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關方面能夠妥善處理王世襄被誣告關押的事情，如果王世襄不被故宮博物院除名，那麼他也許會在1958 年的“反右”運動中躲過一劫。被故宮除名後的王世襄在家鬱鬱賦閒一年後，于1953 年開始在民族音樂研究所工作，王世襄的妻子袁荃猷當時也在民族音樂研究所供職。荃猷，畢業于燕京大學教育係，14歲師從汪孟舒學習古琴，後又經古琴國手管平湖先生親授，琴藝精良，做音樂研究可謂得心應手。但是王世襄一直在做文物方面的研究，現在卻讓他去音樂研究所工作，真有點勉為其難。 不過，王世襄是肯于鑽研的人。在民族音樂研究所工作後，王世襄認真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他擔任有關音樂史方面的研究，也參與設計佈置中國古代音樂史陳列室。此外，還編纂了《中國古代音樂書目》，撰寫古琴曲《廣陵散》説明，寫了《信陽楚墓出土樂器調查》等諸多在音樂界頗有影響力的論文。 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外，王世襄的業餘時間都用在撰寫《髹飾錄解説》這本書上。王世襄認為一生中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有兩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後為祖國收回幾千件國寶，第二件事情是文物研究著作《髹飾錄解説》的編寫。 王世襄與《髹飾錄解説》的緣分，還要追溯到朱啟鈐先生那裏。《髹飾錄解説》就是對《髹飾錄》這本書的解釋、注解。《髹飾錄》是中國古代漆工撰寫的關於漆器工藝的文章。中國是發明漆器的國家，有幾千年製造漆器的光輝歷史。成千上萬的歷代能工巧匠，留下數以萬計的精美漆器作品，但數千年製造漆器的寶貴經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靠口傳身授，師徒相傳，直到五代十國階段，才有朱遵度加以總結，寫成《漆經》，可惜這本書早已在政權更疊的兵燹戰火中失傳。到了明代，漆工藝再次進入高峰時期。在這樣的環境下，一部漆工藝經典著作——《髹飾錄》誕生了。這是中國漆工藝史上的重大事件。 後來，《髹飾錄》幾經輾轉，在中國逐漸消失了蹤影。直到民國初期，中國營造學社的發起人朱啟鈐在日本發現了《髹飾錄》的手抄孤本，後來費盡週折，終將《髹飾錄》的手抄本的複印本帶回國，並於1927 年付印了200 本，朱啟鈐先生為中國民族的文化傳承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5 年，王世襄在中國營造學社工作期間，朱啟鈐曾經向他提起過《髹飾錄》這本書，並囑咐王世襄關注它。當時王世襄忙著追討流失海外的文物，對這本書並未留意。1949 年8 月，王世襄從美國博物館參觀回來之後，去拜訪朱啟鈐先生，朱啟鈐將《髹飾錄》一書親自交給王世襄，並鄭重地囑咐王世襄説:“你現在回到故宮工作是個有利條件，應該下些工夫註釋此書。” 自此，懷著對朱啟鈐先生的知遇之恩和對祖國傳統文化的無比熱愛之情，王世襄開始了撰寫《髹飾錄解説》的艱辛歷程。《髹飾錄》分為乾、坤兩集，共18 個章節，在乾集裏講的是原料、工具、操作禁忌等，在坤集裏講的是漆器的品種分類以及製造方法。《髹飾錄》在中國漆藝史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但令人遺憾的是，它是寫給漆業工匠看的，內容多是一些漆業專門術語和行話，而且作者又把一般的漆藝技術上升到哲學的高度，引經據典，甚至把“陰陽”“五行”學説也引入其中，使其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這樣一部晦澀難懂的書，如果沒有漆藝專家對它進行認真深入的研究，進行解説和釋文，即便是漆藝工作者恐怕也難以完全讀懂它，這對於了解我國古代漆器技術的發展是個極大的障礙。
王世襄自拿到《髹飾錄》這本書後，便開始了艱辛的寫作歷程。説艱辛，一點也不為過。書中名詞術語非常多，求解其義需要從索引入手，即把書中出現的專業術語一一摘錄出來，借知其出現的次數，對每一次的出現，先聯繫其上下文體會其意，再結合其他各次的出現作綜合的探索研究。而且，《髹飾錄》中的漆器名稱，往往與一般文獻的和流行于古玩業之口的 不同。想知道該書所講的究竟是哪一種漆器，只有一方面記住書中對各種漆器花色形態、製作方法的描述，另一方面隨時與見到的漆器對照印證，用“對號入座”的方法來逐步求得解決。 為了能夠準確地注解《髹飾錄》，王世襄在20 世紀50 年代初遍訪北京匠師，與當年的少年玩家一樣，為了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他與這一行業內的精通人士進行深入的交流。在北京城，他拜技藝最精、所知最廣、樂於教人的多寶臣①為師。當時多寶臣先生已經年逾古稀，王世襄謙虛地向他施以弟子禮，經常去他家請求講述各種做法並操作示範，王世襄一邊在旁打下手，一邊隨時作記錄。多寶臣師傅擅長彩繪、描金、雕填、堆漆等各種技法，王世襄跟隨他學習到很多漆藝方面的知識。 初到故宮博物院時，王世襄在開展編目、陳列、開闢庫房等基礎工作的間隙還可以抽空近距離觀摩一些漆器精品，但是，政治運動很快衝擊了這一近水樓臺的優勢。王世襄歷經嚴刑逼供、牢獄之災之後黯然離開故宮。故宮內深藏的那些漆器精品也離他的視線愈來愈遠。 意志力不堅強的人或許遇到這種情況便會放棄，但是王世襄並不。或許是自小在玩中養成的深入鑽研的習慣，或許是被開除故宮後胸中憋悶的一股幹勁，不管是什麼原因，在離開故宮供職於民族音樂研究所時，王世襄除了出色完成本職工作外，將業餘時間全部交給了《髹飾錄解説》這本書。當時政治環境緊張，像王世襄這樣被故宮開除的問題人員，已經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在京城隨意採訪了，王世襄唯有埋首書齋，在浩如煙海的書籍資料中尋找有關漆藝方面的知識。 王世襄將《髹飾錄解説》看做是自己人生中的重大轉折。再不能為他所深愛的故宮文物做研究工作了，這種終身的相許就開始轉向中國文化，他需要在精神上尋找到一個寄託，《髹飾錄解説》便成了他釋放自己文化情懷的寄託。 王世襄原本以為日子會這樣平淡地走下去，卻不料很快第二波政治運動再次以勢如破竹的方式席捲而來。1957 年，“反右”運動開始，當時鼓勵大家大鳴大放，有什麼意見委屈都提出來，政治嗅覺遲鈍的王世襄全然沒有嗅到這股風潮背後的目的，於是站出來訴説自己幾年前在“三反”運動中遭遇到的不公待遇，希望能得到組織的“平反昭雪”。一番慷慨陳詞之後，王世襄沒有換來所謂的説法，卻得到了一頂“右派”的大帽子。這使王世襄的處境更加艱難。 還有一件事情頗能説明王世襄對政治的漠不關心。在“反右”前夕，京城大有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這時，王世襄結識了黃苗子、鬱風夫婦，並將他們請到自己的芳嘉園居住。 而與王世襄同樣身處窘境、滿腹委屈的朱家溍，在大鳴大放中選擇了沉默，安然度過一劫。 當時被戴帽的右派分子很多，被戴帽的人自覺低人一等，儘管有的人允許參加工作，但是單位的集體活動卻是不能參與的。而且，右派分子的活動都受到相關部門的監視，當時的生活可謂壓力重重。即便是這樣，王世襄依舊沒有放棄撰寫《髹飾錄解説》，他白天工作，做思想彙報，晚上回到家就拉上窗簾，圍好燈罩，像賊似的，閉門寫作，生怕被發現扣上“白專道路”帽子，挨批判。 在膽戰心驚、謹小慎微之中，王世襄在1958 年將他的《髹飾錄解説》完成了，但是當時的政治環境卻不允許出版。王世襄並不氣餒，他自己花錢刻蠟版，油印了二百份，瓷青紙書衣，宣紙書籤，線裝成冊，簡樸大方。這是他在李莊編寫《中國營造學社彙刊》時積累的經驗。書油印出來後，王世襄分送給各大圖書館、藝術院校、工藝美術工廠和研究所作為漆工藝的參考書，封面上只印了自己的號“王暢庵”，王世襄的名字都沒敢用。直到1983 年，這本《髹飾錄解説》才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刊印出來，書的封面堂堂正正地印上王世襄的大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