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索寶

1941 年，教育部在重慶成立了一個“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次長杭立武是主任委員，馬衡、梁思成、李濟等任副主任委員。從該年下半年起，梁思成為了清損會的事情常去重慶，在那裏的工作是開列淪陷區內重要文物名單，主要是古建築和石窟等，印成手冊，並在地圖上標明方位，以備反攻日寇時避免炮擊或轟炸。清損會還計劃進軍時配備文物工作人員，隨行保護。

梁思成問王世襄，如派你參加這一類工作，你是否願去。有機會將自己所學應用到實踐當中，而且是為國家出力，王世襄自是一口答應。他還向梁思成申請去北方，並希望借此機會能回家看看。

1945 年8 月，日寇投降，林徽因告訴王世襄：梁先生來信説，由於局勢急轉直下，清損會工作馬上要全面展開，正在選派人手去各地工作。王世襄認為這時如果去重慶，可能有機會參加清損會工作，比在李莊坐等好。所以他立即給馬、梁兩先生寫了信，整理行裝，數日後即向林先生和社中同仁告別，離開李莊去重慶。

　　9 月，王世襄到達重慶，由馬、梁兩先生帶去見了時任清損會主任的杭立武。雖然王世襄初出茅廬，但由於有兩位副主任委員的推薦，再加上也確實需要人手，因此杭立武同意派他到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工作。

在王世襄到達重慶前，教育部已派沈兼士任教育部特派員，兼任清損會平津區代表。沈兼士曾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與馬衡同時兼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們關係較深。馬衡先生帶王世襄去見了一次沈先生，隨即飛往北平，而王世襄則須等待有交通工具才能成行。當時飛機很緊張，一般工作人員即使坐輪船到武漢或上海再轉往北京，也要登記等候，時日難定。

在等候船隻的期間，清損會在重慶教育部開了一次會，出席的人有杭立武、馬衡、梁思成、郭志嵩等。會上商定派往京滬、平津、武漢、廣州等區的工作人員到達後如何開展工作，在這次會議上，王世襄正式成為平津區助理代表。

正在這時候，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副館長翟蔭來到重慶。他持有聯合國文物保護組織函件，聲稱受委託來華觀察調查戰後中國的文物損失及保護情況。翟蔭向杭立武提出行程，希望能到成都、西安、北平三地看一看然後回美，並盼能有一個懂英文的人隨行。杭説當前最大的困難是交通工具。翟説搭乘飛機不成問題，他可與美軍聯繫，搭便機去各處，不必由中國政府安排。這時杭和馬、梁兩位都認為派王世襄陪翟同行比較合適，一則因他正待北上，二則王世襄嫺熟英語，又知文物，可任譯員。就這樣，翟蔭的到來，提前了王世襄離開重慶的日期。行前，馬衡先生特別囑咐，對翟蔭必須密切注意，防範他借觀察調查文物之名，行盜竊蒐購文物之實。如有此等事發生，應立即阻止並報告清損會。

王世襄帶著監視的秘密使命和翟蔭10月6 日離開重慶，27 日輾轉回到北平。11月9 日翟蔭離開北平經上海返美。一路之上王世襄都與之形影不離，只是在到北平後，把翟蔭安置在六國飯店居住，王世襄須到沈兼士處報到並籌備成立清損會平津區辦公處，又要回家與家人團聚，因而沒有能和翟蔭每天在一起。這是他第一次跟外國文物工作人員同行，年輕的王世襄當時並沒有發現翟蔭有什麼不對勁。

到北平的次日，王世襄即去東廠衚同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見沈兼士，向他彙報清損會會議商定事項及與翟蔭同來經過。沈囑咐王世襄一切按商定事項辦理。關於辦公地點，沈介紹王世襄去故宮博物院找總務處處長張庭濟面洽。關於工作人手，沈告訴王世襄，可以找一兩個人幫忙，按月付酬。如沒有或不夠，不妨請故宮派人支援。沈還説他工作極忙，清損會具體事務無法兼顧。但如對外洽辦事項，需要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具名出面時，可來找他，將由他的秘書費致德來辦理。

根據沈的談話，王世襄找到周士莊來做幫手。辦公地點由於沈的介紹，又因馬衡院長已有信到故宮，一切順利。張庭濟將北海團城上的兩間房借給平津區辦公處使用，並借調賈玉田暫時協助工作。賈玉田在團城主要管收發文件。因為辦公處成立後不久即在《華北日報》刊登通告，有關戰時文物損失的機關及個人的函件及報表，都一律寄到團城來。

王世襄的工作就從整理機關及個人的報表開始，不久他即發現可用作追償文物依據的材料甚少。王世襄向沈兼士提議，應該把力量放在清查日人、德人隱匿文物上才能有所收穫。在得到沈先生的贊同後，他廣泛走訪了北京市的古玩商，從而真正走上了追討國寶之路。

1945 年11 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像往常一樣，外出走訪。他在幹面衚同的禪臣洋行，恰好看見一個外籍女秘書在打字，文件內容就是一份青銅器目錄。王世襄將目錄拿到手中，聲明就是為此而來。女秘書告訴他，目錄是王世襄的鄰居、德國人羅越先生交給她打的，如需用這份目錄，請找羅越索取。王世襄找到羅越，他承認目錄是他編的，而器物亦為德國人楊寧史所有。楊此時在天津，因日本投降後，限制日、德兩國人自由行動，故楊不能到北平來。

為了使楊承認有這批銅器，只有把羅越帶去天津，持目錄和楊對質。王世襄四處奔走，請教育部特派員沈兼士備文去北平市警察局批准簽發了羅越離平去津的許可。同時他還去敵偽産業處理局北平辦公處聯繫，盼將此事告知該局的在津辦公處，會同調查處理。在聯繫好了這些之後，王世襄為了保險起見，還去行政院臨時駐平辦公處溝通，希望他們也能夠支援這一工作。

11 月14 日，王世襄帶著羅越去天津，20 日返平。在津期間，會同敵偽産業處理局天津辦公處人員找到楊寧史。經羅越對質，楊承認有這批銅器。但他説現在全部銅器封存在天津住宅內，而住宅已被九十四軍佔用，軍長為牟廷芳。你們如要接收這批文物，請與九十四軍洽辦，本人無能為力云云。經過幾日奔走，雖然楊承認了銅器為他所有，但要想收回這批文物，則還需與軍方溝通。帶著得到的資訊，王世襄返回了北平。

11 月26 日，王世襄拿著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的公函第二次去天津。函中説明這是一批重要文物，盼大力支援，請同意進入楊的住宅查看，將銅器清點封管。同時也致函敵偽産業處理局天津辦公處，請他們也派人同去九十四軍辦事處洽辦此事。王世襄風塵僕僕地將公函送到九十四軍辦事處，卻沒有料到收文的人愛理不理地説：“放在這裡吧，你回北平吧，等收到我們的回信再來吧。”

王世襄並沒有料到對方是這樣的反應，他不甘心這一趟沒有收穫，於是隔了一天他又去了該軍辦事處，不料看見前天送去的公函還在桌上放著。管收發的人依然重復了前一天的話説：“這幾天太忙，到時候我們會往上送，你還是回北平等著吧。”王世襄看再去催促也無用，只好回北平。

回到北平後，王世襄向沈兼士彙報去津洽辦經過，告訴他天津軍方根本不買賬，沈也無可奈何。此事就此擱置。

進入12 月的一天，沈兼士讓王世襄去東廠衚同見他。沈説教育部部長朱家驊現在天津，你可拿我的介紹信去見他，請他就近管一管這件事，可能會有些效果。

王世襄一聽這個消息，非常興奮，他以為這次應該能順利解決此事了，就帶著介紹信去找朱家驊。此時的朱家驊在天津一家外商的飯店中召集許多人開會。王世襄從上午等到傍晚休會才見到他。朱看了一遍沈的信，知是為文物的事，並沒有任何過多的表示, 轉臉對他的秘書説，你來接待他吧，有何要求，你給他辦。説完他就走了。

王世襄有些許失落，但好在朱家驊的秘書很快為他備文，部長出名，再次與天津軍方交涉。王世襄將文送去後，出來了一個人見了一下，還是老話，公函放在這裡吧，回北平等著吧。最後還饒上了幾句，大意是什麼教育部不教育部，管不著我們九十四軍這一段。

第二天王世襄將送文去的情況面告朱的秘書，他盼望著能有解決的辦法，卻不曾想秘書也是無可奈何的表情，為難地對王世襄説等等再説吧。這次天津之行又是無功而返，王世襄有些垂頭喪氣。這時秘書問他何時回北平，王世襄説買到車票就走。或許是為了安慰一下王世襄，秘書説部長今日去北平，你可搭專車走，不必再買票了，於是王世襄搭乘專列回到了北平。這是他為楊寧史青銅器一事第三次去天津，依然沒有能夠將文物帶回來。

除了這批文物，還有一批瓷器也成了王世襄關注的事情。1945 年9 月王世襄離開重慶前，馬衡先生曾對王世襄説，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宋瓷有的很精，清官窯古銅彩犧耳尊連故宮都沒有。你到北平要注意這一批瓷器，向郭家的人懇切地談一談。最好不要讓它散掉，將來完整地歸公家收藏才好。但通過什麼途徑使其化私為公，馬先生沒有説，因為這不是敵産，除收購外別無他法，而收購需要一大筆款項，非請專款不成。馬先生心裏明白，當時請專款不僅不會批准，即使是提案也會遭到非議。

所謂郭瓷即是民國名士郭葆昌收藏的瓷器。郭葆昌曾是袁世凱的總務，他對瓷器鑒定有一定實際經驗，又曾在景德鎮管理窯務，為袁世凱燒制洪憲瓷，後又大量購買古瓷，編有藏瓷圖譜《觶齋瓷乘》二十冊。郭葆昌在1935 年左右逝世後，他的藏瓷為其子女郭昭俊等數人所有，被人們統稱為郭瓷。

到北平後不久，王世襄即遵照馬衡的囑咐去找了郭昭俊。他告訴王世襄，家中瓷器已分成幾股，但並未散失，也未出售。如公家收購，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王世襄很激動，將郭的意思寫信轉告了馬衡，並向沈兼士報告。他們都説知道了，但因此事牽涉到價購的事，因此都提不出具體的辦法，事情一度陷入停滯不前的局面。

王世襄很苦悶，但作為一個助理研究員，他於此事卻心有餘而力不足。12 月間，當他在為楊銅、郭瓷兩件事情均無進展而煩悶時，忽然想到了一個人—— 朱啟鈐。

朱啟鈐（1872-1964），中國營造學社的創辦人。抗戰後學社南遷，朱老對它一直十分關注。回到北京的王世襄曾數次拜訪朱老先生，向他敘述關於學社復原和重要古建築修繕保護的一些想法。而朱老也對王世襄手頭正在操持的清理文物工作，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和興趣。

王世襄想到，或許自己可以從朱老先生那裏得到解決問題的辦法。1945 年12月28 日上午，王世襄又一次去拜訪了朱啟鈐。

在聽了王世襄對於兩件事情前因後果的陳述後，朱老説：“你今天來得正好，下午宋子文將來看我。你中午不要回家，在我這裡吃飯，趕快把洽辦楊銅、郭瓷的經過及當前存在的問題簡要寫成兩個‘節略’，等宋到來時，我當面交給他。”

王世襄喜出望外，顧不上午飯。宋子文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由他過問此事當迎刃而解。他立即著手寫起了節略。下午宋子文果然來了。這是王世襄第一次見到宋子文，宋子文並沒有注意到桂老身邊的這個年輕後生。桂老先談到他過去所藏的一批古代絲繡，現在長春，務請查明情況，注意保護。接著談到郭葆昌及其藏瓷，最後講到楊寧史的銅器。這時桂老將兩個節略交給了宋，又指著王世襄説：“他是專門派來清理戰後文物的，我説得不清楚的地方，他可以補充。”①

宋把節略看了一下，向朱老表示這兩件事馬上就去辦。有了宋子文的出面，這兩件事情迎刃而解。1946 年1 月18 日，沈兼士和故宮博物院都接到行政院臨時駐平辦公處及敵偽産業處理局北平辦公處的通知，準備接收楊寧史的銅器。郭瓷隨後也順利地由故宮博物院接收。

半年之後，馬衡先生從南京來到北京，在庫房看到楊銅、郭瓷這兩批新入藏的文物，不禁喜上眉梢。他並沒有想到，這兩個在他心頭縈繞許久的問題，都被眼前這個年輕人所解決了。7 月10 日，王世襄正式成為了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的科長，經過三年的輾轉，王世襄終於進入了自己心儀的故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