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中國，宛如洪水退後又露出的殷實土地。伴隨著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鏗鏘詩句，解放軍于4月23日一舉攻克南京，從而結束了國民黨22年的統治。與歷史上每次的改朝換代一樣，在充滿喧囂和激情的同時，也伴有迷失、無奈和惶恐。政治風雲的劇變，顛覆性的重大社會變革，讓每個人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在新舊政權之間週旋，雖然此時多數國人已不再懷疑共産黨人在軍事上的能力，但對他們能否掌管好國家還在拭目以待。畢竟適應並融入一個新的社會，除了需要時間，也需要勇氣。 尤其是頗具“城府”的知識階層，與翻身做主的勞苦大眾們相比，他們顯得內斂和謹慎了許多。審時度勢、以靜制動，歷來是改朝換代之際知識分子們所特有的心態。特別是充當喉舌的文藝界，因其肩負著輿論導向作用，更是重中之重。為此在新舊政權交替的特殊形勢下，優秀的知識界精英們成了國共兩黨都極力爭取的對象。 一時間，有的不遠萬里海外歸來，有的權衡種種利弊之後只好無奈遠離。知識分子的流動成了新中國初建時一道搶眼的風景線。當然，無論是歸來還是離去，必有其各自所遵循和捍衛的人生宗旨，本也無可厚非。 剛打下天下的共産黨人不愧是胸襟寬廣。新中國還沒成立，他們就先把部分知名的作家和藝術家請到北平聚會，為新中國建設獻力獻策。但在“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籌備委員會上，郭沫若也旗幟鮮明地宣佈：出席大會的代表必須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文學藝術工作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顯然，所歡迎的是那些能將政治和藝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文藝家們，只有這樣的藝術家才能被新中國吸收和接納。 1949年7月，隨著第一次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的正式召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曾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被確定為新中國文藝運動的總方針。並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將這個“總方針”上升為無産階級的“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因當時的新中國還處在襁褓階段，力量還顯稚嫩和薄弱，加上國際上孤立、國內鬥爭形勢複雜而微妙等因素，所以“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的提法，還可以被當時的文藝家們所理解。歷史也證明，文化藝術無論是內容還是表現形式，都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但同時，過度的強調政治也必定會背離文藝自身的發展規律。怎樣才能把握好這個度，是一件比“文化藝術”本身還藝術的事。 這個文藝方針的確立，讓那些來自國統區或海外歸來的文藝家們感到了不安。他們本來就對自己複雜的政治背景極為敏感，在這個與政治緊密掛鉤的文藝方針下，他們的底氣顯現虛弱。而對於那些以前一直主張文藝應獨立於政治之外的藝術家們來説，則更在這股越來越洶湧的政治波浪中，感受到了更強大的壓力和迷茫。隨著新時代的突然降臨，帶給他們的是新的人際關係和新的創作要求，這讓他們一時難以適應，與那些來自延安和解放區的左翼文藝工作者相比，他們感到手足無措，甚至有芒刺在背之感。 1949年的文藝戰線，不管是來自國統區正自覺地“脫胎換骨，以浪子回頭的心情力圖補上革命這一課”（著名作家蕭乾語）的那些藝術家;還是來自於革命老區，在勝利的興奮中，仍要“把握革命脈搏，繼續前進”的左翼文藝代表們;無疑都試圖在新政權領導下的體制中立足，為達目的，難免會以犧牲藝術的本身作為代價。 這讓那些本來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堅持過“反共立場”，直接擔任過國民黨軍政要職的文藝家們;或是家庭出身生活背景複雜的文藝家們，在緊張的政治氣氛中已隱隱預感到自己將是新時代中被改造的對象。於是在這種帶有生命個體體溫的徬徨與恐懼中，很多人開始選擇逃避。 1949年，成為所有文藝家們是去是留的最終分水嶺。所謂最終，是因為對於想離開的人來説，這是最後的機會。而對決定留下的人來説，也是新生活的開始。無論“走”或“留”，個人命運都將由此轉折，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難。 國畫大師張大千漂泊的後半生，便由此展開，在決定離開的群體中，他算是備受關注和頗具爭議的一位了。 1949年，張大千正好50歲，中國古話有“五十知天命”的説法。 50歲的張大千在中國當代的畫壇上，可謂已達無人匹敵的宗師地位，以至三十幾歲便被著名畫家徐悲鴻譽為“五百年來第一人”。四十幾歲去敦煌的歷練，更讓其藝術達到一個新頂峰。在離開大陸海外生活的三十幾年中，又因汲取西方的一些繪畫元素，使之與中國傳統的潑墨相融會，創造出中國國畫的潑墨潑彩之神奇效果，而為中國畫在世界畫壇上的發揚光大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歷史的道路從來都不是平坦和筆直的，對於這些本身就有著太多傳奇的藝術家們來説，更在他們身上折射出分外耀眼的閃光點。 1949年的2月，香港已暖意融融。 張大千偕夫人徐雯波住在九龍地段的一幢公寓樓裏。 此時的四川還被國民黨軍隊把持，成都一片混亂景象，物價亂漲，各種“學潮”、“工潮”不斷，讓張大千痛感“西南之大，已容不下一張畫桌”。正好此時接到香港畫界的邀請，遂于1948年秋天時來到香港舉辦畫展，其間又去澳門好友蔡昌鸞家小住一陣，不覺已過去數月。 比起大陸新中國籌建工作如火如荼地展開，香港顯得平靜許多，是個暫時可潛心作畫的地方。香港雖然幅員不大，但因其殖民地自由港的特殊性，使之帶有明顯的資訊網密布之特徵，因此成為大小政治派系和各種勢力較量勝負未決時的暫居地和避風港。這也是張大千多年來一直把香港作為一個轉机地的原因。 此次的“張大千畫展”展出的多是臨摹敦煌的壁畫。從1943年6月離開面壁鑽研近三年的敦煌後，張大千先是把敦煌摹畫在蘭州首展，接著又在成都、重慶、西安、上海等地展出，所到之處無不如驚雷滿地，引起強烈反響。古老璀璨的敦煌藝術經張大千的挖掘和大力弘揚，不僅震動了中國的文化藝術界，也使他的名氣在中國畫壇上達登峰造極之位。 著名學者陳寅恪曾説，張大千敦煌之行的創舉，是為“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舉”。因此，從張大千的臨摹作品中，也讓更多的中國人充分領略到，中國文化有著多麼豐富博大的瑰寶。 畫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讓第一次見識到敦煌藝術的香港人大為驚嘆，也引起香港文化界的格外矚目。每天到寓所裏拜訪的客人絡繹不絕。好在張大千是個喜歡熱鬧的人，不管在哪兒，身邊都少不了朋友的圍簇。一邊作畫一邊擺龍門陣，“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是他常挂在嘴邊上的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