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王世襄再次受到衝擊，他的學術道路也逐漸被邊緣化。文物的大雅之堂對他緊閉，但是他卻在生活中發現了諸多偏門中的學問，並填補了多個研究領域的空白。 除卻《髹飾錄解説》的寫作和對明清傢具的研究，王世襄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油印刊出了《畫學彙編》《清代匠作則例彙編》《雕刻集影》等。這些書籍的出版都是他一個人刻蠟紙、油印、整理成冊的。付出的艱辛可想而知。 史部政書類中收有各種各樣的“則例”，其中和建築、工藝有關的，統稱為“匠作則例”，多歸入該類的考工部。“則”就是法則、準則或規則，“例”就是先例、成例或定例。而“匠作則例”就是把已完成的建築和已製成的器物，開列其整體或部件的名稱規格，包括製作要求、尺寸大小、限用工時、耗料數量以及重量、運費等，使它成為有案可查、有章可循的規則和定例。王世襄的《清代匠作則例彙編》這本書就是在長期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基礎上收集整理的一部珍貴文獻。 在中國營造學社時，王世襄開始關注中國古建築，在新中國成立後走街串巷的收藏中，他蒐集清代匠作則例的手抄及少數官刊本，找出佛像和門神的工匠製作法式，作了整理介紹。這本書記錄了古代雕塑和繪畫的傳統技法、工料等諸多資料，成為研究中國古建築的一個很好補充。有人説，故宮開除王世襄，是王世襄的大不幸，也是王世襄的大幸，更是中國文化的大幸。幸與不幸，個中滋味，唯有王世襄自知。 但有一點不可否認，正是由於王世襄的癡迷鑽研，也正是由於王世襄兒時的貪玩成性，這兩者的結合，成就了王世襄後來在偏門中的絕學。如果王世襄沒有被故宮除名，那麼世界上會多一個著名的故宮文博大家，可能就少了一位能集各種民俗學問于一身的大學者。 也有人會説，沒有王世襄，難道就沒有其他的人為這些民俗、民間文化代言嗎？還真很難説。試問，誰能像王世襄少年時期玩蛐蛐那般癡迷？誰能像王世襄青年時種葫蘆那般投入？還有誰，會注意在民間收集養狗放鷹的秘訣？還有誰，能從兒時一直迷戀天空中的鴿哨一直到老也癡心不改？ 這些，唯有王世襄，唯有王世襄能在少年時期玩得癡迷成性，中年階段鑽研成癡，才能為我們後世留下諸多寶貴的文化遺産。細細算下來，經過王世襄之手得以正名的中國器物、傳統工藝不可勝計，明清傢具、火繪葫蘆、竹刻、漆器、鴿鈴，乃至馴鷹、養狗、放鴿、養蟈蟈、鬥蛐蛐，這些曾被認為偏門的民俗與藝術，都借由王世襄的系統整理分析，得以昇堂入室，成為當代“顯學”。它們不僅填補了學術界的空白，更保持了傳統民俗工藝的延續，甚至救活了包括明清傢具製作在內的諸多産業。總是在收藏與研究中看似“劍走偏鋒”的王世襄，卻屢屢妙手回春，成為學界獨一無二的權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