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心路歷程 永遠這樣推向新的邊岸， 無盡長夜中有去無返， 在歲月的海洋中我們幾曾能夠， 僅僅拋錨一天？ ——拉馬丁：《湖》篇首 性格決定命運。堅毅克服困難，似乎憑意志總能抵達目標。但，終於覺察自己成了老人，畢竟來日無多，任憑怎樣拼搏也追不回青春，留不住時光，是再也無法挽救的哀傷了，人們觀賞紅葉，紅葉，血色黃昏。 歧途的選擇決定命運。1919年我誕生於宜興農村，家庭貧困，逼我個人奮鬥，去投考不花錢的學校，畢業後有職業保證的學校。這類學校都極難考上，我在考試中永遠是優勝者，且名列前茅。先念省立無錫師範，後念浙江大學代辦省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電機科。17歲的青年感情似野馬，一個偶然的機緣我接觸到了國立杭州藝專，那個藝術的天國使我著迷了，苦戀了。一見鍾情的婚姻往往潛伏著悲劇吧，但我心甘情願，違背著父母的勸阻，我轉入了杭州藝專，從此投入了藝無涯的苦海中沉浮。這是人生第一次歧途的大抉擇，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我非不知學藝者他日將貧窮落魄，但我屬於我自己，自己糟蹋自己誰管得，只暗暗願我的父母在沒有見到我落魄前于滿懷希望中逝世，我惟一的恐懼，就是我自己刺傷他們。讀莫泊桑小説《牡蠣》，我似乎已經是飄泊在海輪上賣牡蠣的浪子了。 日本侵略，國土淪喪，我隨杭州藝專內遷沅陵、昆明、重慶，開始艱苦的流亡教學歷程。因家鄉淪陷，音信阻隔，我們淪陷區的學生享受*的貸金，我靠貸金讀完了藝專，畢業後被國立重慶大學聘任為建築系助教。在沙坪壩這個文化區任助教很幸運，任教4年也就在中央大學文學院聽了4年文史課，主要攻法文。日本投降後*在全國九大城市同時舉行各學科的公費留學考試，金榜題名，我爭取到了留法公費。於是于1947年到達巴黎留學，實現了最美滿的夢想，似乎前途無量了。 滿腔熱情投入法蘭西的懷抱，成了藝術聖地巴黎市的子民，心想從此開始飛黃騰達，不再返回苦難落後的舊中國。我認真學習，探索古典的、現代的藝術精髓，確乎大開眼界，深受啟迪。但漸漸地，我的內心在起著深刻的變化。我當時給在上海的吳大羽老師寫過不少信，吐露衷曲。不意大羽師家在“*”中被抄家後發還的材料中還殘存我的部分信件，今日讀來更看清了當年的自己，不禁戰栗。今錄1949年初，即我到了巴黎一年半以後的信中章節：羽師，……在歐洲留了一年半以來，我考驗了自己，照見了自己，往日的想法完全是糊塗的。在繪藝的學習上，因為自己的寡陋，總有意無意崇拜著西洋，今天，我對西洋現代美術的愛好與崇敬之心念全動搖了，我不願以我的生命來選一朵花的職業，誠如我師所説，茶酒咖啡嘗膩了，便繼之以臭水毒藥，何況茶酒咖啡尚非祖國人民當前之渴求。如果繪畫再只是僅僅求一點視覺的清快，裝點了一角室壁的空虛，它應該更千倍地被人輕視，因為園裏的一枝綠樹，盆裏的一朵鮮花，都能給以同樣的效果，它有什麼偉大崇高的地方，何必糟蹋如許人力物力。我絕不是説要用繪畫來作文學的注腳，一個事件的圖解，但它應該能夠，親親切切，一針一滴血，一鞭一條痕地深印當時當地人們的心底，令本來想掉眼淚而掉不下的人們掉下了眼淚，我總覺得只有魯迅先生一人是在文字裏做到了這功能，顏色和聲音的傳遞感情，是否不及文字的簡快易喻。 10年，盲目地，我一步步追，一步步爬，找一個自己也不太清楚的目標。付出了多少艱苦，一個窮僻農村裏的孩子，爬到了這個西洋尋求歡樂社會的中心地巴黎，到處看，聽。一年半來，我知道這個社會，這個人群與我不相干，這些快活發亮的人面于我很隔膜，燈紅酒綠的狂舞對我太生疏，我的心生活在真空裏，陰雨于我無妨，因即使美麗的陽光照到我身上，我也感不到絲毫溫暖。這裡的所謂畫人製造歡樂，花添到錦上，我一天比一天更不願學這種快樂的偽造術了。為共同生活的人們不懂的語言，不是外國語便是死的語言，我不願自己的工作與共同生活的人們漠不相關，祖國的苦難憔悴的人面都伸在我的桌前，我的父母，師友，鄰居，成千成萬的同胞，都在睜著眼睛看我，我一想起自己在學習這類近變態*發泄的西洋現代藝術，便覺到無限的愧恨和罪惡感。我想一個中國人更愛一個皮匠，他不要今天這樣的一個我，因他更懂得皮匠的工作，那與他發生關聯。踏破鐵鞋無覓處，藝術的學習不在歐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師們的畫室，在祖國，在故鄉，在家園，在自己的心底……
及3年學習期滿，在矛盾的心態中決定不再延長公費，返回解放後的新中國，這是第二次人生歧途的大抉擇，影響著我今後的整個藝術生涯，畢竟今後選擇的範疇將愈來愈縮小了。 1950年秋回到北京，我先任教于中央美術學院。我將西方取來的經統統倒進課室裏，讓比我更年輕的學生們選取，他們感到新穎。但後來，文藝整風，我和我取來的經統統遭到批判，説是資産階級的，是毒害青年，而在巴黎時我還以為我屬於無産階級。我一心想表現苦難中的父老鄉親，不習慣畫程式化的工、農、兵形象，更畫不了年畫、連環畫、招貼畫，每作畫，總被認為是醜化了工農兵。要我學了社會主義的藝術再來教課，到哪去學社會主義藝術呢，大概是蘇聯吧，於是我被調出美術學院，到清華大學建築系教素描、水彩，技法而已，離開了文藝思想鬥爭的漩渦。後來又調到北京藝術學院任教，歸隊文藝界，則正當提出“雙百”方針的時候了。藝術學院8年是我教課最多的時期，其後院係調整，我調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繪畫基礎課，見縫插針講點形式美，似乎也是悄悄的。 面對具體作品，在審美觀的爭論中我絕不屈服。但對兩個大前提是認同的，即“來源於生活”與“油畫民族化”。不肯遷就庸俗的審美趣味，我下決心改行從事風景畫，風景畫當時不受重視，不提倡，甚至可説被瞧不起。甘於寂寞，我從此踏遍青山，在風景畫中探索油畫民族化的道路，這可説是第三次歧途的抉擇。為茍全性命(藝術生命)，走偏僻的孤獨之路，通向藝術伊甸園的羊腸小道，但風景中似乎難於發揮在巴黎時所憧憬的藝術功能了。從此開始了我三四十年背著笨重的油畫箱走江湖的艱苦生涯，往往被偏遠鄉村的老太太們認為是修雨傘或購雞蛋的。 我採用民族的構思、構圖與西方的寫實手法及形式美規律的結合，更著力於意境美，因此在每幅作品的創作中都需轉移寫生角度與地點，移花接木，移山倒海，運用各局部的真實感構建虛擬的整體效果，這與印象派的寫生方式是背道而馳了。那封閉的歲月，在封閉中我探索只屬於自己的路，這三四十年呵，像埋在土裏，倒正是我土生土長的大好年華。我之甘於寂寞，不合時宜，還緣于早先看清了外面的世界，繞過了“孤陋寡聞”。也正由於自身的實踐體會，令我衷心歡呼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的一句屢遭批判而至死不改的宣言：“造型藝術不講形式，那是不務正業。”形式美的基本因素包含著形、色與韻，我用東方的韻來吞西方的形與色，蛇吞象，有時感到吞不進去，便改用水墨媒體，這就是我70年代中期開始大量作水墨的緣由，迄今仍用油彩和墨彩輪番探索。油彩、墨彩，一把剪刀的兩面鋒刃，試裁新裝，油畫民族化與中國畫的現代化，在我看來是同一實體的左右面貌。 作品是昇華了的現實，她與現實的關係我曾比作風箏，風箏放得愈高愈好，但斷不得線，這線，指的是作品與啟示作品的現實母體之間的聯繫，亦即作者與人民大眾間的感情，千里姻緣一線牽。我遇到了嚴峻的考驗。在國內、外的展出中，有人欣賞那線，憑著線，他們懂了，似乎這是欣賞美的嚮導。有人認為不需那多餘的嚮導，自己欣賞更自在，應斷掉那線。人民大眾的欣賞水準確乎在不斷提高，“陽春白雪”終將流行成“下裏巴人”。自然而然，我那風箏的線在變細，更隱匿，或只憑遙控了，但仍沒有斷，永遠不會斷。如果説我先承白居易的情，則繼後著意探李商隱之境了。 歲月匆匆，今耄矣，又見世事滄桑。為了躲避“破四舊”或煩人的批判，我曾將我的作品分藏親友處，考慮到待我死後總會有後來的趕路人探尋我的足印作參考吧，那時這些生不逢辰的畫圖也許將成為“出土文物”。換了人間，不意圖畫忽有價，我的畫價且大步上升，早已流出去的作品被炒來炒去，一度沸沸颺颺。有了身價，從此不得安寧，索畫的、出賣友誼的、寫匿名信來行兇的、別人為我的畫作案入了獄的……不幸我自己也落入了官司的陷阱，就是那指鹿為馬的《炮打司令部》荒誕案件，祥林嫂不願再訴説阿毛的故事，有心人可查閱1995年3月號《新華文摘》，其中載有《黃金萬兩付官司》，已説得明明白白。鹿死於角，獐死於麝，我將死於畫乎! 1998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