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國

家有變故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9-07 09:45:37 | 出版社: 江蘇文藝出版社

孫多慈後來回憶説:“既入安徽第一女中,吾所交友,悉與吾同嗜。每于課餘,輒取紙筆,任意揮寫;墨彩飛濺,相顧而笑,意自得也。或于上課時,竊摹教師尊容,傳遞戲樂;或寫雞犬村舍,以相贈答。凡此種種,雖不足紀,要皆徵吾之於藝,有如盛渴之遇甘露也。”

短短數句,既生動,又可愛。字裏行間,我們能看到的,是一個青春的、清純的、活潑的美少女。

在1929年秋家有變故之前,孫多慈生活在無憂無慮的家庭環境和學習環境之中。

在安慶女中,最先肯定孫多慈繪畫天分的,是圖畫教師胡衡一。那時候的胡衡一,身體略略有些胖,尤其在冬天,穿著寬大的長袍,顯得十分臃腫。臃腫的圖畫教師,在講臺上放一隻蘋果,讓學生做靜物寫生練習。大家都低頭認真地去畫那只蘋果,孫多慈卻在畫紙上畫臃腫的圖畫教師。雖然談不上形似,但多少也還有神似之處。胡衡一老遠就知道她在下面做小動作,也不説破,故意繞到教室後面,再輕輕上前,逮了個正著。以為至少要吃一頓批評,

卻沒有,胡老師反而“呵呵”笑出聲來,把她的“作品”高高向學生揚起,

“孫多慈同學放著小蘋果不畫,非要畫我這只大蘋果,大家看看,還真有些傳神呢!只要同學們畫得好,想怎麼畫就怎麼畫,老師無所謂。”

孫多慈在同學們羨慕的眼光中,多少有些得意,而對胡衡一老師的深愛,也由此埋進心間。“在一女中學校,教師中對我期許最殷切者,為圖畫教師胡衡一先生。”直到晚年,在台灣每每向朋友回憶舊事,她依然如是説。

胡衡一冬天穿的那一身寬大長袍,質地非常好,是正宗的杭州綢緞,黑底子金色圖案,遠遠看去,既洋氣,又做派。他自己也非常得意,常常在課堂上向學生炫耀,這樣的衣服,在安慶女中,恐怕只有他胡衡一獨一件。

在安慶,他們胡家是財大氣粗的名門望族,綿延至今的百年老字號“胡玉美”,就是他們家祖傳的制醬産業。“胡玉美”創立於道光十八年(1838),這之前,創始人胡兆祥與岳父曾先後在南莊嶺、三步兩橋開設“四美”與“玉美義”,但生意一直做不上去。後兩家分營,其岳父在大南門藥王廟對面另開“甘玉美”,胡兆祥挂出“胡玉美”招牌。相比之下,“胡玉美”跳出家族管理的小圈圈,放手讓外姓行家經營醬園業務,短短幾年就發展成規模,使老城醬園業胡、甘二姓之爭,最終以“胡玉美”並購“甘玉美”而結束。“胡玉美”也因此奠定老城制醬業不可動搖的老大位置。“胡玉美”主要産品就是蠶豆醬,它的特點,簡單概括就是色澤紅潤,豆瓣柔軟,鹹辣適中,可口開胃。説來簡單,但在製作過程中,卻凝聚了胡氏祖先無盡的智慧與才思。蠶豆醬是起源於四川,發展在安慶。能在安慶成功,並能上打武漢,下打南京,更在1915年榮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川醬基礎上,依據江南一帶飲食習慣,弱化了其中的麻、辣、鹹,又澆淋小磨麻油,增強了其香其鮮。制醬本身,從技術發展成為工藝,在贏得顧客的同時,也贏得了市場。

胡兆祥是胡衡一的曾祖父,在安慶,排在四世。經過五世、六世的共同努力,到第七世“怡怡堂”和“古歡堂”手中,胡氏醬業已經有很大的規模。但真正形成品牌效應,是在“古歡堂”七世鬍子穆的手上。胡衡一是“怡怡堂”七世,與鬍子穆共一個曾祖父。他對“胡玉美”的貢獻,就是為“胡玉美”設計了商標。商標圖案本色本土,取安慶東門外振風塔為原形,註冊為“振風古塔”。商標設計出來,先用在瓦罐蠶豆醬的紅色封口招牌紙上,之後又用到瓶裝醬油的彩色瓶簽和蝦子腐乳的彩色包裝紙上。這也是安慶最早註冊的産品商標。胡衡一對學生們説:“我的這枚商標設計,不在於設計本身,而在於設計思路。想想看,安慶振風塔是萬里長江第一塔,俗有‘過了安慶不説塔’之譽,胡玉美蠶豆醬自然借它廣為傳播。當然,胡玉美蠶豆醬賣到哪,也把振風塔的名氣帶到哪。”

胡衡一之子胡慶漢,上海電影譯製片廠導演,著名的配音演員,法國影片《紅與黑》中的于連、《巴黎聖母院》中的斐比斯,都是他的配音。

同樣對孫多慈寵愛有加的,還有國文教師李則綱。

父親孫傳瑗對李則綱非常佩服,他説他的國文不怎麼出眾,但絕對是位有見解的歷史學家,書教得活,能超越課本的局限,獨抒己見,給學生以啟示。當時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大都按照遠古、中古、近古分期,概念模糊,缺乏科學性。李則綱在講課時,對這種模糊分類不以為然,他將自己的觀點寫成剖析文章,在權威雜誌《教與學》上發表,引起安徽教育界的關注。李則綱是在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後,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的。後回安慶,分別在安慶女中和安慶高級中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後,他曾出任安徽省博物館館長。著作有《史學通論》、《安徽歷史述要》、《中國文化史》等。

李則綱對孫多慈清新如水的文字極為推崇。每每讀孫多慈的作文,總是半瞇著眼睛,尤其讀到他欣賞的句子,搖頭晃腦,似乎陶醉於其中。李則綱是樅陽人,口音重,讀到忘情處,孫多慈都不知道他在讀什麼東西。

受到老師鼓勵,孫多慈轉而對國文開始産生濃厚興趣,尤其是新出版的文學期刊,像什麼《創造》、《小説月報》、《東方雜誌》等,幾乎愛到如醉如癡地步。只要能找到,關到房間一看就是半天。父親鼓勵她,幫她四處去借,遇上週日,還帶著她去譙樓後面的省立圖書館去找。


省立圖書館館長吳季白,是安慶女中的創始人,跛著一條腿,慈眉善目,看到孫多慈來,總喜歡拍拍她的肩膀,“我是你的老校長啊,想看什麼書,自己來就行了,老拖著你爸幹什麼?”

孫多慈後來在《創造》季刊創刊號上讀到了鬱達夫的《茫茫夜》,讀著讀著,就有一種困惑,作家筆下的安慶“城”,怎麼一下子變得遙遠而陌生了?就産生了瘋狂的或“癡”或“醉”的想法:沿著作家的描寫,去實地考察她生活的這座城市。

初冬一個暖洋洋的週日上午,將《創造》季刊夾在腋下,孫多慈就由大南門走出城外。

太陽懸在遠處的江面上,泛著一些白色。在招商局碼頭附近,孫多慈翻著《茫茫夜》,認真地一家家尋找,她想看看到底哪家旅館,是小説中主人公質夫夜間兩三點鐘乘船抵達安慶後,住的“一家同十八世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小説中,質夫第二天一早“就坐了一乘人力車上學校裏去。沿了長江,過了一條店家還未起來的冷清的小街,質夫的人力車就折向北去”。從方向上判斷,因為是“折向北”,那這條“冷清的小街”只能是東城口街。於是孫多慈也順著新修的沿江馬路走了過去。果然就感受到了小説中描寫的景致:“車並著了一道城外的溝渠,在一條長堤上慢慢前進……”轉臉東望,“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寶塔,把半規初出的太陽遮在那裏。”而換一個方向,路的西邊,“是一道古城,城外環繞的長溝,遠近只有些起伏重疊的低岡和幾排鵝黃疏淡的楊柳點綴在那裏。”孫多慈十分興奮。

沿著書中説的“一條長堤”往北去,路是順著護城河蜿蜒的,不寬,勉強能行兩三輛黃包車。護城河西是高高的城墻,遠遠能看見“孤立在那裏的一排電桿的電線”。孫多慈看著就有些發呆,眼中的畫面,或者前世,或者來生,非常熟悉,似乎早印在心中。多少年後,她在南京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讀書,才知道這實際是幅不用任何修飾就非常完美的油畫構圖。

再往前,就是主人公質夫任教的安徽省立法政專門學校了。此時學校正以全省契稅收入七十二萬元為基金,籌辦安徽大學。因為父親孫傳瑗也參加了學校的籌辦工作,還帶自己到學校來過兩次,因此孫多慈對這一帶比較熟。順著護城河堤向西,還是圍著老城墻繞行,大概半個小時吧,就看到北門外的吊橋了。過吊橋,走北城口街,進集賢門,繞城走了大半天,這才又回到了城內。《茫茫夜》中,質夫本是想到城內去的,但“在城內又無熟人,又沒有法子弄得到一張出城券”,所以就放棄了進城的念頭。想到這個細節時,孫多慈正走在北門內正大街上,當時就生出一種後怕,如果天晚了,我也進不了城,那該怎麼辦?但看到沿街商鋪紅紅綠綠的招牌,聞到從沿街飯店飄出的油香氣,她的心又變得輕鬆了。這才是她能夠真實感受並能坦然行于其中的“城”啊!

孫多慈之所以一生都喜愛這座江濱小城,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這一次繞“城”而行得來的印象。中年之後,每每和兒女憶及,言語中還淡淡有一種甜蜜。過了知天命之年,獨自在台北的畫室,秋風四起,寒露漸生,童年關於“城”的印象,也時不時會浮到眼前來。

變故起于1929年的初秋。

變故之前,沒有任何徵兆。那天中午,一家人正圍著桌子在吃飯。孫多慈説她下午放學回來晚一點,要和同學李家應去華中電影院看一場電影。父親當時停住筷子,望著她,溫和地問:“哦?什麼電影?又是哪位明星主演的?”

那一階段,父親特別忙,很少看到他在家裏呆。孫多慈有些氣,就硬硬地説:“你現在政務纏身,哪還有時間看電影!説了你也不會知道的,王漢倫的《女伶復仇記》,聽説過嗎?”

孫傳瑗“呵呵”笑了,“説別人可能不知道,王漢倫我卻十分熟悉,小時候我還抱過她呢。她的父親彭名保,光緒年間是日新蠶桑公司經理,東門外的那一片桑園,都是他們公司種植的。她的真名叫彭琴士,字劍青。後來從藝,自己把名字改了,叫王漢倫。”又説,“彭名保早年任安慶電報局會辦時,在黃甲山,還設計發明瞭一部電話機呢!”

孫多慈一雙眼睛睜得多大。“不會吧?王漢倫是安慶人!她可是了不起,《女伶復仇記》是她自己出錢拍的,導演請的是卜萬蒼,高佔非、費柏清、陸品娟、蔡楚生等演員,都在裏面扮演角色。我們同學都説好看死了,特別慘!”

“去吧,去吧。記著早點回來!”孫傳瑗話語中,充滿對女兒的愛意。

確如女兒所説,1929年夏秋的孫傳瑗,不僅忙,而且忙得不可開交。但再忙,他的心裏也非常高興,因為這一階段,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為春風得意的一段時光。

這年3月,蔣介石下令,委任原馮玉祥舊部方振武,出任討逆軍第六路軍總指揮。5月,又以“皖人治皖”為由,調任方振武為安徽省主席。

方振武與孫傳瑗同是壽州老鄉,兩人早年就有過交往,不過一個從文,一個習武。當年孫傳瑗帶蒙養學生投奔安慶時,方振武剛剛從安慶武備學堂畢業。後來在街頭相遇,方振武還有意笑話他,“你這個壽州才子,膽子真大,怎麼敢私下帶學生投奔省城?家長真要追過來,還不把你給一刀劈了?”就笑笑,兩人距離因此拉得更近。


安徽武備學堂原先在撫署東側的演武廳,與尚志小學堂只一街之隔,從東圍墻插上去,幾分鐘就到了。後來學堂搬遷到北城外敬敷書院舊址。光緒三十年(1904),安徽巡府誠勳招募新軍三百名,就是交由武備學堂首屆畢業生訓練的。這之中有光緒三十四年(1908)打響新軍起義第一槍的風雲人物熊成基。方振武在武備學堂,屬於思想激進的學員,但勇中有謀,心機很深。武備學堂畢業後,方振武先是在安徽新軍中任隊官,後投奔到南京第九鎮統制徐紹楨部,被冷禦秋協統提拔為排長。武昌起義爆發,方振武隨徐紹楨響應起義,並身先士卒,屢建戰功。1913年,討袁戰爭失敗,方振武逃往日本,在那裏見到孫中山,又加入了中華革命黨。1918年,方振武任廣東護法軍政府海軍陸戰隊大隊長。1924年,在奉系軍閥張宗昌部,先後任直魯聯軍別動隊支隊司令、補充旅旅長、二十四師師長。1925年12月,率部追隨馮玉祥,任國民軍聯軍援陜副總指揮,第三方面軍總司令。

任命方振武為安徽省主席,表面看,是蔣介石對方振武的信任,實則不然。這年年初,中國局勢出現新變化,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各派,矛盾由暗轉明,形成公開衝突。先是蔣桂戰爭,後是蔣馮大戰。方振武是馮玉祥舊部,自然是蔣介石重點防範的對象。這年6月,方振武來安慶赴任,第六路軍被整編為兩個師,也隨之調至安徽。與此同時,蔣介石則將其嫡系韓德勤部調皖,用以牽制方振武,削弱他的軍事力量。

武官從文,方振武兩眼一抹黑。而此前的安徽,政府官員走馬燈調換,沒有任何公信力。讓方振武略感欣慰的是,在省政府長長的工作人員名單中,他看到了舊友孫傳瑗的名字。

方振武立即密招孫傳瑗,在他辦公室,兩人相聊至天黑。

“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是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的理想。我此次來,一定要將這個理想在安徽實現!”

“怎麼做?多辦它幾個學校,多出它幾張報紙,多殺它幾個害民的土匪頭子!”

“辛亥革命在安徽,壽州老鄉流血流汗,是出了大力啊!我們一定要在省城安慶建一座淮上軍烈士紀念碑。”

方振武在屋內來回踱著步子,説到高興處,死命地拍自己的前腦門。孫傳瑗一直點著頭,受方振武影響,他的血管裏,被壓抑多年的青年時代的剛勇,又有萌生的衝動。但安徽官場人際關係複雜,加上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這位壽州老鄉的抱負,能否得到實現,還是一個大問號。

果然,第二日,蔣介石密電放到了方振武的辦公桌上。

電文抬頭客氣得不能再客氣,但內容卻冷冰冰不容他有半點更改:“叔平兄:又著民政廳長吳醒亞,財政廳長袁勵宸,建設廳長李范一,教育廳長程天放赴任。中正。”

面對密電,方振武愣了半天。但作為軍人,他的天職只有兩個字,服從。他只能按蔣介石已經搭好的框架行事。

1929年夏,安徽新一屆政府成員名單出臺——

主席:方振武

委員:方振武、方植之、吳醒亞、蘇宗轍、郭子清、袁勵宸、程天放、李光炯、江、李范一、孫傳瑗、石友三

秘書長:方植之

民政廳長:吳醒亞

財政廳長:袁勵宸

建設廳長:李范一

教育廳長:程天放

面對這樣的名單,方振武哭笑不得。要説蔣介石沒有給自己面子,那是説不過去的,畢竟秘書長方植之算是自己的人,蘇宗輒、孫傳瑗、郭子清三人都是方振武極力推薦的。但這四張牌在整個名單中,能有多大分量?況且民政、財政、建設、教育四大廳的權力被控,秘書長方植之手中又能有多大權力?

安慶百姓對方振武的“皖人治皖”卻抱有無盡期待。初到安慶那幾天,沿街商家幾乎日日鞭炮不斷,市民們也天天舉著小旗上街遊行,“歡迎方總指揮來安慶主皖”的口號,此起彼伏,喊得方振武都生出煩意。那些天,安慶城大街小巷,比正月裏玩龍燈、接財神還要熱鬧。

受這種氣氛影響,孫傳瑗情緒高漲,信心大增,工作勁頭加大,工作節奏也加快了。母親孫湯氏總是開玩笑對孫多慈説:“看你爸爸,手裏稍稍掌一點小權,就屁顛顛不知天南地北了。”孫多慈自然向著爸爸,“才不是呢,爸爸本來就有本事,只不過大材小用,沒有發揮之地罷了!”

但這一切,只不過兩三個月工夫,在孫多慈看王漢倫的《女伶復仇記》的那個下午,事情陡然發生了變化。對於孫多慈,由火的高峰至冰的低谷,那場電影是個分界點。

放學出校門,孫多慈和好友李家應一起趕往天后宮華中電影院。天后宮原先是建在福建會館內的廟宇,祭的是天后娘娘媽祖。早些年,春秋兩度大祀,香火旺盛,半條街熱鬧非凡,以至於後來喧賓奪主,名氣超過福建會館,成為安慶城一大去處,並由此叫響了一條街道。天后宮往東,火正街走到底,便是安慶五大城門之一的樅陽門,出了城門,就是安慶人説的東門外了。福建會館早些年氣勢了得,天后宮從東到西半條街,都是它的地盤。父親孫傳瑗説他第一次進福建會館,看到大有亭榭樓閣,小有名花珍木,左荷池,右石山,就懷疑是不是走錯了地方,闖到哪個官宦人家的後花園來了。民國之後,以地域鄉情為紐帶的會館勢力,逐步被以行業性質為中心的各業公所(後演化為同業公會)所替代,福建會館也隨大勢趨於衰敗,迫不得已,將會館主建築改建為愛仁大戲院,對外出租,以租金勉強度日。愛仁大戲院可容四百左右觀眾,規模不小,但經營狀況平平。後來換老闆重新營業,亂七八糟什麼都演,包括早期無聲電影“影子戲”。沒想到無意插柳柳成陰,影子戲一在安慶露臉,就轟動了半個城。大活人能在銀幕上走動,這在當時,可是驚天新奇事。孫多慈也吵死吵活要父母帶她過來看,結果一看就上了癮,只要是新片子,一部也沒有拉下。愛仁大戲院的生意,由此也一火沖天。老闆賺了錢,便投入更多資金將劇場修繕一新。1929年初,戲院改名,正式挂出華中電影院的招牌。這一年安慶的電影業,也從默片時期進入有聲時代。


《女伶復仇記》的故事,説複雜也複雜,説簡單也簡單。同一所大學畢業的兩位同學,汝南和尤溫同時愛上溫情女伶幽蘭。接觸過程中,幽蘭因與汝南的感情發展迅速,從而冷落了尤溫。尤溫恨從心起,找由頭將汝南打成雙目失明。幽蘭憤而復仇,卻被尤溫手下劫持,並欲施非禮,幽蘭以死相抗,結果被尤溫關進土牢。多年後,幽蘭從土牢逃出,欲與汝南重溫舊情。不料雙目失明的汝南,以手相撫,竟不相信眼前的蒼老女人就是當年相愛的幽蘭。面對如此結局,悲痛欲絕的幽蘭,只能選擇以自刎了卻一切……

當電影院燈光暗下來,當銀幕上出現電影片名,那一刻,不知為什麼,孫多慈心中突然生出一種莫名的怯意。隨著電影情節的展開,這種怯意越來越強烈。特別看到幽蘭被關押進土牢裏那一段,這種怯意,又轉換成無邊的恐懼。恐懼驚悚而慌亂,潮濕而黑暗,似乎從天而落,沒有任何依附,茫然而無法掌控。土牢裏關押的,好像不是銀幕上的幽蘭,而是她自己,或是她的家人。當這種怯意在心轉机化成一種委屈一種傷感時,眼中的淚水就控制不住了,該哭的地方她流淚,不該哭的地方,她的淚水依舊汪汪。電影從頭放到尾,手中的一條小手絹,就一直沒有幹過。

從電影院出來,孫多慈只有一個信念,就是匆匆往家裏趕。李家應跟在後面喊了她兩聲,想邀她再去逛四牌樓,她卻話也顧不上回,急急消失在人群中。

穿過吳越街,穿過宣家花園,離家越來越近,她心中的恐懼就越來越有令人窒息的壓迫感,而這種壓迫感,使她似乎在冥冥中得知,家中肯定要出什麼大事。當遠遠地看見方家大屋大門洞開,看見巷子裏擠滿三三兩兩交頭接耳的鄰居,看見這些鄰居一看到她就緘口不語,她就知道她的預感得到了驗證。那一刻,她隱隱看到頭頂上的天,陰雲密布,越壓越低,甚至一抬手就能觸到。而她的神經,在這一刻也完全崩潰,她的腿有些軟,她不知道如何再邁動自己的腳步。

但隨她走進方家大屋,望見家裏家外一臉沉重穿進穿出的下人,這種恐懼,陡然間全部消失了。似乎一瞬間,她整個人,從裏到外都發生了質的蛻變,由一個無憂無慮的純情少女,成熟為飽經滄桑的冷靜女子。看見孫多慈回來,下人們都立住不動了,眼睛齊刷刷投向她。孫多慈也不問,徑直走了進去。母親摟著弟弟孫多括,神色無助,呆呆地坐在客廳父親常坐的竹搖椅上。哥哥孫多拯面無表情地坐在一邊。

“你爸爸,被南京來的人帶走了。”怔了好久,母親才輕輕向孫多慈吐出這幾個字。

孫多慈平靜地抱著母親的肩膀,拍拍,什麼話也沒有説。

這天下午,孫多慈離開家不到半個小時,省府大院那邊就匆匆來人向孫傳瑗通報,説南京那邊來了一行人,點名要找省府秘書長方植之、省府委員蘇宗轍和孫傳瑗,恐怕來者不善,讓他趕緊找地方躲一躲。孫傳瑗雖然早有南京方面可能會對自己動手的預感,但對方行動之快,下手之狠,仍讓他始料不及。

方振武在安徽所作所為,本來就讓蔣介石放不下心。這期間,他又與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劉鎮華,在鄭州結拜了金蘭之交。密報傳至蔣介石處,更引起他的高度重視。

9月22日,南京發來緊急電報,要求方振武去南京述職。方振武心知肚明,冷冷一笑,“這一去如赴湯蹈火,恐怕去了就回不來了。不能去啊!”他找了個藉口,讓民政廳長蘇宗轍代行述職。

3天后,蔣介石親自打來電話,“叔平兄,怎麼沒有來南京呀?”

“我的身體不舒服,實在是去不了啊。”

“你還是來一下吧,我同你還有要事相商。已經派安豐艦接你去了……就這樣,見面再説吧。”不容方振武回話,他把電話挂了。

方振武轉到孫傳瑗辦公室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看來不去還是不行啊!”

此間,也有風傳説孫傳瑗是孫傳芳同宗親信,近期又成方振武左右膀,蔣介石很不高興,準備對他施以顏色。孫傳瑗害怕,就想出去躲一躲。方振武不以為然,“你一介文官,手無縛雞之力,對他能構成什麼威脅?放心,有什麼事,也牽涉不到你身上來。”

26日,方振武帶著衛隊乘安豐艦離開安慶。幾乎在同一時刻,蔣介石在南京接連下達兩道手令:

命令方策率陸軍第六師速達安慶接防;方鼎英率陸軍第十師速達合肥接防。

命方策速將方植之、蘇宗轍、孫傳瑗逮捕,押送南京。

方振武乘坐的安豐艦,恐怕還沒有駛出安徽的江面呢,孫傳瑗就在家中被押走了。

安慶五大城門之一的盛唐門,民間俗稱小南門。現不存。

1929年的第一場秋雨,在這個夜晚密密麻麻地落了下來。秋雨夾著秋意,帶有一種無言的蒼涼。恰恰又逢上停電,燭火在風中搖曳著,忽兒明,忽兒暗。沒有父親身影的客廳,更顯得空空蕩蕩。

孫多慈坐在母親身旁,輕輕為母親拭著眼淚。

“你爸爸被帶走的時候,只説了一句話,讓你無論如何不要放棄學業。”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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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多慈與徐悲鴻愛情畫傳》 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