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前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回憶和掌故 1935年前後的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是最寧靜的時期，學生學習認真，教室裏無人喧鬧，只聽得木炭條在紙上嚓嚓的作畫聲。競爭是劇烈的，誰也不肯缺課，下午無業務課時教室鎖門，倒是常有學生跳窗戶進去作畫，逃避理論課，不重視文化修養，認為技術是至高的。下午課程少，我們低年級學生便都出門畫水彩寫生：蘇堤垂柳、斷橋殘雪、接天蓮葉、平湖秋月……濃粧淡抹的西湖確是夠令人陶醉的。傍晚，各人將自己的作品裝入玻璃框，宿舍裏每天有新作觀摩，每當看到別人出了好作品，我便感到一陣刺激，其間夾雜著激動、妒忌與興奮，盼望明天的到來，盼望明天自己的作品是最出色的。林風眠校長、林文錚教務長、教授們如吳大羽、劉開渠、蔡威廉、雷圭元等老師，幾乎清一色都是留法的；從授課方式和教學觀點的角度看，當時的杭州藝專近乎是法國美術院校的中國分校，王子云老師返國前，就是學校的駐歐代表。校圖書館裏畫冊及期刊也是法國的最多，塞尚、梵谷、高更、馬蒂斯、畢加索……我們早就愛上了這些完全不為中國人民所知的西方現代美術大師。學校裏教法文，但認真學的學生太少了，招生時本來就不夠重視文化課，有些學生連中文都不很通，對外文更害怕，見了法文老師黃紀興先生都躲著走，黃先生教學是很嚴厲的。因此看畫冊看圖不識字，不求甚解，學人家的氣派，不易辨感情的真偽。當時的課程是前3年素描，後3年油畫(指繪畫係)，對西方現代藝術採取開放態度，但在教室裏的基本功方面，要求還是十分嚴格的。當年的同學們今天分散在國內外，都已是花甲之人，回憶學藝之始，評析教學中的功過，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當能提出較客觀的意見。每天上午的業務課都是西洋畫，每週只有兩個下午學中國畫。雖然潘天壽老師的藝術和人品深為同學們敬佩，但認真學的人還是少，認為西洋畫重要，中國畫次要。因為中國畫課時少，又基本從臨摹入手，所以少數愛好國畫的同學便在晚間畫中國畫，背著舍監(宿舍管理員)自己偷偷換個大燈泡。潘老師偏重於講石濤、石谿、八大，構圖、格調、意境……倒也正是西方現代出色的藝術家們所追求和探索的方面，但當時同學們學得淺、窄、偏，自然還談不上融會貫通。 正當學校將籌備建校10年大慶的時候，“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華戰爭，寧靜的藝苑裏也掀起了抗日宣傳活動。本來從不重視宣傳畫，這回卻連老師教授們也動手畫大幅宣傳畫了，而且都是用油彩畫在布上的。我記得李超士老師畫的是一個人正在撕毀日旗，題名“日旗休矣”，方幹民老師畫一個穿木屐的日本人被趕下大海，吳大羽老師畫一隻血染的巨手，題款：我們的國防不在北方的山岡，不在東方的海疆，不在……而在我們的血手上。戰爭形勢發展得快，杭州危急，1937年的冬季，學校不得不倉皇辭別哈同花園舊址，全校師生乘坐木船逃避到諸暨縣的鄉下去。諸暨也不是久留之地，便又遷向江西龍虎山張天師的天師府去，似乎那裏還能重建失去了的象牙之塔! 那時候，不少同學不再跟學校逃難，直接去參加抗戰工作。我們依附著學校的，也只能各自找火車或汽車的門路，到江西貴溪縣報到，然後三三兩兩，自由組合，步行100來華里到龍虎山。我和朱德群、柳維和等數人到得較早。龍虎山裏的“嗣漢天師府”相當宏偉，還不很破舊，看來可容納我們學校，只是桌椅板凳都缺，我們睡地鋪，也許這裡是避亂的桃花源吧，但又如何進行教學呢？正當我們爬上張天師的煉丹亭等處參觀，尋找美好的寫生角度時，有師生途中遭到了盜匪的襲擊，學校於是改變定點龍虎山的計劃，決定先回貴溪縣集中，住在貴溪的天主堂裏。家鄉已淪陷的戰區學生，斷了經濟來源，大都連伙食費也交不起了，我曾和彥涵及朱德群就在天主堂的門洞角落裏同鍋煮稀飯填肚子。 車、船、步行，鷹潭、長沙、常德，最後學校定居湖南沅陵老鴉溪。這時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也從北平流落到南方，*下令兩校在沅陵合併，改名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取消兩校的校長，由林風眠、趙太侔(原北平藝專校長)及常書鴻三人組成校務委員會。龐薰琹、李有行、王臨乙、王曼碩等許多老師就是那次從北平來的。北平和杭州早都淪陷了，南北兩校的師生跋涉來到沅江之濱，但未能同舟共濟，卻大鬧起*來。不久，*任命滕固來任校長，林風眠和趙太侔相繼離開了學校。*平息後我們又開始了如饑似渴的學習，學校已蓋起木板教室，教室裏依舊畫*。一路奔波，沿途也組織了宣傳隊，畫過抗日宣傳畫，但思想深處並不以為那些也是藝術，如今有了木板畫室，便又權作象牙之塔。雖然認為只有畫人體才是藝術基本功的觀念不可動搖，但生活的波濤畢竟在襲擊被逐出了天堂的師生們，他們跌入了災難的人群中，同嘗流離顛沛之苦，發覺勞動者的“臭”和“醜”中含蘊著真正的美。大家開始愛畫生活速寫，在生活中寫生：趕集的人群、急流中的舟子、終年背筐的婦女、古老的濱江縣城、密密麻麻的木船、桅檣如林、纜索纏綿、帆影起落……挑、抬、扛、呼喊、啼哭……濃郁的生活氣息包圍著我們，啟示了新的審美觀，在杭州時頂多只能畫畫校內小小動物園裏的猴子和山雞，那“春水船似天上座”的西子湖實在太平淡了!同時出現了新風尚：湖南土産藍印花布被裁縫成女同學的旗袍、書包，確乎顯得比杭州都錦生的織錦更美!
雖然僻處湘西，仍常有日本飛機來襲的警報，一有警報便停課，大家分散到山坳裏躲藏。事實上日機一次也沒來投過炸彈，我便利用警報停課的時間，躲在圖書館裏臨摹“南畫大成”，請求管理員將我鎖在裏面，他自己出去躲藏。那時制度不嚴，他善意地同意了，我今天還感激他的通融，讓我臨完了許多長卷。就當警報聲中我鎖在圖書館裏臨古畫的時期，羅工柳、彥涵等不少同學紛紛離開了學校，據説是出外謀生，直到解放後才知他們是去了延安。留在學校的我們，破衣爛衫，依靠*每月5元的“戰區學生貸金”生活。 敵人步步緊逼，長沙大火，沅陵又不能偏安了，學校決定搬遷昆明。搬遷計劃分兩步走，先到貴陽集中，再赴昆明。靠一位好心的醫生給我找了不花錢的車(當時叫“黃魚車”)，我省下了學校發給的旅費，用以買畫具材料。到貴陽又住進一個天主堂，幾人合用一張小學生的課桌，於是有人偏重練習書法，有人專門出外畫速寫。速寫，那是離開杭州後才重視的寶貴武器，董希文畫速寫最勤奮，盧是練書法最有恒心。我們遇上了慘絕人寰的貴陽大轟炸。每遇空襲警報，我們便出城畫速寫。那一天我爬到黔靈山上作畫，眼看著一群日本飛機低飛投彈，彈如一陣黑色的冰雹，滿城起火，一片火海，我丟開畫具，凝視被死神魔掌覆蓋了的整個山城，也難辨大街小巷和我們所住天主堂的位置。等到近傍晚解除警報，我穿過煙霧瀰漫的街道回去，到處是屍體，有的大腿挂在歪斜的木柱子上，皮肉焦黃，露著骨頭，仿佛是火腿。我鼓著最大的勇氣從屍叢中衝出去，想儘快回到天主堂宿舍。但愈往前煙愈濃，火焰漸多，烤得我有些受不了，前後已無行人，只剩我一人了，才發覺市區道路已根本通不過，有的地方余彈著火後還在爆炸，我急急忙忙退回原路，從城外繞道回到了天主堂。天主堂偏處城邊，未遭炸，師生無一罹難，只住在市區旅店的常書鴻老師等的行李炸毀一空，慶倖人身無恙。 大轟炸促使學校更迫切遷往昆明。作出遷移決定後，有幾位勇敢的同學，如李霖燦(今任台灣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和夏明等，他們決心徒步進入雲南。他們步了徐霞客的後塵，也可説是藝術宮裏青年學生深入生活的先鋒。我曾收到李霖燦沿途寄我的明信片，敘述各地風土人情，並配有鋼筆插圖。就是他明信片上速寫的玉龍雪山使我嚮往玉龍數十年，1978年我終於到達了玉龍山，在麗江提起李霖燦，有些老人還記得他，他當年深入少數民族，長期苦心鑽研納西族文字，著書立説，後來以少數民族文字專家的身份進入了中央研究院。 學校遷昆明後，在市裏借了個小學開課。因是當時惟一的一所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國內許多有名望的藝術家都曾先後來校任教，許多在地方藝術學校學習過的學生也來轉學，於是畫風就更多樣，但水準也更不齊了。同時，由於招生考試放鬆，教學要求已不嚴，學生中有些人並不想認真學藝，只是假個棲身之處，混張文憑，於是有人在搞各式各樣的活動，進步的和反動的，有人學英文想當美軍翻譯，有人想當電影明星，談戀愛之風盛行起來，對對雙雙形影不離，這在杭州時是絕對禁止的。仍不乏苦學苦鑽的苦學生，有一位祁錫恩，學習解剖學苦無完善的教本和滿意的教師，便自己土法編制，將從表層到深層的肌肉用多層圖紙畫出後製成活動解剖圖，可一層層揭視，所下的工夫驚人。這時候，滕固校長宣佈，請來了傅雷先生當教務長，大家感到十分欣喜，對傅雷是很崇敬的。傅雷先生從上海轉道香港來到昆明，實在很不容易，他是下了決心來辦好惟一的國立高等藝術學府的吧!他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對教師要甄別，不合格的要解聘；二是對學生要重新考試編級。當時教師多，學生雜，從某一角度看，也近乎戰時收容所。但滕校長不能同意傅雷的主張，傅便又返回上海去了。師生中公開在傳告傅雷離校的這一原由，我當時是學生，不能斷言情況是否完全確切，但傅雷先生確實並未上任視事便回去了，大家非常惋惜。
在昆明搞過一次規模較大的義賣畫展，展出部分師生的作品，用售票抽籤得作品的辦法，售款全部捐獻抗日。空襲又頻，學校遷到滇池邊呈貢縣的安江村上課。幾個村莊裏的數座大廟分別作了教室和宿舍，於是要在廟裏畫*，確曾費了不少努力。事過四十餘年，一切都漸淡忘，前幾年過昆明，我抽暇去安江村尋訪舊時蹤跡，才又憶起當年教學與生活的點滴。人生易老，40年老了人面，但大自然的容貌似乎沒有變，只是人家添多了，吉普車能曲曲彎彎顛顛簸簸地進入當年只有羊腸小道的安江村了。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故鄉，向父老們探問自己的家，很快就找到了地藏寺舊址，今日的糧倉，昔日的男生宿舍。安江村還有兩家茶館，一家就在街道旁，裏面聚集著老年人，煙氣茶香，談笑風生。我和同去的姚鐘華同志等進茶館坐下，像是開展對抗日戰爭時期國立藝術學府在這個偏僻農村活動的外調工作。老年人都記得“國立藝專大學”，他們是當年情況的目擊者。有人説，“我家曾留有一本常書鴻的書，裏面有許多照片和圖畫”，“有一本書裏畫有老師和學生的像，有的像不畫鼻子和眼睛(指一本畢業紀念冊)”，“你們那個亞波羅商店……”我們驚訝了，從老農嘴中聽到亞波羅，真有點新鮮，我也茫然記不清是怎麼回事了。“亞波羅商店不是賣包子、麵條、花生米嗎？”我才回憶起當年有幾個淪陷區同學，課餘開個小食品店掙錢以補助學習費用。“你們見什麼都畫，我們上街打醬油，也被你們畫下來了，還拿到展覽會展覽。”在佛廟裏畫*，這更是給老鄉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他們記得畫*時如何用炭盆生火，畫一陣還讓憩一憩，並説出了好幾個模工的姓名，其中一位女模工李嫂還健在，可惜未能見到這位老太太，估計我也曾畫過她，多想同她談談呵!“你們如不搬走，本計劃在此蓋新房、修公路，戰爭形勢一緊張，你們走得匆忙，留下好多大木箱，厚本厚本的書，還有猴子、老鷹(靜物寫生標本)……直到解放後還保存著一些。”我們問村裏有沒有老師們的畫，他們説多得是，有西畫、國畫、人像……“誰家還有？”“破四舊都燒掉了。”最後我們重點找潘天壽、吳茀之和張振鐸老師合住過的舊址，憑記憶找到了區域位置，但那裏有兩三家都住過教師，房子結構和院落形式都相似，一時難肯定是哪一家，偏偏關鍵的老房東又外出了。 正如老鄉所説，由於戰爭形勢緊張，越南戰局危及昆明，學校又從安江村搬遷四川璧山縣。滕固校長卸職，由呂鳳子先生接任校長，呂先生先已住在璧山縣辦正則中等藝校，也由於這個方便藝專才遷到了璧山縣。在安江村時期，已由潘天壽老師等提出中國畫與西洋畫分家，獨立成中畫係。呂先生自然也是贊助國畫獨立的，於是招生也就分別考試，中畫係學生的素描基礎大都較差，而更像文質彬彬的書生，背詩誦詞，年輕輕已具古色古香的文人氣派。我自己是魚和熊掌都捨不得，本來西畫學得多，因為崇拜潘老師，一度轉入中畫係，但感到不能發揮色彩的效果，後又轉回西畫係，因之必須比別人多學一年。 璧山縣裏借的“天上宮”等處的房子不夠用，便在青木關附近的松林崗蓋了一批草頂木板墻教室，學生宿舍則設在山頂一個大碉堡裏，上山下山數百級，天天鍛鍊，身體倒好，就是總感到吃不飽。先是搶飯，添第二碗時飯桶裏已空，每人都改用大碗，一碗解決，有人碗特大，滿裝著高如寶塔的飯，他坐下吃，你對面看不到他的臉。後來改用分飯的辦法，以桌為單位平均分配，於是男同學極力拉女同學編成一桌，總還是感到餓和饞。有一回我們幾個人打死一條狗，在一位廣東同學的指導下，利用教室裏畫人體的炭盆煮狗肉吃，當然是夜間偷著吃，第二天教室裏仍是腥味熏天，關良老師來上課，大家真擔心! 畫人體，畫人體，千方百計畫人體，畢業後便永遠與人體告別!歷屆畢業同學到哪去了？誰知道!自尋門路去了!黃繼齡在昆明刻圖章，據説有點小名氣，董希文去了敦煌，盧是隨王子云老師的文物考察團去了西北，這些都是最難得的機會。現在輪到我畢業了，先努力想找個中學圖畫教員的工作，結果在一個小學當了臨時代課教員，幸而不久在國立重慶大學建築系找到了助教工作，教素描和水彩，實在是太偶然的好機會了，令同學們羨慕。我於是開始全力攻法文，等待時機到巴黎去，那裏才有我一直追求的堅厚偉大的象牙之塔吧!我那可憐的母校，背著一群苦難的兒女長途顛沛流離的娘親，又從青木關搬遷到了磐溪，由陳之佛先生接任呂鳳子的校長。 終於盼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1946年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又一分為二，回到了杭州和北平，這便是今天中央美術學院和浙江美術學院的前身。我也終於鑽進了巴黎堅固的象牙之塔，在那有300年曆史的美術學院裏安心畫人體，解除了在風雨飄搖中不斷搬遷的憂慮。我確乎在人體中學習到基本功和不少造型藝術的重要因素，但一味鑽進去，感到此中已找不到藝術的出路和歸宿。巴黎的蒙馬爾特有一處廣場麇集著藝人賣畫的攤販，畫得都很沒意思，許多畫家還以當場畫像招徠主顧。這裡正被世界各國的旅遊者們視為巴黎的名勝風光，我在巴黎的幾年中只去看過一次，一看立即感到一陣心酸，這些乞兒一般的同道們大都也曾在象牙之塔裏受過嚴格的技法訓練。我開始對長期所追求的象牙之塔感到空虛和失望!而被趕出杭州後一路的所見所聞：泥土和江流、貧窮和掙扎、血腥和眼淚……不斷向我撲來，而且往往緊嚙著我的心臟，當年我總怨這些無可奈何的客觀現實在干擾我們的學習，時時在摧毀我們的象牙之塔!在海外初次讀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對生活源泉的問題特別感到共鳴，大概就是由於先已體驗了生活實踐與藝術實踐的關係，認識到永難建成空中樓閣的象牙之塔吧!我回到了自己的國土上，重新腳踏實地地走路。路，只能在探索中找尋，在人民中找尋! 1985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