自序中所説： 大凡遭受極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尋短見，可能鋌而走險，罪名同為“自絕於人民”，故萬萬不可。我則與荃猷相濡以沫，共同決定堅守自珍。自珍者，更加嚴於律己，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僅此雖可獨善其身，卻無補於世，終將虛度此生。故更當平心靜氣，不亢不卑，對一己作客觀之剖析，以期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當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確之理解與承認。② 他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遭到那個時代不公正的批判，被命運無情地邊緣化，然而，他卻從未與自己鍾愛的生活有稍許分離。社會把他剝離成一種異類，他卻沒有在逆境中自怨自艾。他對政治風雲反應愚鈍，卻對傳統文化的保護情有獨鍾。他呼籲保全中國古典傢具、竹刻、葫蘆等傳統文化，並身體力行地投入到資料的調查和優秀傢具的保護工作之中去，並把這些研究成果轉變為一部部專著。在那個人人噤口的時代，王世襄經歷了無數的退稿、白眼甚至批判，卻依然執拗地堅持，一個人在燈下默默耕耘。沒有人能夠説得清，那些小小的器物中何以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或許，在這些常人看似不起眼的玩藝兒中，承載著王世襄對民族文化的無比摯愛，對未來生活的堅定信心。最終，許多斷裂的傳統經由王世襄之手銜接、復活了，他收藏的鴿哨、竹刻、葫蘆像藤蔓一樣爬滿芳嘉園的每個角落，這些有趣的器物，在王世襄的心血澆灌和不懈耕耘下，終將盛開為中國文化版圖大花園中一朵朵瑰麗的奇葩。王世襄先生辛勤耕耘所取得的這些豐碩成果，得到學界的一致讚揚，他的好友、著名學者啟功先生在王世襄《説葫蘆》一書序中寫道： 他注解過唯一的一部講漆工的書《髹飾錄》。我們知道，注藝術書注詞句易，注藝術難。王先生這部《髹飾錄解説》不但開闢了藝術書注解的先河，同時也是許多古書注解所不能及 的…… 但我要鄭重地告訴讀者：王世襄先生所著的哪怕是薄薄的一本小冊子，內容講的哪怕是區區一種小玩具，他所傾注的心血精力，都不減于對《髹飾錄》的注解。① 著名文物學家、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朱家溍先生與王世襄是總角之交，友好終生，在文博界有伯牙子期之譽。朱家溍生前曾屢次撰文向世人介紹王世襄，拳拳之情可謂“逢人無不説項斯”。朱先生由衷地讚美王世襄的勤懇和學識： 不言而喻，暢庵的玩物喪志和古籍整理有因和果的關係。如果當年他玩的不投入，不執著，老來也就不可能把蟋蟀譜、鴿書整理好。他有一句名言：“一個人如連玩都玩不好，還可能把工作幹好嗎？！”暢庵確實會玩，又能用玩的精神專心致志、一絲不茍整理古籍，因而他幹出來的成果被人稱為“絕活”。② 國家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著名書畫鑒定家傅熹年③先生也極其推崇和敬佩王世襄先生，在他的文中處處流露出對先生的景仰。他在《文物學家王世襄先生的學術貢獻》一文中寫道：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王世襄先生是我國的文物學家和文物收藏家，他畢生從事文物研究工作，退休前為國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研究員，現雖年屆九旬而筆耕不輟，著述等身。在長期的文物研究工作中獨樹一幟，另辟蹊徑，開拓了很多當時尚無人注意的專門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果，為文物研究工作做出了獨特的、多方面的重要貢獻。 王世襄先生研究範圍廣博，除對那些已近於文物中“顯學”的書畫、雕塑、金石、建築諸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和豐富的撰述外，尤致力於那些當時尚較少有人注意的領域，包括傢具、樂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則例等具有一定工藝性質的文物乃至介於文物與民俗之間的種種器物，如豢養鴿、鷹、犬、蟋蟀等的專用工具等，都有琳瑯美富的收藏和深入系統的研究，撰成多部專著，填補了這些方面的空白，在文物學家中獨樹一幟。① 沿著王世襄開啟的明式傢具研究的課題方向，近年來一批中青年明式傢具研究專家不斷成長壯大。如上海博物館的王正書，著有《明清傢具鑒定》一書，在繼承王世襄明式傢具研究的基礎上，又結合近年來的考古發掘成果，在對明清傢具斷代的課題研究上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胡德生則以研究宮廷傢具而為世人所熟知。 近年來，在古典傢具材質的研究上，青年學者周默則取得了不俗的成果。1983年，周默大學畢業後曾長期供職于國家林業部，從事珍貴木材的進出口工作，多次深入印度、尼泊爾及東南亞、南太平洋島國的原始森林區，實地考察木材材質，取得了大量珍貴的一手材料，後又專心於中國古典傢具所用木材的歷史與文化研究，由他所著的《木鑒—— 中國古典傢具用材鑒賞》《紫檀》《黃花梨》等專著得到學術界和硬木傢具界的一致讚賞和肯定。2009年12 月的一個午後，也就是王世襄先生去世不久，我與周默先生關於王先生的學術和成就有一次長談。作為業界後學，周默對王世襄先生一生的學術成就做了一番概括評價，謹錄如下： 王世襄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文物專家、民族文化的傳承者，他在文物研究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超越常人的成就。我作為從事古典傢具用材的研究者，對王世襄先生的認識主要是從他對明式傢具的研究這一方面展開的。王世襄先生的學術著作《明式傢具研究》和《明式傢具珍賞》出版後，在古典傢具收藏界和學術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尤其是《明式傢具研究》這本書，它是我們中國人第一本研究古典傢具的專著，在這之前有關中國古典傢具研究的著述基本上都是由德國人和美國人完成的。王世襄先生擁有良好的國學基礎，他從小又接受了正規的英語教育，大學時期在燕京大學更是經歷了嚴格的學術鍛鍊。參加故宮的工作後，又被馬衡院長公派到美國，考察西方的博物館，開闊了視野，學習到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博物館管理方法，在知識面上，王先生是真正的學貫中西。他對明式傢具的研究已超越了以前僅以個案為主題對象的研究方法，從古典傢具的榫卯、紋飾、材料、結構美學入手，總結了明式傢具製造的一般方法，從而建立了明式傢具的審美體系，又規範了傢具製作中的專業術語，這對古典傢具的製作和研究的意義都非常重要。可以説在明式傢具研究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學科的建設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直到現在，所有研究古典傢具的著述都建立在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傢具的研究方法之上。 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傢具研究》和《明式傢具珍賞》的出版發行，激活了一個行業，那就是古典傢具製造業。許多古典傢具製造廠家在這兩部書的影響下，逐漸恢復和發展了古典傢具的製作水準，對弘揚傳統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所以説沒有王世襄先生，就沒有今天古典傢具業的繁榮。另外，就我了解，王世襄先生還是一個對學術非常嚴謹的人，對於中國古典傢具的用材研究，王世襄先生多次聲明在植物學上自己並不擅長，所以對於一些新的進口材料缺乏了解，到了晚年他多次聲明自己落後了，不再寫有關傢具方面的文章，也不再給人做傢具方面的鑒定。敢於承認自己的落後，這種博大的胸懷和謙虛的態度只有真正的大師才具有啊。有些木材商人，就利用王世襄先生在木材研究的模糊性方面大肆做文章，以次木充良材來欺世盜利，這些人和王先生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別啊！ 中國人不是講究蓋棺定論嗎？我作為古典傢具用材的研究者可以肯定地説，王世襄先生歷史性地總結了明式傢具的藝術特徵及製造方法，他是明式傢具研究界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甚至可以説空前絕後！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了培養王世襄那樣學貫中西的土壤，也沒有人擁有他那樣的國學基礎和對生活最廣泛的熱愛，所以不大可能再有人超越他了。 王世襄先生去世了，也就是説明式傢具研究的一棵大樹倒了，那麼我們這些後學在惋惜哀傷之餘又應該做些什麼呢？！我覺得我們學術界和傢具界都要沉下心來，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