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立中央大學，孫多慈的閨中密友只有兩位，一位是文學院社會學系李家應，一位是理學院物理系的吳健雄。對孫多慈的情事，兩人持截然相反的態度，李家應是堅定的支援派，吳健雄是堅決的反對派。有趣的是，多少年後，兩個閨中密友的態度大轉換，李家應成了堅定的反對派，吳健雄則成為堅決的支援派。 在國立中央大學的日子，孫多慈外出，總是和兩個閨中密友中的一位同行。 李家應是孫多慈自小玩到大的女友，可以用“形影不離”來形容。“同學中，則李家應女士與吾自小學、中學以至大學，未嘗一日或離，情好逾于手足；以此之故，吾平生所作所畫，以寫家應者為獨多，亦以寫家應者為最逼肖。”孫多慈自己説。李家應比孫多慈大兩歲，生於宣統二年（1910），屬狗，因而常在孫多慈面前擺出一副老大姐的姿態。孫多慈雖然小一些，屬牛，逼急了，就會尖著嗓子反駁，“我是墾荒牛，你是落水狗，你當真還能大得過我？” 李家應老家在安徽含山，父親李立民與孫多慈父親孫傳瑗一樣，也是清末投奔安徽省城安慶的。民國之後，李立民在在安徽政界工作過多年。後到杭州，在浙江省政府工作，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但家小一直放在安慶。李家應個頭與孫多慈相倣，但略壯一些，性格也更直爽。處理方方面面的關係，包括個人情感等，也比孫多慈要果斷。她的這種性格特點，七年之後在擔任戰時兒童保育會浙江分會第一保育院院長時，表現得淋漓盡致。戰時兒童保育總會會長是宋美齡，浙江分會會長蔡鳳珍，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的夫人。浙江分會第一保育院，于1938年夏在麗水縣碧湖鎮成立，在李家應打理下，短短幾年，成績突出。1942年春，蔣經國夫人蔣方良，奉宋美齡之命，專程前往浙江第一保育院巡查。這位金髮碧眼、身材高大、體態豐腴、服飾華麗的俄羅斯籍女士，對李家應的工作稱讚不已。1943年，日軍逼近麗水，李家應率保育院遷至雲和縣，1944年又遷往平陽。儘管條件惡劣，李家應還是帶領全院教職員工，墾荒千余畝，辦起了農場、畜牧場，種植水稻、蔬菜等農作物。此外，他們還修建校舍，創辦工藝組，自己動手織布、做鞋、縫紉、織襪，基本解決了師生生活所需。此時的保育院，實際已經發展成為一所農場學校。1945年８月，李家應因身體欠安，離開第一保育院，相處七年的學生聞知，相送三十余裏，一路哭聲不斷。1945年10月，李家應獲國民政府頒發的抗戰八年勝利紀念勳章。 當然，此是後話了。 李家應也是1931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的，閨中密友重逢，自然有説不完的話。而此時，也是孫多慈相對苦惱的時期。於是，更多時候，李家應只是一個傾聽者。 正式成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新生，孫多慈感覺最大的變化，就是老師徐悲鴻對自己若近若遠，若即若離，似乎是在有意識疏遠自己。那段時間，他極少約孫多慈去他的畫室，有時孫多慈自己去了，他的態度也不比往日。雖談不上是冷淡，但也絕説不上是熱情。他總是處在繪畫創作狀態，與孫多慈説話，有一句沒一句，即使説了，也不在路子上。孫多慈很失望，如果徐悲鴻真對自己窮追猛打，她可能無所謂，不覺得這是什麼快樂或幸福。但徐悲鴻對自己不冷不熱，在感情上，她又一時接受不了，心裏面始終空蕩蕩的。抬眼看頭上的天，垂首看腳下的地，感覺都是灰濛濛一片。 孫多慈是無遮無掩的人，她的這種情緒，在閨中密友李家應面前，自然都表現了出來。 李家應認為孫多慈愛情之途險象環生。“如果真想和徐悲鴻相愛，在你心理上，至少要衝破三道障礙：一，年齡的障礙，他畢竟比你大十七歲，做得你的父親了，現在還感覺不到什麼，到你四十歲、五十歲時，想想看，他都六七十歲的老人了，你能適應這種年齡差距？二，道德的障礙，師生戀一直是社會關注的對象，又是與徐悲鴻這樣知名畫家的師生戀，負面影響更要加倍。前期你們還沒有鬧出什麼，小報記者就編了那麼多花邊新聞，如果真有什麼故事，還不把一個南京城給炒翻天？三，家庭的障礙。你這邊是你父親的反對，他那邊是他夫人的阻撓，尤其是他那個夫人，據説特別兇狠，你一個弱不禁風的女學生，怎是她的對手？” 孫多慈“撲哧”笑出聲來，“到底是社會學系的高材生，説出話來，也一套一套的。哪有那麼嚴重，我只是和他交往密切而已，暫時還沒有超過師生關係。” “既然如此，你就不應該在乎他對你的態度。” “不在乎也是假話，我是學生，當然希望得到老師的寵愛；我是個女學生，也當然希望得到男老師的關愛。人之常情嘛。但這並不代表我就期待與他在感情上能有什麼發展。” 李家應説，“我有個餿主意，裝作聽取他的意見，説有男學生在追求你，和他半公開攤牌，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孫多慈不以為然，“這種下三爛的方法也拿得出手，他不笑話你才怪呢！” “也只是試一試嘛，並不傷害你什麼，也許有效果呢？” 孫多慈想想也對，就按李家應教的方法，到徐悲鴻畫室，故意輕描淡寫地把這事説了。 徐悲鴻並不接她的話頭，笑笑，故意説起了另一件事，“昨天還是前天上午，有一位青年，經老朋友介紹，到我這裡來，説要學習繪畫。我看他西裝革履，衣冠楚楚，就料想是哪位官宦人家的公子哥。於是我對他説，‘繪畫是小技，但可以顯至美，造大奇，非鍥而不捨，勤奮苦學不易成功。’我又對他説，‘還需要有一種準備，即使你學有成就，在當今的社會裏，未免有餓肚子的憂慮，所以還要有殉道者式的精神，必要時要把整個生命撲上去。’那位青年聽我説得如此恐怖，凳子也坐不住了，趕緊溜了出去。” 孫多慈先還不明白徐悲鴻的意思，也跟著傻傻地笑了笑，後來突然明白了其中的寓意，臉馬上紅成一團，頭低下來，一句話也不説。 徐悲鴻走過來，抱住了她的臂膀。“你放心，老師對你的感情，沒有任何變化。但現在你是中央大學的學生，身份變了，關係變了，環境也變了，有些事，就必須避一避。這一階段，外面風言風語傳得厲害，我家裏那一位也不是盞省油的燈……如果真鬧開來，徐悲鴻個人得失事小，你的前途事關重大。所以在近兩三年內，我想，還是把我們的感情放一放。我希望你把你所有精力，都集中到學習上來。你是我極力推崇的學生，如果你的畫技兩三年沒有長進，出不了成績，你讓我對外界，怎麼解釋這一切？你那圖畫滿分的佳話，豈不真要成為徐悲鴻一生的污點？懂嗎？多慈！” 孫多慈是乖巧女孩，自然很快就領悟了徐悲鴻的這番良苦用心。而她更感動的，是他最後那一聲親切的“多慈”，似乎是一盆火，能把她整個身體，都實實在在地融于其中。
後來孫多慈把徐悲鴻的反應説與李家應，李家應也感到敬佩，“徐悲鴻教授是真漢子，一生有這樣的男人為知己，死也足矣！”她從心裏發出感嘆。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是孫多慈集中精力投入學習的高峰階段。晚年她向子女講述這段往事，總是瞇著眼睛，一片得意之情，“那時候，腦子裏真的一片空白，除了學習，學習，還是學習。在學校裏，我的生活路線基本是三點一線，宿舍——教室——圖書館，圖書館——教室——宿舍，甚至星期天也不逛大街。”除了美術專修科的專業課以外，她還選修了宗白華的《美學》，胡小石的《古詩選》，以及徐仲年的《法語》。 徐悲鴻對孫多慈的選修課程很滿意，他對她説：“胡小石是國學大師，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他的《古詩選》，堪稱中國第一。你喜愛古詩詞，肯定獲益匪淺。徐仲年是我們教授會主席，翻譯家，魯迅的《吶喊》，就是他譯成法文推薦到國外去的。盛成的《我的母親》能不能讀好，就看你跟在他後面學得如何了。”又開玩笑説，“宗白華的《美學》，恐怕是出於老鄉和前輩的面子才選的吧。”見孫多慈開口要辯，他笑笑道，“當然是一句笑話。在國立中央大學，在美術專修科，不選修宗白華的《美學》，專業課再好，也不能及格。宗白華可是中國現代美學的先行者和開拓者哦！説來有趣，美學界‘南宗北鄧’，都是你們安慶人，而且與我關係都不錯。‘南宗’宗白華算得上是至交，‘北鄧’鄧以蜇是書法大家鄧石如之後，記得你曾經説過，七扯八算，你們還是同一所學校的校友呢！前些天去北京，我還專門拜訪了鄧以蜇，欣賞了他珍藏的完白山人的書法作品，那真是大開眼界，大飽眼福。康有為説‘完白既出之後，三尺豎僮，皆能為篆’一點不假啊！有機會去北京，你也要好好學習。完白山人鄧石如，在你老家安慶，應該算第一名人啊！” 那時候，中央大學有四位裸體模特，其中一位是上海請來的，另外三位，都是南京本地挑出來的少女。孫多慈習慣了臨摹石膏像，第一次面對真人，多少還有些不自然。一些男學生的眼光，也怪怪的另有一種色彩。徐悲鴻對模特很尊重，上課之前，總是向模特行注目禮。他也要求學生們對模特的獻身藝術的精神表示尊重。 圈外的人對模特總有其他的聯想，不少外係的學生談至此，還有一些不理解，那天在食堂，幾位同學為此相爭，有一位老夫子居然怒氣沖衝，“既然是實物寫生，為什麼偏要裸體人物？狗啊貓的，也同樣可以用嘛！” 孫多慈在這邊桌子吃飯，本來可以不多事，但聽至此，實在忍不住了，立起身來反唇相譏：“人為萬物之靈，五官端正，身體曲線多美，獸類怎麼可以相比！” 這是徐悲鴻授課時的原話，孫多慈在此只是照搬，但合乎情合乎理，擲地有聲。 爭論的幾位同學不出聲了，一起轉過頭，呆呆地看著這位冷美人。 後來孫多慈拿此事在徐悲鴻面前表功，徐悲鴻果然高興。又感慨説：“現在的社會，封建殘余思想盛行，鼠目寸光者，少見多怪者，比比皆是！儘管不合時代潮流，但想徹底轉變，也非易事。最根本的辦法，就是我們要身體力行，大力宣傳和推廣現代藝術教育，我們共同努力吧。” 這年年底，徐悲鴻一家搬進傅厚崗6號新居。 吳稚暉出資為徐悲鴻買下的這片宅地，在鼓樓坡之北，之前是一片荒涼的墳地。民國政府定都南京後，隨“建設新首都”計劃啟動，南京地産業出現二十世紀第一次地價飛漲。三千塊大洋在當時不算是小數目，但在傅厚崗，也只能勉強圈下兩畝地。南京老人回憶傅厚崗，都記得徐悲鴻公館內的兩棵大白楊，樹榦有十數米高，樹冠如蓋。徐悲鴻新建的畫室，就坐落在兩棵白楊的樹陰之下。類似的巨大白楊，南京城只有三棵，另一棵在城南。當時從上海坐火車到南京，火車徐徐駛進下關，遠遠就可以看到它們。 徐悲鴻公館未落成之前，孫多慈拉著李家應來看過多次。這是棟精巧別致的兩層小樓，建築主體為歐式風格，但中間又糅進了有中國傳統的庭院色彩。別墅下為客廳、餐廳，上是主人的臥室、浴室、衛生間等，前後為寬敞的庭院，四週以籬笆築成隔墻。 孫多慈她們並不敢走近，立在街的這一邊，遙遙相望。更多的時候，孫多慈一站多時，半天不想移身。李家應就笑她，説：“又動起你那小心思了吧，是不是急著進去做女主人？” 孫多慈就用胳膊捅捅她，“去，把我想得那麼俗，至於這樣嗎？” 李家應説：“想做女主人有什麼不好，這是你們感情的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最終結果。作為你閨中密友，我也想在這樣的公館進進出出啊！” 孫多慈低下聲和她商量，“先生要搬新居，我這個做學生的，總得要表示表示吧？可送什麼好呢？一般的東西，先生看不上。太招搖太顯眼了，讓師母知道了，又會不容忍。你腦子靈活，幫我給拿個主意吧！” 李家應想想也是，但腦子轉了半天，也不知送什麼合適。 孫多慈説：“我倒是有個謀劃，自知也還算是個絕點子，但不知……” 李家應開玩笑地説：“不會是安慶地方特産胡玉美蠶豆醬吧？” “去！”孫多慈伸手打了她一下，“要是送幾箱胡玉美蠶豆醬，再配上師母的陳年老醋，那先生可就夠受了！” 兩人當街哈哈大笑。 之後孫多慈認認真真地説：“我盤算著，先生公館有這麼大的院子，送他一些楓樹苗，讓他栽在院子裏，如何？” 李家應張大嘴，半天説不出話來，“這真是個絕妙的主意，既特別又有新意。到秋霜季節，踱步于庭院，看一樹紅葉，徐悲鴻教授馬上就想到了你。而他夫人，即便知道是別人送的禮物，都不會想到是你這個小丫頭送的。不僅僅如此，隨楓樹一年年長大，一年年長高，你這禮物的意義，就越發凸顯出來。到我們老了，不在人世了，你對徐悲鴻的這份心思，仍會一代一代傳下去。”但她仍有一些擔心，“可是，你這些楓樹苗哪來呢？” 孫多慈顯得十分得意，“那就是我老爸的事了。安慶有個農事試驗場，在皖江公園內，他應該有辦法吧！” 當搬運工人將從安慶運來的數十株楓樹苗運到傅厚崗時，徐悲鴻也大吃一驚。之前孫多慈説是有特別禮物相送，他並沒有在意，估摸著也就是瓷器、玉雕，或者古籍善本什麼的，因為她父親在安慶，有此雅好，據説李氏“慎余堂”的藏書，有好多就轉到他手上了。沒想到孫多慈出手的禮物，看似大俗，實則大雅，讓人喜出望外。想想看，曾經是一片荒墳的徐悲鴻公館，有數十株紅楓在其中點綴，三五年之後，將是道什麼樣的醉人風景？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有此大禮，”徐悲鴻和孫多慈開玩笑説，“我還真需要配部好車，不過這車，怕是四個輪子滿地跑的新式汽車了。”
“也不一定要車，”孫多慈也隨著徐悲鴻的思路前行，“‘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同樣也是一種境界。《山海經》説，‘黃帝殺蚩尤于黎山，棄其械，化為楓樹。’這不好，半夜散步，蚩尤出來，恐怕要嚇壞先生。我喜歡《西廂記》中的‘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楓林醉？’秋長天高，雲輕風淡，紅楓婆娑，青竹扶疏，彎彎一條青石路，移步其上，低唱淺吟。那種感受，天不醉人人自醉啊！” 徐悲鴻半日不語，之後輕輕嘆了口氣，“果真有這一天，能與多慈一起在楓林間散步，那悲鴻就不是凡人，而是天上的神仙啦！” 可惜這數十株楓苗，栽下不到半年，5月初，立夏前後，蔣碧微趁徐悲鴻赴上海為張大千祝壽之際，吩咐園丁把它們全部砍了。也就在那些天，她請來園林工人，在園內突擊移種了多種觀賞植物，如梅，如桃，如李，如柳等。院內草坪上，也植上了新草皮。草坪中間，撐起了兩把巨型遮陽傘，傘下放有圓桌和藤椅。 徐悲鴻從上海回來，一切都變成現實。 蔣碧微向徐悲鴻解釋説，“大家都説我們公館和院落風格不大協調，我一看也是，就沒有和你商量，把它做了小的變動。因怕耽誤你的創作，所以讓園林工人抓了點緊，趁你不在家的幾天，把它突擊完成了。不少朋友來看了，都説有法蘭西浪漫色彩，也確實，每每走在其中，我都有回到法國巴黎的感覺。” 徐悲鴻閉口不語。他從蔣碧微笑容背後，知道她一定弄清了楓樹的來歷，所以才採取如此“斬盡殺絕”的行動。但她不説破，你也沒有辦法戳穿她。這也是蔣碧微或高超或陰損之處，明明知道徐悲鴻不同意，也不與他商量，先斬後奏，辦好之後，才一臉堆笑告訴他。但她的態度，仍是滿心虔誠，似乎對徐悲鴻，絕對惟命是聽。 徐悲鴻的怨氣，只能暗暗發泄。此後向別人介紹公館，他總是以“無楓堂”而笑之。他的閒章中，也多了一款“無楓堂”。這一階段，他的畫作常以楓樹為景，而畫後，必鈐上“無楓堂”印章。蔣碧微看見了，知道他是在泄心中之怒，雖也惱火，但絕不敢吱聲。時間長了，她還是忍不下這口氣，總是借賞畫之機，挑些“無楓堂”的毛病。徐悲鴻毛了，一氣之下，乾脆改“無楓堂”為“危巢”，並專門做了篇《危巢小記》。“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訓，抑于災難喪亂之際，臥薪嘗膽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其實徐悲鴻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是“無楓堂”已經充滿感情危機，這個勉強維持的家庭，危如累卵，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轟然倒塌。 搬進傅厚崗6號後，孫多慈去徐悲鴻畫室的次數就少多了，她也沒有那個膽量敢獨自過去。隨藝術專修科的同學自然來過多次，但只要看見蔣碧微，就縮著頭擠在人群最後面。在徐悲鴻新畫室，孫多慈最感興趣的是挂在墻上的一副對聯，右為“獨持偏見”，左為“一意孤行”，橫批是“應毋庸議”。字如斗大，氣魄雄健，似乎在宣泄他一腔的怨氣。孫多慈暗暗想，這個“獨持偏見”，這個“一意孤行”，恐怕就是指他對與自己的那份淡淡情感的態度吧。 孫多慈的另一位閨中密友吳健雄，與孫多慈同屆，但不同係。吳健雄1930年初進中央大學時，念的是數學系。後來她到圖書館看書，翻閱到有關X光、電子、放射性、相對論等方面的書籍，一下子便被倫琴、貝克勒爾、居裏夫婦、愛因斯坦等科學巨匠給深深地吸引住了。於是，第二學年，她向學校提出申請，轉到了物理學系。 當年國立中央大學，班有班花，院有院花，校有校花，每個係還有自己的係花，吳健雄秀麗聰慧，是物理系的係花。孫多慈文靜溫和，是藝術專修科的係花。係花對係花，雖早有耳聞，但一直沒有相見。 國立中央大學的女生宿舍，在北極閣山下的石婆婆巷，是學校向教會租用的樓房，東、西、南、北共四棟，房間大小不一，大的住有六人，小的只安排了三個同學，也還有單身宿舍。吳健雄初入學時，住南樓，是三人間，後為專心唸書，又搬至南樓後的小平房。同學因此戲稱她為“南樓瓊花”。但吳健雄是典型讀書型女學生，在學校，不是上課，就是在實驗室，或是關門在宿舍用功，很少有社會交往。 孫多慈早就想與吳健雄結識，只是沒有合適機會。後來在圖書館，臨座有一位女同學，姓劉，也是理學院的，兩人相聊，就説到吳健雄。對方和吳健雄不僅相識，而且還是要好的小老鄉。也是個熱心人，聽説孫多慈想結識吳健雄，二話不説，拉起孫多慈，就要領她去吳健雄宿舍。 孫多慈有些猶豫：“我們這樣冒冒失失，人家一定很反感吧?” “誰説呢，吳健雄熱情開朗，對你仰慕已久，也想和你認識呢！” 初次相識，禮節性的見面，雙方並沒有深聊。但兩人都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不僅僅如此，此後兩人長達四十餘年的友誼，包括後來結成兒女親家，都在這一次見面中，埋下了長長的伏筆。 孫多慈晚年曾寫文章稱讚吳健雄：“遠在民國二十年即1931年，我們同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那時的健雄是一個嬌小玲瓏，活潑矯健的女孩子，她是江蘇太倉人，一雙神采奕奕的眸子，靈巧的嘴唇，短髮，平鞋，樸素大方但剪裁合身的短旗袍。在兩百左右的女同學中，她是顯得那樣地突出，當然她也是一般男孩子的追求目標，不僅男孩子，女孩子竟也有人為她神魂顛倒呢。” 半個月後，孫多慈去教務處領取獎學金，正好吳健雄也過來領獎學金，兩人再次相遇。從教務處出來，兩人肩並著肩，手拉著手，就已經無話不説了。那個階段，孫多慈因徐悲鴻有意疏遠，思想上有些苦悶，神情怏怏，水色不是很好。細心的吳健雄觀察到了，便把孫多慈悄悄拉到一邊，指指她的腦袋，問：“是不是這裡出問題了？” 孫多慈紅著臉，“沒有啊，我這裡能有什麼問題？” 吳健雄説：“你的那些風言風語，全校都知道，我吳健雄能充耳不聞？説，是不是徐悲鴻教授欺負我們多慈了？” 孫多慈説：“我們之間的關係，絕沒有外界傳的那麼渾濁，但也絕不是一潭清水。説實在的，我自己也很矛盾，説有‘愛’，不確切，説沒有‘愛’，也是一句假話。” 吳健雄與孫多慈同歲，雖同樣是花季少女，但遠比孫多慈老練精幹，為人處世也有章有節。兩人第一次相見，孫多慈就有了可以信任可以依賴甚至可以交心的感覺。
這天吳健雄破例沒有讀書，兩人在國立中央大學校園內，來來回回，走了兩三個小時。從生活到學習，從理想到情感，幾乎聊了個底朝天。特別是孫多慈，與徐悲鴻交往的每一個細節，都竹筒倒豆子般向吳健雄説了。 吳健雄態度十分明確。“徐悲鴻是優秀畫家，是血性漢子，也是溫柔情人，確實值得女人去深愛。但這個女人，不應該是你孫多慈。想想看，你還年輕，你的前途遠大。這樣不明不白捲入感情漩渦，是不是太早了些？”不僅僅如此，她還為孫多慈的處境深深擔心，“徐教授夫人是出了名的厲害角色，你一個女學生，弱女子，哪是她的對手啊！”最後她給出的結論是一個字，“斷”。並再三強調，“現在的局面，亂如一團麻。作為當事人，你一定要面對現實，當斷則斷，不然的話，近則影響你的學業，遠則影響你的前程。” 孫多慈也覺得吳健雄的考慮在情在理，但真讓她下決心，也不那麼簡單。已經邁向感情漩渦的這只腳，想及時抽回來，無論從哪個方面，都不是件容易事啊！ 1932年底，徐悲鴻與劉海粟發生激烈的口水大戰。 劉海粟舉行“劉海粟歐遊作品展覽會”，一位叫曾今可的文人，為展覽寫了個序，發在《新時代》第三卷第三期上，文中説：“國內名畫家如徐悲鴻、林風眠……都是他的學生。” 11月3日，徐悲鴻在《申報》刊登《徐悲鴻啟事》：“民國初年，有甬人烏某，在滬愛爾近路（後遷橫浜路），設一圖畫美術院者，與其同學楊某，俱周湘之徒也。該院既無解剖、透視、美術史等要科，並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無；惟賴北京路舊書中插圖為范，蓋一純粹之野雞學校也。時吾年未二十，來自田間，誠愨之愚，惑于廣告，茫然不知其詳；既而，鄙畫亦成該院函授稿本。數月他去，乃學于震旦，始習素描。後遊日本及留學歐洲。今有曾某者，為一文載某雜誌，指吾為劉某之徒，不識劉某亦此野雞學校中人否，鄙人於此野雞學校固不認一切人為師也……”並指責對方：“今流氓西渡，惟學吹牛，學術前途，有何希望；師道應尊，但不存于野雞學校。” 11月5日，劉海粟也在《申報》刊登《劉海粟啟事》，稱：“圖畫美術學院經幾次苦鬥，為國人所知，此非‘藝術紳士’如徐某者所能抹殺。且美專二十一年來生徒遍海內外，影響所及，已成時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愛惡生死之。”同日，《申報》還刊出《曾今可啟事》，説：“今可認識徐悲鴻先生在認識劉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無所厚薄，拙文中亦並無侮辱徐先生之處。” 11月9日，徐悲鴻在《申報》再次刊登《徐悲鴻啟事》：“文藝之興，須見真美，醜惡之增適形衰落。‘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偉大牛皮！急不忘皮，唸唸在茲。但乞靈于皮，曷若乞靈于學！學而可敬，何必甘心認為流氓。筆墨之爭，汝乃不及（除非撒謊），繪畫之事，容有可為；先洗俗骨，除驕氣，親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誣汝！” 孫多慈身為局外人，但她的憤怒，絕不亞於徐悲鴻本人，那些天和吳健雄閒聊，總是把對方説得一無是處。有時候吳健雄故意激她，説不管如何，劉海粟也是當今有成就的畫家之一，厚此薄彼，不是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一個學生應持的立場。孫多慈就滿臉通紅，辯解説：“他的成就怎麼能和先生相比，一個在天，一個在地。如果他真有自己吹噓的那番成績，為什麼不請他來中央大學任教？” 看到孫多慈如此認真，吳健雄忍不住就笑起來，“還説對徐悲鴻教授無所謂呢，你那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把對他的愛意表現出來了！看來我的勸説毫無用處，在個人情感的漩渦裏，你已經連身子帶頭，全部被捲進去了！” 孫多慈的話頭戛然止住，就笑，臉如三月桃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