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市郊的成都軍校裏，此時早已是一片兵敗如山倒的狼藉景象。這是國民黨政權即將撤離大陸的最後幾天，時任西南軍政長官的張群神情嚴肅得有些僵硬，忙碌得幾乎不會笑了。看見張大千進來，眼珠才夢醒般轉動得靈活親切了些。 張大千勉強地笑了一下算打過招呼，隨即便不由愁眉緊鎖了起來，開門見山地説：“岳軍兄，我知道你現在公事繁忙，你的副官已把機票給我手上了，但你在機票上寫的‘特準攜帶行李八十公斤’恐怕不夠帶哩。” 張群忙説：“大千，這已經是最大的限度了，實在不行就得另想辦法吧。” 張大千焦急地説：“那怎麼辦？這種時候還是得你岳軍兄才有辦法。我哪有啥子辦法喲！” 張群背過手在屋子裏踱了好幾圈，思忖了半天，才果斷地説：“看來只好托別人幫你帶走了。你放心吧，這事包在我身上。” 張大千知道張群是個説到做到的人，既已答應，肯定是心裏已有譜了。這才放心地與張群告辭，趕回家裏。 對於張群的慨然相幫，張大千的心裏充滿了深深的感激，並且這種感激已不是語言所能詳盡表達的。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末二張認識至今已近十年，張群已經幫過張大千很多次忙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如果沒有張群，張大千的命運可能會另有變數，所以有人説他是張大千後半生遇到的貴人，這話毫不為過。 張群也是四川人，比張大千大10歲，是國民黨元老之一，同蔣介石私交甚篤，並深為蔣所器重。曾任湖北省主席、上海市長和四川省主席等要職。他酷愛收藏，尤其喜歡石濤、八大的畫。20年代後期，聽説上海有個能把石濤倣得惟妙惟肖的畫壇高手叫做張大千的，便托朋友向張求購一幅山水扇面，張大千何等聰明，知道此人的來歷後便以石濤筆意畫了一幅山水，張群甚是喜愛。之後又欲求購一幅花卉的扇面，張大千亦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索性將精心所繪明代金冬心倣筆相送。從此兩人結下了書畫緣。 幾年後張群調任上海市長，張大千正好蟄居上海，便登門拜訪了這位既為同鄉又是知音的“父母官”。隨著日後交往漸深，張大千便深有感觸地評價張群説：“岳軍先生從政，我對他政治上的成就倒不是最佩服，但他的為人真了不起！” 而張群對張大千的評價之高則更是出自真情實感。有一次張群在成都宴請張大千和另一位畫家董壽平，另有幾位國民黨軍政大員陪坐。席間，當一位官員恭維張群所得政績可名垂青史時，張群卻直率地説：“你過獎了，從古以來政壇上的人物輔弼領袖，除非有功於生民，如管仲、諸葛亮可名垂青史，其他人幾乎全被遺忘了。可是名畫家和名寫家如張大千、董壽平，如王羲之、趙孟，他們的成就使人百世難忘，我怎能與張董二君相比呢？” 張群因愛慕張大千的過人才華，故以高官身份在許可權內盡力幫助張大千。張大千在幾次最為棘手的人生關卡時都是靠張群出面才解的圍。 張大千的另一舊友，曾跟隨張群多年並在其麾下任要職的蔡孟堅，在回憶二張的文章中也寫道：“岳公與大千以同鄉同宗關係結識，當然遠在五十年以前，但我只能自民國三十年在蘭州與大千相識後(1941年張大千去敦煌時，蔡當時是蘭州市市長，並多方關照)，就所知而予述及。當南京武漢棄守，政府遷渝期間，因交通關係，大千無法離開北平，一度被日本憲兵隊押訊，岳公在政務百忙中，多方籌計，促其脫險來渝。迨大千利用上海謠傳他遇害，友好舉行‘大千遺作展覽’機會，化裝逃出北平……” 1943年5月，張大千攜帶敦煌的臨摹作品從西北返川時，歸途中又是因為有張群與何應欽的電令手諭，才免遭層層關卡檢查，使臨摹作品得以完好地保存，否則後果真是不能想像。而剛剛建好的成都西郊的“稅牛庵”也是張群委託自己的弟弟代為選定的。兩人友情真同手足般莫逆。 翌日清晨，也就是1949年12月6日，張群派車來接張大千去成都郊區的新津機場。 張群把張大千安排在撤退人員專用的軍機上，同時攜帶允許的八十公斤重量的書畫行李。而張大千托張群運走的另幾大包古書畫，則由張群分別托請蔣介石的機要秘書曹聖芳和空軍武官夏功權兩人，當做他們自己必帶的公文運走，所搭乘的飛機竟是蔣介石的專機。 這批古書畫都是張大千幾十年來耗盡心機用無數鉅資收購得來，盡屬“大風堂”名號下。“大風堂”是他和張善子所起並共用的堂號，由漢高祖劉邦的那句“大風起兮雲飛揚”而得來。另外明朝有個大畫家張大風，是張大千非常欣賞和喜愛的畫家，巧的是他的名字中也有“大風”兩個字。 “富可敵國，貧無立錐”是張大千好友馮若飛描述張大千書畫收藏的兩句話。而張大千自己則在此又加上兩句：“一身是債，滿架皆寶。”來説明“家有藏寶我不貧”的收藏喜好。 張大千的收藏目的與一般藏家不同，他並不是一味地為收藏而收藏，而是“玩物而不溺于物者”。每得一名畫，他都會悉心研究並仔細臨摹，從而在古人墨跡中吸收繪畫精髓，將古人畫跡作為自己“借古開今”的工具，以完成“不負古人告後人”的使命。比如張大千創作的倣道君皇帝《鷹犬圖》、《聽琴圖》等，真正達到了收藏是為創作的目的，也因此練就一雙慧眼。更為典型的是《江堤晚景》這幅畫，他至少臨摹過四次，僅這張畫的前景林木部分，就臨摹不下30次，可見其超人的勤奮功夫。 “大風堂”的藏品數量多而且精，“前前後後，總有一千件以上”。所付出的金錢代價更是不計其數，當然藏品也價值連城。這些藏品每一件都有其不平凡的來歷，一向被張大千視為生命，以至“東西南北總相隨”。 1944年，張大千在成都舉辦過一次《大風堂藏古書畫展覽》，展出所收藏的170件唐、宋、元、明、清等歷代名貴書畫，同時還出版了《大風堂書畫錄》，共記載介紹了196件由唐至清的歷代名貴書畫，一時令書畫收藏界嘖嘖驚嘆，傳為佳話。 張大千既是一代書畫大師，同時也是一位大收藏家和大鑒定家，這一點鮮為人知。而就其收藏和鑒定的成就，拿他自己的話説：“世嘗推吾畫為五百年所無。抑知吾之精鑒，足使墨林推誠，清標卻步，儀周斂手，虛齋降心，五百年間，又豈有第二人哉！” 這裡的墨林是明朝的大收藏家，清標是明末清初的大收藏家，儀周是朝鮮人，大鹽商兼收藏家，虛齋是清末至民國的上海著名收藏家。這四人乃是中國最赫赫有名的收藏大家，而一向在畫藝上非常自謙的張大千卻認為自己的鑒賞水準能使他們“推誠、卻步、斂手、降心”，真乃大家豪情，當仁不讓，勝在必得呀！ 1959年，台灣出版了一本《故宮名畫三百種》，是由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世傑從中央、故宮兩大博物院的藏品中精選出來的。出版之後非常轟動，被各方公認為是故宮從大陸遷到台灣後最精美最權威的一本收藏大書。 這本書在日本印刷，當時張大千也正好路過日本，為了先睹為快，急忙從印廠調出來一本。細細翻閱後，張大千特意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書評，對書中所選作品的準確性給予充分的肯定，但同時也指出有十八件作品在年代和作者情況上“小有問題”。為此，讓王世傑很是不服氣，並寫文對張大千的鑒賞水準做了不客氣的批評。但他在文章中又不得不承認：“……可是儘管如此，大千實亦往往能看出他人所不能看出之點，故得失亦盡可相賞。”
身為收藏家，每件藏品自是來之不易，所以收藏家們也自會將藏品視為生命，走到哪都不能不帶著它們。但同時這些寶貝也會在危難之時幫他們渡過難關。也正是這批古書畫，才使張大千日後漂泊海外三十年裏得以安家置業，試想，如果這批寶貝真的運不出來的話，那麼張大千日後會生活得怎樣。難怪有人開玩笑説張大千漂泊的資本是張群給的。如沒張群的幫助（指托運國寶出境）張大千早就回來了。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每逢此時，張群總是含笑不語。 總之，張大千和張群一生情同手足，這次解危便可證明。張大千晚年常説：“多虧了岳軍先生的照顧，否則真不堪想像。” 而張群也時常對別人説：“有人以為大千欠我很多人情，其實不確;誰讓我是他的同宗長兄。坦率説，我和大千的確情逾骨肉，我對大千的關照、喜愛，超過對自己的親兄弟。” 這種大海般寬闊無私的胸懷歸根結底是他被張大千的卓越才情所深深地折服，因而才讓這段友情超越一切阻隔，愈久彌堅。 飛機伴著巨大的轟鳴聲升空了，越飛越高，也越飛越遠。 張大千疲憊地坐在飛機裏，腦子裏亂糟糟的，思緒一片混濁。 他閉上眼睛，想讓意識清晰一些，可眼前卻掠過一幕一幕景象，想停也停不住。 亂世中的離別，人生的悲歡離合酸甜苦辣，他已記不清經歷過多少次了，但似乎哪一次都沒此時這樣令他懼怕和擔憂。 萬千思緒中，他的眼前突然閃過一隻孤雁淩空飛翔的影子。天空是蒼茫的，雲層很厚重，那只孤雁雖顯得單薄卻仍不停歇地向前飛去，似乎要飛躍這片厚重的雲層。 是的，就是那只受傷的大雁，在敦煌時，曾用淩厲的叫聲挽留過他…… 那還是在敦煌臨摹壁畫接近尾聲的時候，一天黃昏，他沿著河邊散步。沙漠中的黃昏晚霞綺麗，既壯觀又優美。河邊還有一群大雁在水邊休憩戲水，樣子悠閒自在。張大千的情緒也被它們的怡然自得所感染，於是他饒有興致地盯著它們在水邊的蘆葦裏穿梭，或停下來自得地舞動翅膀。這樣過了好一陣兒，天色漸漸暗了下來，那群大雁才翩翩離去。 張大千看著大雁們飛走，也轉身想離開，這時卻瞥見蘆葦叢裏竟還蜷縮著一隻大雁。咦？他好生奇怪，便輕輕向那只大雁走過去。而那只大雁竟一點兒也不躲閃他，反倒向他發出求助似的痛苦的低低哀叫。 他明白那只大雁是受傷了。 於是他走到近前輕輕抱起了大雁，像抱一個小嬰孩兒似的體貼而細膩。原來大雁的一隻翅膀受傷了，並且傷得還挺重，血跡斑斑點點地粘在羽毛上。 他把大雁抱回住處後，每天細心地給它塗抹雲南白藥，並喂它青菜和面餅，這樣過了二十幾天，大雁的傷不但全好了，並且比以前更健壯了。 張大千重又把它放回水邊，親眼看著那只大雁又回歸到雁群中去。 他依舊每天散步，有時隔幾天還會遇見雁群和那只傷雁，那只傷雁看到他會主動飛進他懷裏，或在他的肩膀上佇立一會兒。 天氣漸漸涼了，離張大千南歸回家的日子也不遠了。在敦煌的近三年的時光裏，應該説是收穫甚豐、滿載而歸了。 張大千的車隊因馱載的東西太多而顯得沉甸甸的，但卻更顯得浩浩蕩蕩，在歸途中沉穩而堅實地行駛著。 行駛兩日即將出關，遠遠的，天邊急速掠過一隻雁影，衝張大千撲面飛來。只見那只大雁異常親熱地用它的長喙啄著張大千的鬍鬚，啄了一遍又一遍，這樣過了好一會兒，大雁才像戀戀不捨似地飛離張大千的懷裏，向天空奮力飛去。不料在天空中盤旋一會兒後又飛撲下來，然後又再離開。這樣反覆幾次後，才終於揮舞翅膀，哀叫一陣，向遠處飛去了！ 沙漠依舊蒼茫遼闊，平靜得似乎從未出現過任何蹤影。只有張大千的心像被那只大雁的翅膀拖住，沉沉地下墜著，令他萬分惆悵，百感交集。 後來當地人告訴他，大雁此舉乃為“長別離”，喻示著此情一別再難重敘！ 此刻坐在飛機上的張大千心裏仿佛又被那雙翅膀拖得下墜，痛得他如萬箭鑽心。 敦煌可能再也沒機會回去了。為尋藝術之夢耗資無數幾乎傾家蕩産，直到幾十年後才還清所欠債務的敦煌之行，誰知最後竟落得個被小人誣衊“破壞敦煌文物”導致甘肅省政府勒令“限期離開”的罪名和後果。並且背著這個罪名長達幾十年，直到現在還被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誤解著、歪曲著。 可以説，敦煌之行是張大千人生樂章中最具華彩和最為激昂的重要一節，對張大千日後的藝術創作也起了極其關鍵的作用。對弘揚敦煌藝術及“敦煌學”的發展更做出了極不平凡的貢獻。 至今仍有人對張大千當年是如何去的敦煌及臨摹背後的真相而疑惑，甚至連張大千好友葉淺予也對此迷惑不解。因為敦煌那個地方太過遙遠和太過艱苦。生活之不便連普通人都難以適應，更何況生活講究酷愛美食的張大千了。但張大千卻偏偏似朝聖藝術的信徒般愣是在敦煌紮下根來，並且一呆就是兩年零七個月，此舉實在是令世人有理由除了敬佩外也會有其他的質疑和擔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