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8 月的一天，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找到王世襄説，接到南京清損會來信，準備派人去日本，交涉賠償文物。原計劃派博學精鑒的老專家徐森玉先生去，但考慮到他年老體弱，加上不懂外文，必須另帶翻譯，這樣便須加大編制。因此打算派王世襄去，問他意下如何。 這是個突如其來的機會。王世襄考慮，如果去日本，真能弄些文物回來，他自然是願意去的，但手頭故宮的工作正待展開，許多屬於基本建設工作如分類編目、建立庫房等等，都剛剛開始，這些工作他不願扔下。對於王世襄的顧慮，馬衡説：我也有同樣的想法，去日本工作是否順利，現在毫無把握，我看去那裏如有可為則多待些時日，否則不如早些回來搞故宮的工作。 在與馬衡統一了想法之後，王世襄就開始著手處理手頭的工作，為日本之行做準備。當時赴日需要由北平轉到上海。此後不久，馬衡接到清損會的來信，説教育部決定於11 月初在南京舉辦一個所謂的“勝利後第一屆文物展覽”，要故宮選新入藏的文物若干件參加展出。馬衡和故宮人員及唐蘭先生等商量了一下，決定從楊銅陳列室中選些精品送去展覽。而剛好要從上海方向去往日本，所以全程負責楊銅清收的王世襄成為運送這批展品去往南京的最佳人選。 展覽為期一週，這是王世襄第一次進行展會準備工作，忙碌而瑣碎的工作卻也讓他興奮不已，因為可以讓那些躲在櫃子裏的珍貴文物拿出來與普通人分享，同時也有機會看到更多的其他博物館和私人的珍藏文物。展覽期間，傅斯年、李濟等來參觀，盛讚其中的宴樂漁獵壺，認為花紋真實地反映了戰國時的生活，是其他青銅器所沒有的。 這是在重慶一面之緣後王世襄與傅斯年第一次碰面。王世襄還記得傅先生對自己説過的兩句話，再見到傅先生，他有些緊張，卻沒想到傅斯年認出了他。與王世襄同行的馬衡先生向傅斯年簡單介紹了王世襄之前在楊銅和郭瓷的清收中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即將赴日進行文物清收的事情。在聽了馬衡先生的描述後，傅斯年很是意外： “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應當和在平津地區一樣，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 “那年在重慶你來見我，我不知道你還能辦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來了。”① 聽到傅斯年的讚許，王世襄心裏有些五味俱陳，他暗暗有些驕傲自己能夠讓傅先生印象深刻。但他心裏也明白，傅先生所謂的留下自己，不過是派他做一些辦公室總務處的跑腿聯繫工作，而不是學術研究。想及此，他更加堅定了繼續手頭文物清收工作的決心。展覽閉幕後，杭立武召開了一次清損會的會議，除了常規的年度總結，更重要的是討論了去日本開展清理文物工作的步驟及方法。雖然之前與馬衡有過想法上的溝通，但對於自己日本之行的具體工作內容，王世襄在此次會議上才有了深刻的了解。他了解到，除了與日本政府方面交涉關於文物賠償的問題外，此行王世襄還肩負著一個重要的使命——將南京中央圖書館的一批善本書運回國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