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媒不僅沒能給現場表演藝術帶來一筆可觀收入，事實上，它們哄抬了大眾傳媒和現場表演藝術都要使用的專業投入的價格，反而使現場表演藝術部門的情況變得更糟了。當然，那些因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而獲得更多收入的演員，並不認為這是一件壞事。但雇用這些演員來製作現場表演的機構會發現其人事成本的增長很令人擔憂。 由於勞動力市場上的雇傭競爭，這裡提到的工資效應從一個部門（大眾傳媒）轉向另一個部門（現場表演藝術），所以該效應與生産力滯後效應具有非常相似的表現形式。問題在於，像梅麗爾·斯特裏普（MerylStreep）、莉莎·米內利（LizaMinelli）或盧恰諾·帕瓦羅蒂（LucianoPavarotti）這樣身價不菲的“明星”，在出演電影或電視時，會索要鉅額高薪。他們能獲得這麼高的薪水，是因為在現代，大眾傳媒在國際市場上擁有龐大的觀眾群，而明星演員的出場會使電影的票房收入（或電視的收視率）在節目等級大戰中取得的結果大大改觀。參見SherwinRosen，“TheEconomicsofSuperstars”，AmericanEconomicReview71，no5（1981年12月）：第845頁—第858頁。不可避免地，高層主要演員的工資通脹會推動配角工資收入的增加，因而最終表演的工資會全面提高，不僅是在大眾傳媒中，必須與大眾傳媒開展人才競爭的現場表演藝術也是如此。類似的效應也可能會作用於其他的藝術工作人員，如舞臺、音樂及舞蹈指導，他們的服務工作是大眾傳媒和現場表演藝術都需要的。在第14章，我們會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重新研究這個問題。 以上描述的過程可被稱為“大眾傳媒的工資效應”。然而，無論我們如何稱呼它，它都不是一個新事物。托馬斯·蓋爾·摩爾在其對美國劇院經濟的研究中發現，在20世紀30年代，由大蕭條引起全國性通貨緊縮的十年間，百老彙的經營成本實際上增加了。他將這一增長歸因于有聲電影在好萊塢的出現。1927年，第一部有聲電影“爵士歌手”上映。在那之後，好萊塢迫切需要歌唱家、舞蹈家和作曲家，也亟須能夠編寫對白的作家、出演角色的演員以及能將這些組織在一起的導演。這些人才的長期聚集地就是百老彙的舞臺。好萊塢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雇用他們，這一過程抬高了百老彙的工資和成本，儘管事實上從全國範圍來看，工資和成本都是下降的。ThomasGaleMoore，TheEconomicsoftheAmericanTheater（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1968年），第14頁—第15頁。 在對現場表演藝術中的成本問題進行的評估當中，大眾傳媒的工資效應應當被視為生産力滯後效應的副産品：這是所有壞消息當中最糟糕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