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了一個頗引人矚目的畫展,叫半截子畫展。那是一些在長期封閉的環境中頗下過功夫的畫家,寫實功力不錯,改革開放後,開始接觸到西方現代繪畫的狀貌,於是力求吸收新營養以改變自己定型的創作觀念,他們的作品中呈現了有限的變革,並流露了徬徨、猶豫的心態,所以自定名稱叫半截子畫展。展出後有兩種反應。先生們(他們的老師輩)説是尚未出殼的雞,意思是尚不成熟,或功力還未到家;後生們(他們的學生輩)説已是腌過的蛋,意思是用錯了功夫,死功夫中不能再長出新生命來。這個展覽令我思考孤陋寡聞與土生土長的關係。
不少朋友和讀者了解我經歷的坎坷,給予同情或為我鳴過不平,我深深銘感。今天回顧已逝去的75年,倒感到我逢上了極大的幸運,這是特定歷史的賜予,別人不易碰到這樣的機緣和遭遇。青年時考上公費留學,到巴黎學習,太難得了,在當時仿佛中了狀元,是天之驕子。求知欲強,迎新訪舊,我陶醉於西方藝術,尤其是現代藝術,年輕好胃口,吸收得快,飽餐了3年。返國後,情況大變,在各種壓力下我如被埋入深土,但堅持默默工作,踏遍祖國的角角落落,窮鄉僻壤,體會到土地的芬芳與人民淳樸的心腸。排除了名、利的干擾與誘惑,寂寞耕耘了三四十年,一味追求自己的藝術理想。漫長歲月中與外界完全隔絕了,過著孤陋寡聞的生活,但卻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長的年華。
改革開放後,漸漸有人發現我。最早有美國人到我的“袖珍畫室”看畫,驚喜之餘指出我的部分作品近乎波洛克(J.Pollock)。我于1950年暑假離開巴黎返國,當時在巴黎我未曾見過波洛克的畫,亦未聞其人。我於是找來波洛克的印刷品,後來又特別注意他的作品,他的奔騰、纏綿來自創作時的靈感與行動吧,我沒有研究。我的《漢柏》、《松魂》、《獅子林》、《長城》等雖也捕捉運動的軌跡,卻都可探尋到她們靈感的源泉或母體。從崇山峻嶺俯瞰盤山公路的重疊交錯、梯田的縱橫交織;在原始森林中靜聽點、線、面的交響;就是那鄉間土道上,烙印著的牛車、自行車及人和獸的腳印,都啟示過我追尋自己的繪畫天地。我必須自省:如果早年未曾在西方學習,則孤陋寡聞的我又將作怎樣的鑽研呢。正因堅信自己的感情和感覺,才敢於絕不向強加於我的藝術觀屈服。真理在,“哪怕你銅墻鐵壁,哪怕你皇親國戚”。
雜交的新品種往往是高産的優良品種,但黑牡丹如果嫁接後失去其黑,便是毀滅。藝術中的中、西融會或嫁接,情況就更複雜。要保持傳統的或土生土長的特色,自然有許多理由;必須吸取外來才能發展傳統,也有許多理由。小放牛、黃梅戲、桃花塢、楊柳青、布老虎、泥阿福都獲得人們的青睞,因有地方或傳統特色,特色也由於少見或稀有。地球在日益縮小,由於交通阻塞、風俗相異等原因被認為特有稀有的事物,必然會漸漸普及,獵奇之奇不奇了,因之不更新不發展的特色必然將失去其特色。更新,必須借鑒,孤陋寡聞的局限中難於更新,或只有局限的更新。即使未曾交流,東、西方藝術中也有許多共性,我曾撰文談過潘天壽和勃拉克(G. Braque)在構圖中的不謀而合,如果他們兩人相互探討過,則將會産生怎樣的影響呢!日本現代書法家井上有一早期的作品與克萊因(Kline)、哈當(Hartung)、蘇拉日(Soulages)等人的繪畫異曲同工,僅只工具材料之差別而已,不知他們之間有否彼此借鑒,但肯定中國書法對他們起了啟迪作用,他們都沒有局限于孤陋寡聞中。
大陸已衝破孤陋寡聞的局限,門戶大大開放了,藝術上確乎百花齊放了。畫展頻繁,流派紛呈,可以看到東、西、南、北方的各色品種。但是在大量畫展中,雖手法多樣,畫面仍多似曾相識,因抄襲模倣居多,往往令人有入化裝晚會的感覺,場面熱鬧,卻不見作者的真實面目,更按不到作者的脈搏。看來商品價值在操縱展覽的導向。金錢誘惑對藝術的摧殘正與政治的壓力相同。
藝術是花木,花木的嫁接須選擇季節,過早過晚的嫁接都難於成活。藝術是樹,土生土長的年月不足,長不成樹。土生土長是根本,孤陋寡聞是缺陷,兩者間永遠存在著矛盾與諧和吧!
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