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也是進出中國的第一道關卡。敦煌石窟實際上是敦煌一帶石窟的總稱，包括敦煌的藝術中心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東千佛洞及肅北蒙古族自治縣五個廟的石窟等。 莫高窟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西元366年），歷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至唐時已有一千多個窟龕，內有壁畫和彩塑的洞窟約492個，其中彩塑有2455身，壁畫有四萬五千多平方米，還有唐宋所建的木構窟檐五座。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集繪畫、雕塑、建築等為一體的宏偉的藝術寶窟。每個洞窟裏的壁畫都從天花板到墻角，從北魏時期一直到元朝，一代一代的畫法嬗變，清晰可辨，可以説簡直是一部生動、詳盡的中國美術史課本和一座最大的繪畫博物館。敦煌藝術水準之高可想而知。 張大千自己評價敦煌時曾這樣説過：“在藝術方面的價值，我們可以這樣説，敦煌壁畫是集東方中古美術之大成，敦煌壁畫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來我們中國美術的發展史。換言之，也可以説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們的敦煌壁畫早于歐洲的文藝復興約有一千年，而現代發現尚屬相當的完整，這也可説是人類文化的奇跡……我認為其歷史考證之價值，重過藝術之欣賞！蓋敦煌文化，不令為中國文化，且為世界文化！” 張大千最早是從曾農髯、李瑞清兩位老師那裏知道敦煌的，説那裏有難得一見的佛經和唐像等，並告訴張大千有機會一定去那裏見識一下。那時大家還不知道敦煌有那麼多更有價值、更加炫目的壁畫。所以張大千嚮往敦煌已久。在蘇州網師園居住期間，他與著名美術教育家葉恭綽住前後院，幾年間與葉交往成為摯友，葉也常常對張提起敦煌。他的理論是：“一個治學的人必須知道中國的文化，是發源於黃河兩岸，一個人如不沿河靜觀，不到西北那邊去走走，胸襟就不會擴大，學問也不得成功。總呆在江南是不行的。” 他神色鄭重地對張大千説：“從明朝到清朝這五百年間，我國的人物畫在衰退。我國人物畫的頂峰是在唐朝，宋朝時還有李龍眠，到了元朝有趙子昂，明朝有唐伯虎、仇十州等人，明朝末年還出了一個陳老蓮，而到了清朝就後繼無人了。所以你應該好好研究一下唐宋六朝人的畫。” 張大千就問：“我也曾聽曾、李兩位恩師説過這個道理，只是這唐宋六朝人的畫，該去哪找呢？” 葉恭綽沉吟半刻説：“所以我剛才勸你應把黃河走完，看看中原的偉大，那些地方一定會有許多建築、雕塑等，會對你有益。不管你是坐車、騎馬還是走路，都一定要沿著黃河走一趟，有困難我們這些朋友會幫你。你不要以為在繪畫上古人是英雄，我們就不是。只要你肯用功，你就是英雄。並不是只有天生的異人才能當英雄，你也可以做。並且我相信以你的才華將來必有不可限量甚至超越古人的那一天！” 張大千聽後深受鼓舞，應該説曾農髯、李瑞清、葉恭綽這三位前輩的話對他下決心去敦煌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對葉恭綽的為人尤其敬重，因為他們之間還發生過一個感人的故事，讓張大千深感葉恭綽的真誠和重義，並也在畫壇上傳為佳話。 張大千二十多歲初來上海時，曾喜歡玩一種在文人間很盛行的賭博遊戲，即“詩鐘博戲”，也就是打詩謎、打詩條。年輕的大千深深地迷陷其中，不僅賭輸了很多錢，甚至還把家裏祖傳的一件碑帖——《王右軍曹娥碑》給輸掉了。這可是件極其珍貴的碑帖啊，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的民國時期碑帖非常走俏，因此也索價頗高。這件祖傳的珍品輸掉後，張大千難過極了，也就突然頓悟並從此戒賭了。這件令他傷心和萬分後悔的往事隨著他的戒賭而漸漸被淡忘，轉眼過去了十年光景。這一年張太夫人曾友貞病危，張大千日夜守候在母親的身旁。 偏巧有一天老人家忽然向張大千問起曹娥碑來，並説要看一看。張大千登時驚起一身冷汗，謊稱把碑放在網師園裏了。於是曾老太叮囑他一定回蘇州取回來讓她看一眼，否則她心裏惦念，會走得不安心的。 回到網師園後，他一籌莫展，二哥張善子早就為賭博輸碑之事責備過他多次，此時也無計可施，只有相對嘆氣。正在這時葉恭綽來訪。 葉恭綽以前曾先後任過北洋政府的交通總長和孫中山的大本營財政部長，但由於為人清正，不喜歡政務活動，所以40歲之後乾脆棄政從文，專心從事文化藝術教育工作，閒來喜歡畫畫，尤其畫竹很拿手。張氏昆仲能搬來網師園居住，還得益於他的幫忙哩。 葉恭綽進得門來，看見兄弟倆愁眉苦臉，似有非常苦惱的心事，不禁問其究竟。誰知聽後他竟指指自己的鼻尖説：“這件事嘛，好辦！因為這件寶貝就在區區這裡。” 張大千一聽驚喜得眼淚當即流了出來，趕緊説：“我知道譽虎（葉的字號）先生一向視文物為珍藏，是不會再賣的，小弟我只想借來讓病榻上的老母看一眼就行，然後即刻歸還，不知可否？” 誰知葉恭綽聽後朗聲説：“這是什麼話，我雖一生愛好珍藏，卻從不巧取豪奪，玩物而喪志。既是你祖傳之物，太夫人又病危之中想看一眼，我理當完璧歸趙，哪有要錢之理！”隨後取來曹娥碑交給張大千，把兄弟倆感動得雙雙跪下，叩頭致謝。拿回去給太夫人看過之後，太夫人這才安然逝去。 話説回來，如果不是抗戰的爆發，張大千可能會更早些時間去敦煌。但去敦煌又談何容易，交通不便且又物資奇缺，除了成都到蘭州這一小段路途可以搭乘飛機外，再往西行，就得全靠貨運卡車之類交通工具來行走漫漫長路，路過沙漠地帶就只能騎馬或駱駝風餐露宿了。沿途的治安也很危險，常有土匪強盜出沒。並且河西走廊這一帶屬馬家軍馬步青部隊管轄，不經他的許可，誰都休想踏入敦煌一步。 最後又是得助於張群的關照。張群出面命其部下魯大昌、蔡孟堅等人幫忙，蔡孟堅時任蘭州市市長，而蘭州當時是國民黨第八戰區東陸總指揮魯大昌的轄區。 “準備赴敦煌的用具和行李就有五百斤。從成都飛到蘭州，蘭州再進去，自永登起就是馬家軍的防區了，地方情況特殊，由魯大昌先生代我致電馬步青旅長，説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薩克流寇出沒劫殺行旅，請求馬旅長保護。馬旅長回電歡迎我去涼州住，由魯大昌派車護送過去，再由馬步青派騎兵一連護送我入敦煌。”（引自張大千的《我與敦煌》一文） 有趣的是，當風塵僕僕的張大千齣現在前來迎接的馬步青面前時，讓馬步青大為驚訝與愕然。大名鼎鼎的張大千原來就是這樣一位身材矮小、鬍子邋遢、穿著一件土裏土氣的駝毛大袍的小老頭。馬步青當時就不禁樂了，甚至很粗魯地和張大千開起玩笑，戲稱張就像是他老家合州東鄉賣雞蛋的農夫。馬步青的傲慢氣勢登時把張大千的自尊心刺傷了，張大千二話不説，當即叫馬步青的副官取出紙墨，在地上飛快寫出一首詩來送給了馬步青。馬步青先一見紙上的字便立刻肅然起敬起來，再一看寫的那首詩：“野服裁成駝褐新，闊袍大袖成閒身，無端更被將軍笑，喚做東鄉賣蛋人。” 馬步青立刻慚愧地拱手道歉。當時在旁的還有蔡孟堅，這一幕給蔡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從此也對大千的才華和為人終生仰慕和敬佩。
待到進入莫高窟內一看，張大千登時驚呆，他萬沒想到這裡有這麼多的壁畫，於是，原訂兩三個月的計劃不得不延長，帶的學生助手也明顯不夠，畫具也得重新大大補充。當然最重要的是經費，必須重新籌措！但所有的困難在瑰麗璀璨的敦煌壁畫面前，都顯得那麼渺小，張大千一陣狂喜後，暗下決心一定留下大幹一場，並在所不惜。 張大千對跟隨的兒子心智感嘆道：“怪不得古人説：‘一齣嘉峪關，兩眼淚不幹。前看戈壁灘，後望鬼門關。’可我們的先輩們竟在這麼荒涼的戈壁荒灘上修建出這麼雄偉壯觀的建築，創造出這麼令人稱奇的壁畫，這裡的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稱得上是世界獨一無二的藝術瑰寶，這裡簡直是個奇跡！可以想像古人們比我們花費的心血要多得多，他們才是最了不起的無名英雄啊！我們要像唐僧取經一樣，好好在這裡向先人們學習，磨煉意志，老待在家裏不吃苦是不能成大器的，更何況我們吃的苦比起唐僧師徒來還差得遠哩！比起這些畫壁畫的古人們更差得遠哩！” 由於要完全按原壁畫的尺寸絲毫不差地臨摹下來，所以畫布必須得重新拼接縫製。這種縫製畫布可不是普通的縫法，是青海寺廟裏的高僧們秘不外傳的一種特殊技法。 經馬步青介紹，張大千趕去青海拜會馬步青的兄弟、青海省政府主席馬步芳。因青海省有規定，本地喇嘛是不準許出省的。經馬步芳的特批，張大千從西寧的塔爾寺特聘請五位喇嘛、也是著名的藏族畫師，然後返回敦煌幫助縫製畫布和調配顏料。 這種縫布技藝工序繁瑣精細，要用羊毛、生石膏、鵝卵石等材料熬膠，縫好之後，還要加工打磨，正面縫六次、反面磨三次，縫好之後的畫布才能保證永不脫落變形。這種技法據説是從唐朝時流傳下來，但現在只有這些喇嘛才會，內地早已失傳。 在塔爾寺和其他寺院裏，張大千還購買了數以百斤的石青、石綠、硃砂等礦質顏料。每斤約三十至四十銀元，價格雖昂貴些，但這些礦質顏料的色澤會經年不褪。 所有的工作都準備完畢後，艱苦卓絕地臨摹工作開始了： 首先是要用蠟紙把圖案勾描下來，但又不能粘到壁畫上去描，以免破壞到這些壁畫表面，於是只好兩個學生站在架子上懸空提紙，再由張大千去描。稿子描下來後要拓到畫布上，然後再對著壁畫看一筆畫一筆。 一張小畫可以幾天完成，而一張大尺寸的壁畫臨摹下來，就得花一兩個月時間。 隨行的張大千之子心智在回憶那段日子時曾感慨地寫道：“特別是臨摹巨大整幅壁畫的上面部分時，一手要提著煤油馬燈，一手要拿著畫筆爬在梯子上，上下仔細觀看著壁畫，看清一點，就在畫布上畫一點。一天上下得爬多少次梯子，就很難統計了。我當時膽子小，每當爬到最高處時（距地面3米左右或更高一點），兩條腿不由得就發抖……而當臨摹到壁畫的底部時，還得鋪著羊毛氈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線、著色，不到一個小時，脖子和手臂就酸得抬不起來，只得站起來休息片刻再繼續臨摹。” 張大千的學生劉力上也記錄道：“每日侵晨入洞，從事勾摹、藉暮始歸，書有未完，夜以繼泛。工作姿態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上、或臥地下，因地制宜。惟仰勾極苦，隆冬之際，勾不行時，氣喘汗出，頭目暈眩，手足搖顫。力不能支，猶不敢告退，因吾師工作，較吾輩尤為勤苦，尚孜孜探討，不厭不倦，洵足為我輩軌范。” 的確，比起學生和助手們的工作，張大千的工作和勞累強度當然更大，但即使是在如此艱苦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中，大家卻心甘情願、無怨無悔。因為在敦煌奇麗偉大的藝術世界裏，受此“徒刑”是值得的，它會給每個人回贈以巨大的收穫。 樂觀的張大千很善於苦中作樂，有時會把留聲機搬到洞口給大家聽，以解疲乏。他是個戲迷，幾乎什麼戲曲都喜歡，但最愛的是京劇。為此他帶來許多京劇名角的唱片，梅蘭芳、程硯秋、馬連良、譚鑫培、孟小冬等。又因敦煌地處沙漠地帶，缺乏蔬菜，有時他會一邊散步一邊留心哪兒會生有野菜、野蘑菇。後來他在一片楊樹根下居然找到了一種野生蘑菇，並在7月份這一個月中，每天都可採摘到一盤，味道還不錯，給大家在枯燥的日子中增添了一些樂趣。 臨離開敦煌時，張大千還特意畫了一幅野蘑菇生長地點的“秘密地圖”，送給後來任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的常書鴻。在地圖上，張大千詳細地標明瞭這些野蘑菇的採摘路線和採摘時間，還註明哪一處的野蘑菇長得最好和最好吃，讓常書鴻非常感動：“這張圖無疑是‘雪中送炭’，可以説是張大千留給敦煌工作人員的另一個‘寶’！” 常書鴻是在1943年夏天張大千已要離開敦煌時前來到任的，這個早年留法的油畫家懷著執著的開拓精神在敦煌一紮根便是幾十年，為敦煌學的發展和研究傾注了畢生的精力和心血。而這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創立又與張大千的呼籲和努力有著直接關聯。 原來張大千來到敦煌後，深感敦煌這樣一座舉世難覓的藝術寶窟被長期埋沒在沙漠中，由於不被政府重視和保護，已導致大量瑰寶被外寇盜走和流失。如再不採取措施妥善管理的話，勢必一座寶窟除了壁畫無法盜走外，其他能拿走的都會因洗劫一空而變成空殼。如果不把這些壁畫好好修復一下，幾千年來凝結成的藝術精華也將被逐漸消退和毀滅。於是趁他的好友、國民黨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來西北視察、特來敦煌看望他之際，他像一位熟練的“導遊”，一邊領著于右任在各個洞窟裏參觀，一邊用他豐厚的學識向於右任講解著敦煌的歷史與現狀以及應該怎樣著手保護的相關措施。 當於右任看到張大千艱苦的臨摹工作狀況和知道來此工作全是張大千自費時，不禁由衷地被感動和震撼了。一路上他不住地點著頭，不住地重復著幾句話：“做得好，做得好，功德無量啊！大千，你真是太了不起了，你做的是一件利國利民利子孫萬代的大好事。政府是應該出些錢修繕敦煌的。” 張大千則無奈地搖了搖頭説：“多謝您的美意，我到敦煌是自願的，臨摹這些壁畫和宣傳它們是我作為畫家的責任。現在是抗戰期間，哪有伸手管政府要錢的道理。我二哥善子為了國家命運，出洋去宣傳抗戰;自己省吃儉用卻把籌來的二十多萬美金全捐給國家，最後自己卻積勞成疾過世……”他的眼圈紅了，停了片刻，又接著説：“右老，我個人無所求，只希望政府能把敦煌好好修繕一下，否則這樣一座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偉大寶窟要是再不被重視，便是愧對子孫萬代了！” 於是就如何維修、保護和研究等工作，張大千向於右任細緻地提出自己的建議，而當務之急就是得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使莫高窟先得到妥善的管理。 于右任聽後非常激動，大聲説：“好哇，你的建議太好了，設計得也非常週到。按你説的把管理、保護、研究和教學聯繫在一體，我看應該叫‘敦煌藝術學院’，你看如何？而這個院長職務我看也非你莫屬了。” 張大千連忙搖頭推辭，説：“右老您不是不了解我，我是四海漂泊之人，哪能坐得住？還是另請高明罷！” 於是在張大千、于右任等一批關注敦煌的有識之士們奮力呼籲下，國民黨政府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並由教育部委派常書鴻出任所長。常書鴻來到敦煌後，親眼目睹了張大千的工作和生活狀況，不禁深受感動和鼓舞。在如何保護敦煌的許多問題上他都虛心向張大千請教，並都能達成一致，因此也和張結成好友。
張大千離開敦煌時，把近三年來研究調查的資料成果送給常書鴻，這些資料成為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重要研究基礎。 那麼，既然張大千在敦煌的工作和為其所做的貢獻如此之巨大，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感召了一大批因看過張大千的臨摹壁畫而被敦煌藝術所吸引並投奔而來的藝術人才，使敦煌藝術被廣泛地認知和了解;為什麼幾十年來他還會被很多世人誤解，反倒擔負了“破壞敦煌”的惡名呢？ 原來古人建窟目的本是為了表達自己對宗教的信仰和虔誠，因此在洞窟內作畫以傳達供養許願者之心聲。但建窟非幾日可成，而是要花費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才能修建完成。因此就有人投機取巧，乾脆把先人建好的洞窟據為己有，把原有壁畫毀掉後，在表面塗抹上一層新的泥壁，再在其新壁上重新繪畫，題上自己的名字和心願，以達到向佛祖許願的目的。 這樣幾百年、上千年過去，就形成了往往一個洞窟裏的壁畫竟有好幾層。張大千在一次無意中發現了這個秘密，因為外層的壞泥皮早已脫落得斑駁不堪，要想看見裏面的精美壁畫，必得先把外層剝落。於是，在陪于右任參觀時，一行人一起把外層表皮給清除掉了。對於發現畫內有畫和清除外層露出內裏，張大千是欣喜萬分，他覺得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重大發現，是對敦煌藝術的研究又做了一個貢獻。 當時被張大千召去也在敦煌參與臨摹工作的畫家謝稚柳後來也説：“要是你當時也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是已經剝落得無貌可辨，又肯定內層還有壁畫，為什麼不把外層打掉了，來揭出內層的精華呢？！”甚至當時剛剛成立的敦煌研究所也曾採用此法，在幾個壁畫殘損的石窟內，剝出了數幅唐代壁畫精品。 但意想不到的是，“適有外來之遊客，欲求大千畫未得，遂向蘭州某通訊，指稱大千先生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畫之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辨……”（引自時任敦煌藝術研究所副所長的竇景椿在《張大千先生與敦煌》一文） 公正地説，這種做法如果發生在現在，應該説的確是毀壞了一些外層的壁畫。但在當時還不具備相應的科學技術來保存和整理的情況下，只能留下這些遺憾了。 著名學者余秋雨很客觀地闡釋説：“張大千剝損壁畫的行為，恐怕和當時缺乏文物保護意識有關。因此，對一個人的評價不能脫離具體的時代環境。” 但讓張大千惹出是非的真正原因卻是因得罪小人而起，真是應了中國的那句古話：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人。原來張大千在敦煌的幾年間，蒙當地各方照顧，出於感謝，白天辛苦工作一天后，晚上為給求畫者作畫只有犧牲休息時間挑燈夜戰，對所有的求畫者都是盡力有求必應。有一次路過酒泉時，一位曹姓專員因嫌張大千的贈畫篇幅太小，第二天竟又拿給張大千讓再“多添幾筆”。畫上原是好好的一隻小鳥佇立在一塊秀麗的石頭上，本是很有情致的，曹某的要求分明是不懂藝術的外行，索畫不是附風雅，就是出於其他目的，因此張大千沒加理會。哪知曹某繼續糾纏，氣得張大千索性一把將畫撕毀。這下可得罪了這個曹大專員，他依仗自己是時任甘肅省主席谷正倫的門生，叫囂著一定把張大千“這個畫畫的”趕出敦煌。 果然好幾個罪名便在以後的日子中接踵而至，什麼“敦煌盜寶、破壞壁畫”等等。真可謂“盛名所至，謗亦隨之”。張大千一腔苦心卻受到如此傷害。起初他並不在乎，想著清者自清，豈能因小人讒言耽誤大事，沒想到很快甘肅省主席谷正倫就親自發來了驅逐電報，雖未直接限定張離開敦煌的日期，但口氣已很不客氣了： “張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頗有煩言。敕告張君大千，對於壁畫，勿稍污損，免滋誤會。” 此事一傳出，全國輿論譁然，一時間各種説法甚囂塵上。張大千的好友、著名書法家和詩人沈尹默作了一首詩替張大千辯白：“三年面壁信堂堂，萬里歸來須帶霜;薏苡明珠誰管得，且安筆硯寫敦煌。”“薏苡明珠”是古人專用來比喻蒙冤受屈之人的典故。 雖然1949年的3月，甘肅省參政會上已經對控告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一案作出最後結論：“……張大千在千佛洞，並無毀損壁畫情事。”可谷正倫等人出於私怨，竟把這個如此重要的定論嚴加“保密，不予公開”，使之沉入浩瀚的歷史檔案中，並隨著1949年8月蘭州的解放和甘肅省國民黨參政會的解體而徹底石沉大海（後經四川學者、張大千研究專家李永翹先生耗費幾年精力，辛苦搜尋出當年裁決書的原件，使張大千“敦煌破壞壁畫”之謎在幾十年後終於大白天下）。 遠在海外的徐雯波女士老淚縱流：“這張紙（指裁決書）我和大千都沒見過，只是聽説。他（張大千）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最終沒能回大陸，除了擔心生活不適外，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惜他人已永遠地走了……” 也許我們不能太多地責怪歷史在某一時刻的如此不公正，因為還原真相需要時間，需要追求真理的人去尋覓。即使是在當代，出於當事人的卑鄙和私心讓好人蒙冤的事還少嗎？ 別了，故土和親人，“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此時的張大千，隨著乘坐的飛機在雲層中穿過，覺得自己真如同那只戈壁灘上的孤雁。 長別離、長別離——他也在輕輕喃著，但只有他自己聽得見心底的低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