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孫多慈在台灣，應台灣“國史館”館長羅家倫委託，繪製大幅的辛亥革命先烈和開國元勳的油畫，不知為什麼，只要一拿起畫筆，她的眼前，總是浮起生她養她培育她的那座城市——安慶。而平時，有多少次，她鋪開紙，想把自己印象中的安慶老城畫下來，但始終不敢下筆，那裏承載有她太多愛太多恨太多憂太多愁，她害怕一落筆，就把自己對這座老城的印象給沖淡了。 走在台北街頭，海風拂面，孫多慈的心中，常常生出許多莫名的愁緒。她知道，這種愁緒叫思鄉。孫多慈是壽州人，但她並沒有到壽州去過，她的童年，她的少年，她的青春時代，都與安徽省城安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孫多慈對安慶城的認識，出自她手中的畫筆，出自她從繪畫角度的觀察。 什麼時候對繪畫産生興趣的？記不清了，也許與生俱來吧。稍大一些，大概八九歲，就喜歡老模老樣地夾著一個小畫本，滿大街地跑，看到什麼都想把它畫下來。 印象最深的是1921年初秋，一個暑寒陡生異變的日子。不知為什麼，小小的孫多慈突發奇想，想爬上鎮海門城樓，俯在雉堞之間，隔著江水，畫畫江南那片秋色。 是學校不上課的週日，一大早就從家裏溜出來了。離呂八街不遠，只兩三分鐘的路，往南，便是繁華的三牌樓。沿街店舖有一半門還沒有開，但街上人流涌動，或來，或往，十分熱鬧。過往的人個個神色興奮，相識的還會隔著人群打個招呼，“有消息嗎？”“沒有！”擺擺手就過去了。孫多慈夾在人群中，向南，過四牌樓，上登雲坡，穿胭脂巷，由高高的石板街下來，就這樣被推著搡著登上了鎮海門城樓。 出門時還是悶熱的天氣，結果站到高高鎮海門城樓上時，風就帶著寒意了。雨點從半空中飄落，落在裸露的臂膀上，有一絲沁涼。長江水很大，城外的街面上，漫有濁黃的江水，拉黃包車的車夫，赤著一雙腳在水裏跑，踩出的水花向上，車輪壓出水紋往後。 根本沒有她安心作畫的地方。 往東的城墻上擠滿了人，往西的城墻上也擠滿了人。人群中，有長衫馬褂的文人儒士，也有赤著胳膊的鄉村野夫，身份不同，神色一致，個個都有“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之凝重。昨晚有人在城墻頭上守夜，不少竹涼床還沒有來得及收起來。城樓下的城門洞口，有許多的市民在那裏把守，進城出城的每一個人都遭到盤查，奇怪的是，對那些衣冠整潔的中年男子，盤查得總得格外仔細，反過來，一些看上去就是勞苦漢子的人，基本揮揮手就放行了。更怪的是，不管是盤查的還是被盤查的，大家都非常認真地對待眼前的事，既沒有反感，也沒有抵制。 孫多慈正睜大眼睛好奇地觀望這一切，束在腦後的小辮子讓人給提起來了。回頭一看，是父親孫傳瑗。“你這小丫頭，不好好在家裏呆著，跑到這兒幹什麼來了？”手伸開巴掌舉在半空，似乎馬上就要落下來。 她並不慌張，傻傻地笑著，知道父親疼她還來不及呢，怎麼舍得把這一巴掌打下來？ 上世紀20年代安慶城熱鬧的廟會活動。 果然，父親低下身，攔腰把她抱了起來。看到她帶的紙筆，便笑了起來，“嗬，我們家的小畫家到這來畫畫了？來畫畫也好，把這難得的大場面畫下來，讓大家知道我們安慶是座什麼樣的城市，知道我們安徽人是群什麼樣的血性漢子。” 1921年的安慶，註定就是多事之秋，先是為教育經費之事，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六·二慘案”，安徽省立第一師範一位叫姜高琦的學生，在去省議會就政府剋扣教育經費一事請願時，被持槍士兵連刺七刀，雖經搶救，最終還是因傷勢過重而身亡。接下來，北洋政府內閣總理靳雲鵬收受倪道烺四十萬巨賄，任命親信李兆珍為安徽省省長。消息傳到安慶，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他們採取最原始的做法，組織兩千余人睡臥江岸，日夜輪守城門，不許李兆珍下岸入城就職。 孫多慈眼前的一切，就是安慶居民守城的場面。 本身就是浩大壯觀的場景，在童年孫多慈的眼光中，又被無限地放大，因而給她留下強烈而深刻的印象。這次寫生經歷，江南秋色沒有畫成，但另一幅現實的畫，讓孫多慈一生永遠都記住了這座長江北岸的城市——安慶。 事實上就在這一天，李兆珍悄悄乘利濟號輪船來到安慶，不過他是在五里廟下的船，後又化裝成農民，改坐小民船，在小南門上岸入了城。儘管如此，抗議群眾仍不依不饒，商界罷市，學生罷課，碼頭工人還鬧起了罷工。僵持了十多天，縮在政府大院的李兆珍也覺得沒有意思，這鳥官，不做也罷，於是又一身苦力打扮，悄悄逃離了安慶。 父親後來和孫多慈在一起回憶，那個月的25日，安慶社會各界盛大集會，大概有萬餘人吧，在黃家操場，慶祝安徽“驅李”運動的勝利。之後舉行的環城大遊行，場面那個熱烈，場面那個壯觀，在安慶城，曠古未有。遊行隊伍如潮水，涌到哪，震天的口號喊到哪，飛舞的傳單就散到哪。這個印象孫多慈是有的，因為當時她正在雙井街口，遊行隊伍黑壓壓就過來了，前不見首，後不見尾。參加遊行的人，每個手裏都搖著一面小旗，長方形的紙，或紅或綠或黃，貼在小木棍上。孫多慈眼尖，一下子看到媽媽也在其中，就拼命地喊。但媽媽沒有理她，只是向她擺擺手，又跟著遊行隊伍走過去了。 童年孫多慈對繪畫只是一種愛好，也僅僅限于簡單的摹倣而已。但這種在她看來非常簡單的摹倣，卻引起玩伴們的驚訝。有一次父親無意中看到了，也驚奇不已，“這是我們家丫頭畫的？不會吧！多慈還有這種天分？” 有這種天分的還有她的弟弟孫多括。
孫多括小姐姐三歲，從小就和姐姐特別親，無論孫多慈到哪去，他總不依不饒跟在身後。與孫多慈親密無間的小姐妹李家應總是笑他，説他是姐姐身後的小跟屁蟲。看到姐姐畫畫，他也夾在中間湊熱鬧，關鍵是他的悟性極高，只要他拿起畫筆，基本是畫什麼像什麼。那時候家裏剛剛裝電燈，一隻十五支光的燈光，吊在桌子上方，孫多慈和弟弟各霸一方桌子，畫靠墻根長的葡萄樹，畫院子裏悠閒踱步的大公雞，畫廟會時擠在人群中買的小風車。有時候姐弟還相互對畫，不過畫到紙上的姐姐方頭大耳，弟弟也不知道像個什麼怪物了。 那時候是母親孫湯氏最幸福的時候，倚在門框上，靜靜地看著他們。父親在家時，她還把他喊過來，兩人立在一側，臉上淡淡浮一層笑容，一看就是半天。“想不到我們孫家，一大一小，還出了兩位天才畫家！”父母相互交流的言語中，始終有抑制不住的得意。 那時候孫傳瑗在安徽省政府做秘書工作，母親也在省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教書。父母對藝術，對文學，以及對世界的認識，通過日常的言談舉止，深深印在孫多慈和她弟弟心中，並由此影響到他們的興趣愛好。後來孫多慈在《孫多慈描集》“述學”中講到自己的成長，説：“吾自束髮從受書時，以吾父吾母嗜文藝，故幼即沉酣于審美環境中；而吾幼弟恬，對於繪畫音樂，尤具有驚人之天才。姊弟二人，恒于窗前燈下，塗色傅採，摹寫天然事物，用足嬉憨。吾父吾母顧而樂之，戲呼為兩小畫家。初為天性趨遣，直渾然無知也。” 父親見她有興趣，還專門為她請了個教授美術的家庭教師。當然也是名家，姓閻，名磊，字松父。閻松父是江蘇揚州人，講話快，碎，不太容易懂。他自稱自己是青湖舊主，住的地方叫半耕草堂，半間破屋做畫室，卻有個響亮的名字，叫“嘯鳳樓”。那時候閻松父在培德女中任教，組織了一個丁丁畫社，專門研討中國畫。他對孫多慈的接受能力讚嘆不已，但認為她的筆風太野，倒像個有血性的男孩兒。孫多慈也參加過幾次丁丁畫社的活動，但始終覺得沒多大意思，漸漸就放棄了。 有年秋天，孫多慈大概十一二歲吧，家裏來了一位客人，姓蕭，是北京來的一位畫家。後來父親與客人在席間喝高了，非要孫多慈把平時畫的那些畫作拿出來，讓客人給點評點評。蕭叔叔還真看了，看得挺仔細，關鍵是看了後還説好，口口聲聲叮囑父親，説如果千金以後真有向這方面發展的想法，就去北京找他。 孫多慈並不當真，撅著小嘴，滿臉不屑的神態。 父親就批評她：“你這丫頭，不知天高地厚，在北京，在安慶，有多少人想跟你蕭叔叔學畫，他理都不理呢！” 父親的這位朋友，是安慶東郊楊橋石塘湖人，姓蕭，名愻，字謙中，別號大龍山樵。在北京，他可是出名的大畫家。民國初年，大總統徐世昌還把蕭謙中請到家，專門為自己作畫。蕭謙中山水喜用重墨，故有“黑蕭”之稱。又因長期居住北京，畫壇便把他和蕭俊賢並稱為“南北二蕭”。蕭謙中回安慶時，身份是北平美術專科學校的教授，與孫傳瑗一見如故，聊古，聊今，聊國學，十分投機。一高興，孫傳瑗就把他帶到家中來了。 後來孫多慈看到蕭謙中的山水畫作，但並不喜歡，認為靈秀有餘，大氣不足。她把這個感覺説與父親聽時，父親哈哈大笑，“你這個丫頭，什麼也不懂，還亂評價人！” 於是父親把孫多慈叫到身邊，如同老朋友聊天一樣，深入淺出地與女兒談起詩，談起詞，談起文，談起史，談詩詞文史與繪畫的關係。孫多慈撲閃著一雙明亮的眼睛，似懂非懂，但一字一句都聽到心裏去了。在《孫多慈描集》的“述學”中，她非常感謝父親對她的這種誘導式教育。 稍長，吾父授吾以《毛詩》，曰：“此詩也，人間之至文也；然亦畫也。”授吾以《離騷》、《兩漢樂府》、《古詩十九首》、《孔雀東南飛》諸篇什，曰：“此辭賦與詩，人間之至文也；然詩也，亦畫也。”更進而授吾司馬遷之“史”，如：易水之別，博浪之椎，鴻門之宴，垓下之騅，田橫之島，曰：“此史也，然亦詩也，畫也。汝其識之！”吾於是憬然有悟于文藝領域之廣，與夫地位之崇。 孫傳瑗雖對女兒喜愛畫畫持肯定態度，但並不支援，在他看來，歷史上以畫出名的女子不多，如果能著書立説，成為一個作家，那就不一樣了。這也與他相識的兩個年輕作家有關。其中之一的韋素園，安徽霍邱人。1920年轉入安徽省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時，正好“六·二”學潮，年輕人情緒激動，也投身於其中了，好像還是省學生聯合會的頭。在相關協調會上見過兩面，給孫傳瑗的印象，一是白，二是瘦，有一種病態，就記住了。離開安慶後，經魯迅推薦，韋素園去《民報》做了副刊編輯。後又與李霽野、臺靜農等組建了未名社，相繼創辦《未名》半月刊、《未名叢刊》、《莽原》半月刊等雜誌，名氣一下子就大了起來。另一位女作家廬隱，曾與妻子孫湯氏共事，兩人私交也不錯。廬隱在安慶呆的時間不長，本名叫黃淑儀。後來也寫小説出了名。省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校校長舒畹芬，還被她寫入書中，作為《海濱故人》主人公蘭馨的原型。此外，當時在安徽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教書的鬱達夫，兩人也有過兩次交往，他對這位教授的印象不怎麼樣，對他的文字也不感興趣，但他在安慶創作的幾部小説，如《秋柳》、《茫茫夜》等，卻在中國文壇引起了反響。 這時候孫多慈已經在省立第一女子中學讀書了，看到父親對作家的這種羨慕，一臉不屑之色。不就是寫兩篇破文章嗎，當真還有多大了不起？那段時間，逢星期天，孫多慈就背著寫生本出去，在城西的鴨兒塘，在城東的皖江公園，在城南的江岸，看到好的景色，或水天相連，或樓閣相依，或樹木婆娑，便一屁股坐下來，一呆就是半天。也不全是觀察景色或提筆寫生，而是讓思緒變成文字，在腦海裏無言流動。後來她把這些文字記錄下來，用稿紙謄了，投給安慶的幾家報館，其中有兩篇，居然被報紙副刊發了出來。 父親就笑她是腳踩兩條船，對於今後的發展，是當作家，還是當畫家，自己也不知道該上哪一條。但父親的傾向十分明確，繪畫充其量也只能是一個愛好，那是無論如何也當不得飯吃的。 小的時候，孫多慈一家居所並不安定，在四方城也住過，在大墨子巷也住過，在近聖街也住過一陣子。但從她有記憶開始，就一直住在汪家塘一所叫“方家大屋”的老宅子裏。
方家大屋西頭的巷子，叫府西巷，起先不知道“府”為何意，爸爸牽著她的手説，這個“府”，就是安慶府的“府”。安慶府原先在譙樓之後，後來安徽布政使司從南京遷到安慶，就把安慶府給攆到這個地方來了。孫多慈住進方家大屋時，安慶府已經不存在了，原先的衙門大院，先是開六邑工藝廠，後來改為省立第一甲等工業學校，以後學校換名，又叫省立安慶高級工業學校。這個名字太長，市民們嫌它拗口，就簡稱它為“高工”。高工的大門對著宣家花園，宣家花園的兩頭的街巷，都與井相關，東是福泉街，西是雙井街。府西巷之西有一片水，叫汪家塘。孫多慈就生活在這一片水中，長得如水一般靈秀。 在安慶，汪家塘方家大屋是有名的老宅子，其舊主方晴庵，光緒帝在位時，曾做過湖南布政使。方家大屋前後只有三進，但佔地面積八百平方米左右，大大小小的房間也有五十余間。其中前進明五暗七為廳堂、書房和大會客室。二進同等規模，過去為主人起居之所。東西相對是明三暗三的廂房，早年是管家、僕役等居住的地方。後進還有兩間精緻的平房，主人閒來無事，就在此處養生。 與一般老宅子不同，方家大屋的“大”，大在前後院子和花園上。方家大屋大門向南，宅前大院四週砌以圍墻，東西各留一門供人進出。院中豎有旗桿，左右嵌有係馬石，門前立有抱鼓石。父親的朋友到此來訪，見此氣派，都説可與巡撫官署東西轅門相比。方家大屋的頭門雄偉高大，雙壁門綠漆灑金，共八扇。門內為寬闊過道。過道後又是端方大院。再往後，是正廳堂，由側門而出，又有兩面砌有花壇的院落。但這不算是花園，真正的花園，在正廳堂之東，由圓門而入，裏面亭榭、假山、水池，花草樹木—應俱全。春來風暖，滿園綠色。方晴庵民國初年故去後，家境漸成破敗之勢，最後只能依賴出租房産維持生計。 搬進方家大屋時，孫多慈還在省立第一模範小學讀書。這所學校的前身，就是父親從壽州帶學生投奔安慶時落腳的尚志小學堂。民國成立後，尚志小學堂與附近的崇武、養正、正化等另外三所小學堂合併，成立公立第一國民高等小學，1918年改為省立第一模範小學時，又將原省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校合併了進來。後來孫多慈上高中時，學校又改名為省立第一實驗小學。省立第一模範小學在北門拐角頭，從方家大屋出來，向西到雙井街，再走向南，便是公安局街，又西行，經姚家口、法政街，便能看見省立第一模範小學的窄窄的門樓了。孫多慈背著藍色的布書包，從家裏出來，如果走得快，只要六七分鐘。 學校往西，由大拐角頭插往關岳廟街，便是大關帝廟。對於孫多慈，那是個神秘之地，有事無事，都喜歡鑽到裏面去看個究竟。有一天，大概是農曆五月十三，紅臉關公的生日，大關帝廟熱鬧非凡，城東城南城北的市民都趕過來了，或求子，或求財，或求福，或求醫，或求壽，大殿裏供奉的關帝老爺，香火裏三層外三層，煙霧瀰漫，眼睛都睜不開。偏偏半上午天上又丟了些雨點，就説是關公磨刀雨，大吉大利，又添了另一番熱鬧。孫多慈放學出來，一抬眼看到了，就被吸引過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看些什麼，反正喜歡往人堆裏鑽，看各色民眾對關公的那一份崇敬。後來還是父親尋過來，揪著耳朵，把她拽回了家。 小學畢業讀初中，選的是六邑聯立中學，這是由安慶六邑同鄉會出資創辦的學校，省政府也適當給予一定補貼。一開始並沒有考慮這所學校，碰巧學校校長程小蘇為教育經費來求父親週旋，看見了孫多慈，隨口就問了一句：“千金在哪所學校讀書啊？”得知小學畢業正要上初中，便極力向他推薦，“六邑中學師資雄厚，環境幽雅，你們不妨也做個考慮。”孫傳瑗當時只笑了笑，當時沒有同意，但也沒有回絕。不過他把程小蘇的話當真了，專門帶女兒去學校轉了一圈，結果孫多慈一眼就看上了學校的環境，吵死吵活，非要上這所中學不可。 孫傳瑗帶女兒到學校報到，對程小蘇説：“把女兒送到六邑中學，可完全是衝你程校長的名氣過來的喲！” 程小蘇在安慶教育界有口皆碑，光緒末年，孫傳瑗還在尚志小學堂任教時，他就在學堂東側創辦了私立專門法政學堂，後又與陳獨秀一起組建江淮大學。民國後他上北京創辦《中原日報》，因得罪了當局，又被驅逐出北京。 六邑聯立中學前身為安慶府中學堂，位於小南門外多寶倉。遷到雙井街北的保寧庵，也不過十來年時間。“大概是宣統元年吧，”回憶這段經歷，程小蘇一臉得意，“我和方寶山兩人到這邊來有事，走過陞官橋，看到老城墻下有一大片閒地，一打聽，都是保寧庵的地産，正要賣。於是趕緊説與六邑同鄉會，搶先把這事給定下來了。後來同仁醫院也打這片土地的心思，但晚了一步，讓我們捷足先登了。”
從北京回到安慶，程小蘇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六邑聯立中學的校園建設上，這兩年，不僅蓋起了常規教學樓和圖書館，開闢了運動場，還在校園內建起了植物園、動物園等。説是植物園，其實也就是四時菜地，春菠秋苣，也還有些特色。菜地之東，還有一片花圃，月季、菊花等花卉種了不少。校長還是個老頑童，一有時間，就帶著學生自己動手。蔬圃花圃東西，本有兩口荷花塘，師生就開鑿出一條大溝，將兩片水連接起來，又在塘邊搭建起風景亭，一曰“吟風”，一曰“弄月”，後來學生們又集資修了一個“舊雨”。這樣的環境，在省城其他學校，確實很難找到。 孫多慈在六邑中學讀書期間，始終是學校的校花，不僅長得漂亮，學習好，而且各方面知識也豐富。程小蘇校長老和孫傳瑗開玩笑：“你把多慈送到我這裡來，是為六邑中學又添了一道風景啊！” 三年後，孫多慈初中畢業，孫傳瑗考慮再三，還是讓她報考了省立第一女子中學，也就是老百姓説的安慶女中。 安慶女中與六邑中學，同在老城之北，兩所學校一東一西，中間隔著一個聖保羅中學。從汪家塘出來，走福泉街向北，到同仁醫院街向東，由百花亭街向北到底，便是安慶女中。安慶女中的前身，是女子師範學堂，創辦于宣統元年（1909），創辦人是跛著一條腿的吳季白。當時學堂在風節井街西，與狀元府一墻之隔。三年後，安徽政局發生變化，女子師範學堂改為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址也遷到城北百花亭，也就是曾發生過徐錫麟起義的安徽高等巡警學堂。學校初期規模並不大，只有師範本科一個班，但另外設有初等、高小各一班（後稱附屬小學第一部），並開設有幼稚園。孫多慈考入安慶女中，是1927年秋的事，當時她還不滿十六歲，學校也還是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易名為省立第一女子中學，是1928年的事。這年秋天，孫多慈高中二年級時，胸前的校徽，就換了省立第一女子中學。 此時的孫多慈，上身是月白色的大袖衫，下身是藍色的短裙，剪著齊刷刷的短髮，是典型的安慶城美少女，走到街上，行人都要多望幾眼。 1928年是畫家徐悲鴻事業發展的高峰年。 2月，與田漢、歐陽予倩共同創辦的南國藝術學院開學。後因夫人蔣碧微反對，被迫退出。 2月，應南京國立中央大學之聘，兼任教育學院藝術專修科美術教授。夏，至校任教。並在南京第四師範學校舉行個人畫展。 7月，應中華藝術大學之聘，出任校務行政委員，兼西畫教授。 11月，接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一職。 是年，完成大幅油畫《田橫五百士》創作。油畫題材出自《史記·田儋列傳》，文末感嘆：“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不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徐悲鴻讀後心動。 1928年，許紹棣出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成為國民黨一方政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