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了，王世襄與很多文化人一樣，懷著滿腔的熱情參與到新中國的建設中來。他想在故宮博物院這座宏偉的文化宮殿中，探索出一條康莊學術大路。1949 年8 月回到中國的王世襄很快被故宮博物院任命為古物館科長及陳列部主任。 由於王世襄曾經在民國政府擔任過職務，因此，他成為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中的一員。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是新中國政權針對國民黨政府留用人員的思想改造而臨時成立的一所學校。同時期還有許多文化名人在這所大學學習，如著名作家沈從文、文物專家史樹青①等。王世襄與史樹青認識有年，共同的對傳統文化和文物收藏的喜愛，使二人結為了一生的摯友。兩人在華北大學學習期間，還曾因共同為國家發現了一個珍貴的宣德青花大盤而為文博界傳誦。那是1951 年的“五一”勞動節，革命大學的所有學員要在西直門外集合，然後再到天安門開會。史樹青一早就到了西直門外大街，由於時間較早，他便到一個早點攤去吃早點。這個攤上盛涼粉的器皿是一個青花大盤，史樹青仔細審定，此盤直徑約四十釐米，當為明代宣德青花實物，他又記起曾在王世襄家見到過類似的器型。②這時王世襄也到了，他們一致認定此青花盤不是偽物，於是二人共同出資舊幣五萬元整（合新幣五元）買下。後經鑒定，此盤果然是明宣德青花珍品，經兩人協商，將這件瓷器共同捐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從此故宮景人榜上同時鐫刻上王世襄、史樹青二位先生的大名，這件事也成為兩個文博大家學識淵博和一生友好的見證。 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王世襄學習了一年，這一年中，他對執政黨以及社會主義等理論都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學習結束後，他又回到故宮博物院，繼續擔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及陳列部主任等職務。
王世襄與故宮博物院 新舊社會的更疊遠遠沒有身邊的文物更能引起王世襄的注意，王世襄曾經無數次地表示，自己對政治一點也不敏感。是的，在北洋政府、民國政府等不同政權的走馬燈似的更疊中，王世襄的生活似乎並沒有受到多少影響，他只是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少年時，有鴿子、蛐蛐的相陪，青年時，有自己喜愛的文物事業為伴。在日軍侵華戰爭中，他也能夠在祖國西南的文化重鎮李莊偏安一隅做研究。如今，新中國成立了，一切事物以嶄新的面貌出現，他有更大的信心和更多熱情將自己的畢生精力都獻給故宮博物院。 但是，不關心政治的王世襄卻躲不過政治的風浪。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運動中，王世襄遭遇了人生中第一個重大的政治挫折。 “三反”“五反”運動是1951 年底到1952 年10 月，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産、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的統稱。 客觀地説，新中國成立伊始，發動的這場“三反”“五反”運動對於幹部隊伍的整頓與清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也提高了共産黨執政能力，為新中國的基礎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在這場運動中，也有很多無辜受牽連者。這場運動來勢太過迅猛，採取的鬥爭手段有時又過於極端，因此也造成了一些冤假錯案。王世襄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歷史有時顯示出殘酷的滑稽。抗戰勝利後作為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的王世襄為追回大量國寶付出了艱苦的努力，諸多海外流失文物得以回國，理應是王世襄一輩子引以為傲的事情。卻不料這些經歷成為新中國成立後“三反”運動中被重點清查的對象。而其“理論依據”則是：“國民黨接收大員沒有不貪污的。” 1951 年，王世襄正在廣西南寧附近參加土改運動，當時在一起的都是一些知識分子，王世襄所在的土改工作隊隊長是田漢。“三反”運動一開始，王世襄就與其他故宮工作人員一道被緊急召回北京。火車到站後，卻不能回家，有專用卡車送大家去故宮暫住。第二天，所有故宮博物院的人分別被送到東嶽廟、白雲觀兩處學習。 王世襄被送往東嶽廟，名義上是“學習”，實際上則是逼供。當時的工作隊糾集了一幫年輕氣盛的小夥子，組成了“三反”工作隊，又被稱為“打虎英雄”。他們用自以為是的方法來審訊王世襄，在這些年輕人眼中，國民黨都是貪污腐敗分子，王世襄也一定在所難免。
而且王世襄官宦世家出身，又在國民黨政權時代教育部的清損會工作，加之他曾經收回大量流失海外的文物，並且又接受美國財團獎學金出國考察一年等等，其中每一個單獨的原因都可能成為審訊人的藉口，更何況這麼多疑點都聚集在王世襄一個人身上。於是，曾經名滿京城的頑主，現在淪為眾多“打虎英雄”的階下囚。王世襄成為審查對象中的重中之重。 對於這一重要可疑分子，當時的“三反”工作組成員自然特殊對待。在這些“打虎英雄”眼中，犯罪情節較輕的可以群居一處，但是對於王世襄這樣“罪大惡極”的分子，給予單間待遇——單獨囚禁一室。 “三反”“五反”運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形式上也自然隆重而熱烈，各個地區的相關部門都有“分配”的“打虎”任務，為了實現既定目標，各個地區、部門都有自己的方式方法。普遍的方式每次都是先進行“反右傾”的思想教育，組織專業“打虎”隊，確定“打虎”的目標和任務，制定“打虎”的策略和方法。戰役結束時召開全市性反貪污大會，集中宣佈一批貪污分子的處理決定，以擴大影響和增強對貪污分子的威懾力。 為了儘早完成“三反”運動，為了達成“打虎”的既定數量目標，“打虎英雄”採取了各種手法。 首先是針對“鬥爭對象”周圍的人開展內部瓦解。各地“打虎隊”不僅動員被懷疑的“老虎”周圍的一切熟人、朋友，甚至鼓勵他們的親戚甚至父母、妻子和兒女，對被懷疑的“老虎”施加壓力或直接揭發。 其次是利用“老虎”之間的矛盾實行“以虎攻虎”的策略，當時亦被稱為“狗咬狗”戰術。“三反”運動中，往往把“鬥爭對象”放在一起開會，讓他們相互揭發檢舉，結果很快“鬥爭對象”們就會互相“咬”打起來，因為只有拼命檢舉揭發別人才能減輕自己的罪過。所以，很多人都想“拉別人下水”來救自己。 如果把上述兩種手法稱之為軟手段，那麼“打虎”運動中更重要的一個手法就是硬手段，即所謂的“逼供信”。“逼”就是嚴刑逼供，“供”是迷信供詞，而“信”指堅信不疑。在“三反”運動中，由於上級的巨大壓力，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既定的“打虎”指標，就必然要採用“逼供信”的手法。一些單位的“打虎”隊，採取“車輪”戰術，對貪污或懷疑對象，施以罰站、罰跪、刮鼻子、戴手銬等侮辱性的刑罰更是家常便飯。 王世襄作為重要的清算對象，一來到東嶽廟，便遭遇到“逼供信”這樣的硬手段對待。十幾個“打虎英雄”輪番上陣，對王世襄又是恐嚇，又是拍桌子，勒令王世襄交代問題。王世襄實在沒有問題可以交代，“打虎英雄”們便採取夜以繼日、輪班逼供的方式，搞“疲勞轟炸”戰術。 很多人在這樣嚴酷的鬥爭環境下，開始屈打成招。其中，有一個是王世襄比較熟悉的同事李連鏜。李連鏜工資有限，但卻喜歡收集一些小東西，於是，一些荷包、煙囊、扇套等不登大雅之堂，只在街頭地攤中才可以尋覓到的小物件成為李連鏜的收藏目標，王世襄曾經看到他在街頭買過一些。
在“打虎英雄”們的恐嚇威逼下，李連鏜承受不住了，只得將自己平日裏攢錢買下來收藏的小物件送呈工作隊，並聲稱這是從故宮偷來的。於是李連鏜成為了“模範”，並受到了工作隊的表揚，工作隊號召大家向李連鏜學習，及早交代自己的問題。 王世襄生性耿直，又深信毛主席的教導，堅持“實事求是”，他認為，李連鏜的東西是自己買的，不是偷的，如果硬要説是偷的，這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而且，王世襄認為，“三反”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容不得半點弄虛作假。如果有假盜賊承認犯罪，那豈不是有真盜寶犯逍遙法外？ 於是天真的王世襄跑到工作隊，特別説明此事。誰料，這下捅了馬蜂窩，工作隊剛剛樹立起來的一個典型豈能容王世襄在這裡胡言亂語？第二天，工作隊停止一切活動，特別為王世襄召開了一次大會，在東嶽廟大殿前神道正中央擺了一個桌子，設為宣判者席位。“打虎隊員”們命令王世襄跪在神道正中央的磚地上，兩旁士兵持槍排列。工作隊領導上臺宣讀對王 世襄的判決，認為王世襄罪大惡極，不僅自己不交代，而且還破壞別人交代，罪不容誅。當時東嶽廟內站滿了圍觀的人，在“打虎英雄”的帶領下，上千人喊著“打倒王世襄”的口號。 曾經的世家弟子，北京城內赫赫有名的頑主，一向只和有趣的事物打交道的王世襄，從來沒有見他過這種場面，也從未受過如此大的侮辱。他跪在地上，心中五味雜陳。 旋即，他又聽到了工作隊對他的宣判，王世襄被告知，他罪大惡極，已經上報上級，一經批示，便立即執行槍決。王世襄不了解國家刑法，以為很快末日降臨，心中一度涌起了自殺的念頭，認為與其讓別人槍斃，不如自己上吊自殺結束的痛快。心念俱灰的王世襄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熱情投奔的祖國會如此對待他。 經過一夜輾轉反側，王世襄想通了，不能自殺，絕對不能自殺，一旦真的死了，便會落下一個畏罪自殺的罪名，而自己，卻是一件虧心事也沒有做。若是僅僅因為如實反映情況便被判死罪，那豈不是蒙受了不白之冤，而自己去世後，誰又會為自己清洗罪名？因此，自殺萬萬使不得，一定要堅強地活下去。 王世襄始終相信，堅持實事求是、光明磊落是永遠顛撲不破的真理。因此，他對自己説：不論我受何種衝擊，甚至是無中生有的污衊，我堅決要求自己堅強、堅強、再堅強，只要活得長，一定能笑到最後。① 正是這一夜輾轉悟出來的道理，讓他在此後大大小小的歷次運動中，不管遭遇多麼大的委屈和侮辱，總能夠有足夠的勇氣，樂觀活下去。
“三反”工作隊倡狂叫囂的死亡判決書一直沒有下來，王世襄就在東嶽廟繼續備受煎熬。在那些“打虎英雄”的眼中，王世襄沒有貪污罪行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在短短幾年間，從國外運回來七批文物，多次往返平津地區，還從東京運回善本書。這些原本是王世襄人生履歷中最為光輝的篇章，在這些“三反”工作隊的眼中，演變為回回有油水撈、次次有好處拿的貪污行徑。王世襄百口莫辯，當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説不清”了。 在《我在三反運動中的遭遇》一文中，王世襄感慨道： 有時也曾想過，我對故宮事業如此熱愛，愛到以身相許，全心全意做好工作，是有多種原因的，但一般人不可能理解，而需要向他解釋。諸如我熱愛文物、藝術，願把故宮這世界寶庫建成世界第一流博物院，這是偉大的事業……② 而王世襄當時的處境是，即便是苦口婆心地向他們解釋他對故宮博物院的熱愛，也抵不過那些工作人員先入為主的臆測。在這些工作隊人員的眼中，王世襄是一個大貪污犯，而且是一個口風很嚴的貪污犯。於是，他們拿出自己的整人絕招，一天接一天地對王世襄進行殘酷轟炸。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想以王世襄為突破口，揪出更大的“老虎”馬衡。 當時故宮博物院的很多人都受到衝擊，首當其衝者當屬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馬衡與故宮博物院可謂淵源深厚。馬衡(1881-1955), 浙江鄞縣一個世家子弟，幼承家學淵源，再加之自己刻苦好學，年紀輕輕就被章太炎、吳稚暉等人推許為“金石大家”，曾經擔任過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長，在金石篆刻方面頗有造詣。1920 年來北京，被聘為北大國學門導師。 馬衡與故宮結緣始於1924 年溥儀出宮那日。驅逐溥儀出宮的鹿鐘麟等人叫了一批專家到現場，審查末代皇帝帶出宮的文物，馬衡也在專家之列。馬衡對那些價值連城的服飾器物全部放行，但是碑拓被他留下來不少。 同一年，馬衡作為“清室善後委員會”成員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擔任古器物館副館長1933 年，馬衡開始擔任故宮博物院代院長，第二年正式成為院長。這一時期，他做了大量科學工作保護文物。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馬衡意識到北京不是故宮文物久留之地，開始籌劃南遷工作。1933 年，日軍進入山海關，故宮博物院理事會開始決定將文物分批運往上海。 當時有很多人反對文物南遷，比如曾任民國財政部長的周肇祥亦是攔阻文物南遷的主力。因此，不得已很多文物運輸工作在夜裏進行。 當時馬衡親力親為監督文物裝箱工作，非常仔細，每件文物都要登記，哪有損壞也要註明，全部清點好了，封條貼上。1933 年2 月5 日夜間，第一批文物用小推車悄悄推到前門火車站，裝了18 車皮。文物最先運送到上海租界。1934 年1月，馬衡正式主持工作，他上任同時開始清點平、滬文物，編印了“存滬文物點查清冊”，確保沒有疏漏。
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抗戰全面開始，馬衡意識到上海也將很快遭到侵略，這麼多文物落入日寇手中，後果不堪設想，國寶面臨著再次西遷的任務。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幾經週折，分批西遷，八年來國寶沒一件遺失，無一被盜和損壞，全部安然無恙。抗戰勝利後，存放于西南各地的文物重聚重慶，然後運往南京。在戰火紛飛、烽煙遍地之際，馬衡帶領著故宮博物院的同仁在艱難輾轉中竭盡全力保護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可謂勞苦功高，功勳至偉。 在解放戰爭勝利前夕，國民黨看大勢已去，便開始籌劃遷臺事宜，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自然在重點計劃之列。國民黨當局將存放于南京分院還未及北運的故宮文物運往台灣後，又命令馬衡將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南遷。馬衡以種種理由搪塞拒絕，最終使得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得以留在大陸。 故宮博物院現任院長鄭欣淼在評價馬衡時説： 馬衡先生在故宮博物院服務了27年，其中19 年擔任院長之職。這19年中，又多值戰爭年代，烽煙遍地，故宮文物南遷、西運，以及新舊政權的交替等。馬衡先生終生以保護故宮 文物為職志，他為保護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産的勞苦與功績，永載青史。馬衡又是著名的學者，金石學大師，中國近代考古學和博物館事業的開拓者。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乃人生之“三不朽”。人生在世求之其一已屬不易，而馬衡先生在德行、功業、著書立説三個方面都有所“立”，都令我們永遠感念。① 新中國成立後，馬衡繼續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職。1951 年，故宮對建院以來的舊體制改革，工作相當繁重，馬衡的精神卻很足，並且開始收購大量珍寶，其中著名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中秋”和“伯遠”二帖，就是馬衡和王冶秋一起去香港鑒定收回的。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名留青史的文物專家，虔誠的故宮守護者，也未能躲開“三反”“五反”運動的浩劫。1952 年，“三反”運動把馬衡和故宮一批幹部打下臺，開始了沒完沒了的審查交代。在那些不懂得文物文化的工作隊員眼中，馬衡在故宮30多年，守著如此巨大的寶藏庫，不會沒有貪污盜竊的隱情。 他們卻不明白，在這些摯愛文物的文化人眼中，對千年文物的崇敬以及對學術之路的探究都遠遠超越了對財富的佔有。 王世襄作為馬衡的得力助手，理所當然地成為“打虎英雄”們重點突破對象，他們妄圖從王世襄的嘴裏套出有關院長馬衡的盜寶證據。王世襄無可奉告，這又讓那些工作隊員們惱羞成怒，變本加厲地開始折磨王世襄。 工作隊在王世襄這裡找不到任何突破口，便對其他人施以重刑，期望能從中得到一些關於“馬衡院長貪污偷盜故宮”的罪行，當時有的幹部甚至被吊起來毆打。終於有人受不了，亂説一氣，馬衡因此被解職，調任北京文物委員會任主任委員。幾年後，馬衡患肝癌鬱鬱而終，可以説，他的死與遭受到的冤屈不無關係。 王世襄以及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在東嶽廟被關了四個多月之後，宣佈解散。
大多數人都返回故宮博物院工作，包括有偷盜行為的，承認了會被視為坦白從寬的典範，繼續留在故宮工作，當然，也有一些屈打成招，明明沒有偷盜，卻不得不承認的。只有王世襄一件也交代不出來。王世襄預感情況不妙，卻不曾想會遭遇牢獄之災。 從東嶽廟回家兩天后，派出所來人將王世襄帶走，剛進派出所便被戴上手銬，押送前門內路東公安局，開始了鐵窗生涯。 我從未見過或進過監獄，心想現已全國解放，舊社會習俗想已被改革掉。唯牢房盡端尿桶，仍屬舊制。入獄後，每人發號，我為38 號。初到者鋪蓋只能放在尿桶旁地面上。再來新號，始得上移一位。一月有餘，漸漸離開刺鼻的騷味。進門後我手銬未除又被戴上腳鐐……① 多年後，監獄的痛苦生活王世襄依然歷歷在目。 對於王世襄被審查一事，社會上還有另外一種説法。有人説故宮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曾清理庫房，有許多破舊的傢具構件都被當做廢品扔了，王世襄曾從垃圾箱裏撿過一些廢舊木料，拿回家中修理自己的傢具。當時有人曾看到過，因為是故宮扔的垃圾，所有人也都沒當回事。沒想到到了“三反”“五反”時期，卻有人拿這件事來説事，寫信告發王世襄偷盜故宮的木料。還有人説在院長馬衡的日記裏有記載，我並沒有看到過馬衡日記，所以對此事不敢妄加猜測，但本著王世襄先生的“求真務實”的做學問的態度，權記於此，以求教于知情者。 一同入獄的還有王世襄的老友，故宮博物院的老同事朱家溍（1914-2003）。朱家溍是中國文物鑒定大家，與王世襄同齡，且都屬於世家弟子，二人自幼相識，後來又從事相同的職業，因此兩人引為至交。朱家溍是宋代理學大家朱熹的二十五世孫，他的高祖朱鳳標為道光十二年進士，官至太保體仁閣大學士。他的父親朱文均，是近代著名碑帖收藏家、書畫鑒定家，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時，負責鑒定故宮院藏古代書畫碑帖。經過朱家前輩數代收藏， 到朱文均時已經是民國硬木傢具四大收藏家之一。朱家溍在這樣富殷的家庭中出生長大，耳濡目染，自然在金石書畫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功底。12 歲時父親被聘為專門委員時就開始接觸故宮，後來，抗戰戰亂，故宮博物院曾將大批文物遷至西南。1943年，故宮博物院在重慶市區的中央圖書館內舉辦了一次短期展覽。參展的83 箱文物，均為1934 年參加倫敦藝術展的中國古代名畫。當時，朱家溍被借調去當臨時工。當翻看著一卷卷、一宗宗古代名人字畫時，他感受到了莫名的興奮與滿足，也在此時，立志要為故宮博物院奉獻終身。1946 年，33 歲的朱家溍正式進院擔任故宮古物館編纂，精研書畫碑帖、古籍圖書、工藝美術、宮廷文物、明清檔案等門類，成績斐然。
與那個時代的諸多文化名人一樣，朱家溍同樣未能免遭“三反”的迫害。當王世襄在東嶽廟遭受著“打虎英雄”們的毒打虐待之時，朱家溍被關押在白雲觀，也過著非人的生活。 由於朱家溍與王世襄家境相倣，都出身於官宦世家，都是從洋辦學校大學畢業，都與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有著很深的淵源，因此，朱家溍也遭遇了與王世襄一樣的嚴格審查與折磨。朱家溍也同樣因為沒有貪污偷盜罪行可以交代，而被關進了監獄。在前門公安局的監獄內，王世襄與朱家溍“比鄰而居”，卻是只能聞其聲，而不能見其人。當年京城內的兩位翩翩佳公 子，如今淪為牢獄內卑微的罪犯，命運有時是如此的無常。 十個月的牢獄生活，無數次提審，還有北京城內各個文物店的盤查，甚至王世襄家中父親早年間收購的古瓷都被一再詢問，實在沒有問出所以然來，也未能獲取王世襄貪污盜竊的證據。公安局沒有辦法，只得一紙“取保釋放”的通知單下發，將王世襄釋放回家。 在“三反”運動中，有的同事坦白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瀆職情況，也有的實在忍受不了嚴刑拷打而屈打成招。王世襄卻自始至終堅守著自己的清白，不論遭受多少非人的折磨，他都沒説過一句違心的話。或許，這就是傳統文人的風骨所在。他曾經手上千件價值連城的文物而心不為所動，只想著如何用這些文物為中國文化研究作出貢獻，在遭受威脅毒打時，堅定地 守護著自己的剛正不阿。身受十個月牢獄之災的王世襄，回來後發現不僅手腳都有潰爛，而且還被傳染了結核性肋膜炎。他期望有關方面能給一個合理的解釋，為什麼會平白無故地遭遇一場牢獄關押，故宮博物院的工作還能不能繼續？ 正當他茫然無措時，文物局下發了一份通知，通知書上明確告之，王世襄已被開除故宮公職，可去勞動局登記，自謀生路。歷時一年多的“三反”運動結束了，王世襄被逼供，被關押，沒有審查出他一點問題，最後卻落得個被故宮開除的結局。自王世襄從燕京大學畢業南下後，就一直將去故宮博物院工作視為自己的理想選擇，歷經輾轉，終於在1946 年走入故宮博物院的大門。他想要將自己的畢生所學都奉獻給故宮，奉獻給他從小就一直心儀的故宮大院，卻不料，短短幾年後，他竟然被誣為貪污盜竊重大嫌疑人，莫名遭遇一場牢獄之災，最終落得個被清掃除名的結局。而且，因何開除，為何開除，連個理由都沒有。這令王世襄無法釋懷。多年後，王世襄與好友朱家溍坐在一起閒聊時，慢慢悟到了他為何會遭遇如此不公的待遇。王世襄顯赫的出身是一個原因，與院長馬衡交好也是一個原因，而這些都是與當時的大方針相悖的。故宮博物院由皇宮轉為博物院，也就是由當權者所有轉向勞苦大眾。因此，新中國成立後需要正本溯源，要想被勞動人民徹底接管，就要趕走與上一個時代有任何關聯的人。而王世襄與朱家溍的家譜中均有在清朝為官的要人，顯然，他們也是被清逐的對象。
王世襄曾經滿懷著憤懣不公的心情找到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先生，想要問明緣由，卻見鄭先生也是滿臉茫然。因此，王世襄判定這是故宮黨委會的集體決定。多年後，王世襄依然對此憤慨有加，認為做決策之人只知道階級鬥爭，卻沒有文化與修養。王世襄就這樣黯然了結了與故宮博物院的因緣，他曾經想為它奉獻終身，曾經想徜徉在故宮博物院那恢弘博大的文化汪洋中，肆意揮灑自己的才情，卻在剛剛想要大顯身手的時候被強行攆走，心中的苦悶可想而知。 離開了曾經要一輩子為之獻身的故宮博物院，是王世襄一生的遺憾，更是故宮的損失。王世襄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又曾經在“清損會”工作，在為爭取流失海外文物的回歸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而且，王世襄在美國博物館考察多時，對西方美術、博物館的管理、庋藏、陳列等方式方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這一切的一切，都隨著他離開故宮而煙消雲散了。 當時的故宮博物院，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有誰關心文物的保護與故宮的建設呢？沒有人認識到王世襄的價值，更不會對王世襄的離去感到惋惜。直到1954年，吳仲超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後，開始將人才隊伍的建設提上日程。 吳仲超先生（1902-1984）, 上海南匯人，青年時期就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在長期的黨務工作中積累了深厚的經驗。吳仲超既是一位久經鍛鍊的革命家，又是一位熱愛文博工作的事業家，1954 年6 月，被政務院任命為故宮博物院院長，同時兼任文化部部長助理。上任伊始，他注意到故宮博物院人才匱乏，就選擇了一些在文物鑒定方面有經驗的人進入故宮，還大膽啟用在“三反”“五反”中受到迫害的知識分子。他特別關照唐蘭、單士元、徐邦達等一批老專家，讓他們大膽地在自己的領域內做深入研究。 朱家溍就是在吳仲超當院長之後又被請回去的。當時，求賢若渴的吳仲超曾經想通過文化部把王世襄調回故宮博物院工作。但當時王世襄對於在故宮博物院受到的不公待遇仍然心有餘悸，而惜才的音樂研究所也流露出捨不得王世襄離開的意願，王世襄與故宮結合的機會就這樣令人遺憾地錯失了。王世襄後來被吳仲超院長聘為故宮博物院歷代藝術專門委員和文物修復委員會委員，並在故宮設有專門的休息室。但是這種蜻蜓點水式的方式，又怎能彌補得了王世襄心中對故宮博物院的怨憤與眷戀？ 此事令王世襄久久不能釋懷，直到王世襄93 歲高齡時依舊撰文《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善者真也》，在文中寫道：“故宮曾是我終身相許、全心全意、願意奉獻一生的單位……‘反右’鳴放中我提的意見是：‘三反’集中學習不該採用中央早有明令禁止的‘逼供信’；沒有確鑿證據不該關押我達十四個月之久；清理追回文物沒有盜竊問題，釋放時就該有清白無辜的結論；我無罪而又收回大量國寶的功勞，文物局、故宮不該把我開除。”①已屆九旬的王世襄自知來日無多，這時他多麼希望有一個人能站出來對自己的不公正遭遇有一個明白的交代。可是沒有人能對那段歷史負責，正如王世襄所希望的那樣，只有待後人替他討個説法了。 在整理此書的過程中，2009 年11 月初，我曾採訪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説到王世襄與故宮的關係，鄭欣淼院長也是一番感慨： 王先生對故宮可謂感情很深，那個特殊的年代做出的錯誤決定讓王老一直耿耿於懷，但都過去那麼長時間了，誰又能站出來説什麼呢？我曾答應王老給他寫一篇文章，可一直沒有時間，聽説王老生病住院了，但願一切平安！ 這是我與鄭欣淼院長的簡短談話，鄭欣淼院長曾答應之後再做詳談，可惜隨後幾次聯繫，皆因太忙而作罷，直至2009年11 月28 日王世襄先生去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