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這個時候，孫傳瑗不顧家人反對，毅然決然投奔到孫毓筠麾下，到蒙養學堂當了一名國文教師。 光緒三十一年（1905），孫毓筠追隨留學熱，又東渡日本求學，壽州城的蒙養學堂，便交由孫傳瑗等幾個年輕教師當家。 孫毓筠一走，柏文蔚也離開了壽州，赴南京任第九鎮二十三標二營管帶。轟轟烈烈的壽州城，似乎一夜間就冷靜下來了，蒙養學堂也歸於沉寂。孫傳瑗坐不住了，同事湯葆明也坐不住。湯葆明年齡略長，但思想比孫傳瑗還激進，到蒙養學堂來教書，就是衝著孫毓筠過來的。兩個年輕人志同道合，就商量著要弄出些什麼事情來。思來思去，眼睛一亮，同時喊出了“剪髮”的主意。 “斷發易服”起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當時康有為上遞奏折，請求斷發易服，維新變法。但此舉遭到守舊者的強烈反對。而男人腦後的那根辮子，剪與不剪，到最後，甚至上升到是否擁護革命的一種具體表現。 光緒末年，壽州城雖然涌現大量革命志士，但畢竟還是千年古城，民族認同和文化記憶，依然有自己的頑固和僵化。在這裡進行“斷發易服”行動，其後果，可想而知。 但孫傳瑗和湯葆明依仗他們的年輕，還是實施了他們的“革命”之舉。 開課前的例行操會，學生們都集中在祠堂前進的院子裏，現場氣氛十分凝重。孫傳瑗和湯葆明，不言傳，隻身教，身後辮子甩到胸前，左手相握，右手執剪，略微一使力，拖在腦後十多年的辮子，便不再是身上的贅物。“剪辮是身體解放的第一步，身體解放才有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才能有革命黨人的事業。”如此慷慨激昂的鼓動，立刻引發出學生們強烈的情緒。 “老師，我要剪！” “老師，先剪我的！” “先把我的辮子剪掉！” 不到半個小時，除個別年弱和膽小者外，蒙養學堂裏的學生，個個身後都空蕩蕩的。 雖然身為人師，但相比學堂高年級學生，孫傳瑗也只略年長，仍然還是個毛頭孩子。一時衝動的“剪髮”，雖圖得一時暢快，但隨後在壽州城引發出一系列反響，以至於蒙養學堂不得不關門停辦，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 從“剪髮”風波的那天中午起，就不斷有學生家長到學堂裏來，斯文些的，平心靜氣向他們討要説法；蠻橫些的，指著他們的鼻子破口大罵。也有些家長抱著孩子的頭只知道痛哭。還有些以此為藉口，追著孫傳瑗他們要求經濟賠償。年齡稍大些的學生，不滿家長的保守思想，犟著脖子和他們對抗。也有開明士紳出面幫忙做安撫工作，但更多的是保守的地方長老，也不説話，抱著雙臂，就在一邊看笑話。整個蒙養學堂亂成一團。孫傳瑗和湯葆明深深體會到“度日如年”的滋味。這中間，既有對世俗壓力的憤恨，也有對世俗壓力的無奈。 經過兩日的思考，他們決定帶學生投奔省城安慶，為他們的革命理想，尋求明確的前進方向。 建議得到了五十余學生的強烈支援。 他們是趁著暮色悄悄離開縣城的，大片大片烏雲壓在壽州老城墻上方，風在半空中發出“嗚嗚”的鳴叫。孫傳瑗走在隊伍的後面，帶著留戀的心情，最後望了賓陽城門一眼。他知道，這一別，就可能不再回到這座老城了。 光緒三十二年（1906）至1912年的這六年，對於安慶，對於安徽，是政治變革最為痛苦，最為無常，最為徹底的六年。這六年，同樣是孫傳瑗人生觀發生重大變化的六年。其中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最大，一個是岳王會安慶分部長常恒芳，一個是《安徽通俗公報》主編韓衍。 孫傳瑗帶壽州五十余蒙養學堂學生到安慶，投奔的就是安慶尚志學堂。從集賢門進安慶城，走北門內正大街，向東轉，藏書樓之左，便是尚志學堂。尚志學堂創辦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創辦人馮汝簡，“不應光緒甲辰年禮部試，而為興學盡力奔走”，在教育界，被傳為佳話。民國後任安徽省政府秘書長的陳獨秀、教育司司長的鄧藝蓀等社會名流，對尚志學堂創辦，都給予了極大關注和極大支援。尚志學堂實際也是安徽革命黨人的活動基地之一。與學堂一墻之隔的藏書樓，光緒二十九年（1903）五月十七日，大雨滂沱，二十四歲的陳獨秀，撐著一把紅油紙傘趕過來，就在這裡，主講了著名的“安徽愛國會演説”。操著濃濃的安慶鄉音，他喊道：“全中國人既如是沉夢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棄不顧，則神州四百兆豈非無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國中雖居少數，亦必盡力將國事擔任起來。”台下來自安徽高等學堂、安徽武備學堂以及桐城中學堂、鳳鳴中學堂等三百餘青年，掌聲如雷。 常恒芳時任尚志小學堂的訓導主任，孫傳瑗和五十余蒙養學堂學生到安慶時，他正與岳王會幾位同志商談近期工作。聞知壽州蒙養學堂五十余師生集體從壽州投奔省城，他匆匆趕回學堂。 常恒芳高高大大，也是北方漢子的性格，見到孫傳瑗的第一句話，就顯得特別的地道，“到了就好，到了這裡，大家就算是到家了。” 孫傳瑗聽了心裏一熱，幾天裏受的苦累，頓時煙消雲散。他的兩眼濕濕的，淚水圍著眼眶打轉轉，馬上就要流出來。 當晚就做出安排，年齡稍小些的學生，全部安插在尚志學堂繼續學習，湯葆明負責他們的起居生活。另一部分年齡稍大些的，因為此時孫毓筠在南京，柏文蔚也在第九鎮二十三標二營任管帶，因而由孫傳瑗帶隊，當晚坐船到南京，交由他們另行安排。常恒芳年齡大不了兩三歲，但處事果斷乾脆，這既讓孫傳瑗開了眼界，又打心眼裏由衷佩服。 兩個月後，孫傳瑗從南京回安慶，重返尚志學堂，成為常恒芳左右。常恒芳是安徽武備學堂首屆畢業生，後去安徽公學讀書，在那裏追隨陳獨秀、柏文蔚等，組建了反清秘密組織岳王會，擔任安慶分部長。接受鄧藝蓀邀請，來安慶出任尚志學堂訓導主任一職，也就是想借此平臺，為岳王會在安慶的工作打開局面。事實上，此時的岳王會，因陳獨秀東渡日本求學，柏文蔚赴南京就任軍職，重心也隨常恒芳移到了安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