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從1990年9月29日的《文藝報》上，讀到蘇丁對港臺詩人余光中詩觀的評述———甦醒的中國意識。文中談到余在創作初期受西方現代派影響，後來又由現代派的同情者轉變為叛逆者；他開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者，後來又成為“回頭浪子”。當他獨在異邦為異客時，中國詩人的敏感神經末梢都暴露在國外嚴酷的氣候裏，在高大的洋人中間，攪痛了他的中國意識，感到“不痛快，不痛快”。他後來對傳統感到應入而復出，出而復入，以至自由出入。他説自己生完了現代詩的麻疹，已經免疫了，再也不怕超現實主義的細菌了。他認為要發揚中國文化既不能靠只知抱殘守缺的“孝子”，也不能指望極端西化的“浪子”，而是要靠能出而能入，去而知返的“回頭浪子”。他對民族與西化，傳統與現代等當代文化中最為衝突的命題的答案是：“西化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我們最終目的是中國化的現代詩。這種詩是中國的，但不是古董，我們志在役古，不在復古；同時是現代的，但不應該是洋貨，我們志在現代化不在西化。”又説：“藝術的聯合國正如政治的聯合國一樣，是先要取得一個國籍始能加入。”
我不認識余光中本人，只偶然讀過他幾首極有特色的詩，並讀過他翻譯的梵谷傳。但從他走過的歷程，從他向中國回歸，向豐富的傳統文化吸取營養，又開放性地運用現代詩的技巧，對傳統和現代的結合方面的實踐及主張，我深有同感，也正説出了我的心裏話。語言或色彩，詩與畫雖各有韆鞦，技藝的範疇各不相同，但正如他指出：“偉大的作品在空間上都具有民族性，在時間上都具有時代性。”想起去年春天，偕老友秉明重訪巴黎楓丹白露，在米勒故居前的石條凳上我們並坐留影，秉明説：上次陪余光中來，也是坐在同一位置拍攝了相同的鏡頭。秉明深知中國詩人和畫家的心態。
在波斯頓博物館看到不少日本藝術品，負責人吳同告訴我，這大量作品是用極便宜的價格收購來的，因明治時代反傳統，傳統文物當廢品一般被拋棄，仿佛中國的打倒“孔家店”。今天日本捐贈大量資金，來裝修陳列他們國寶的展廳。在東京的日本美術館裏，陳列著明治時期學習、模倣西方的油畫，只是二三流水準的作品，卻曾是全盤西化浪潮中的寵兒吧！
日本浮世繪予歐洲印象派時期以新的刺激，梵谷就是東西方雜交品種中最出色的典型。今天日本人高唱日本主義，舉辦浮世繪與印象派的對照展覽，強調其曾賦予歐洲的影響。可惜我們沒有經濟力量，如果主辦一次日本繪畫受中國繪畫影響的大規模對照展覽，是真真的學術研究，也是增強民族意識的愛國主義之展，若以此展名之為中國主義，只是順著日本主義的舊名詞來理解歷史的真實，不同於阿Q的精神*。
北京舉辦的亞運會洗刷了“東亞病夫”之恥辱，但亞運會與奧運會尚有差距，有人認為亞洲人的體質及食物結構等等處於劣勢，不易與西方人較量。但不少世界冠軍，不論是美籍或加拿大籍，其實都是黑人，是非洲人。如果處於劣勢的體質尚可趕上去，則中國人的智慧決不處於劣勢，我們盼望文學藝術的奧運會！我重復我對文學藝術的信心：中國的巨人只能在中國土地上成長，只有中國的巨人才能同外國的巨人較量。
199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