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9日，《天堂鳥：丁紹光藝術範式》新書發佈會在京舉行。這本書是畫家丁紹光的第一本傳記，寫作歷經十餘年，編輯過程近三年，作者胡笳用故事的方式把丁紹光的人生歷程寫出來，同時包含著丁紹光的藝術思考和主張，並配以精彩的作品，可謂是深入了解丁紹光傳奇人生和藝術的最佳途徑，同時也是研究中國現代美術史的重要資料。藝術中國對丁紹光先生進行了現場專訪。

丁紹光 《鶴與陽光》

藝術中國：這本書取名《天堂鳥》，有什麼特殊的寓意嗎？

丁紹光：書的作者（胡笳）選擇了天堂鳥（英文為 Bird of Baradise），以前我看有個美國人寫過一個傳，就叫《藝術的樂園》，也是用的這個詞，包括好多日本一些作家也用這些詞，因為在我的畫裏頭沒有表現苦難，更多的是表現真、善、美，可能和這個有關。

藝術中國：近十年您在做什麼？是否通過這本書對讀者有一個傳達？

丁紹光：我想這本書實際上從寫作到現在不止十年了，最早他曾經到美國採訪我，採訪我還不是最主要的，他採訪了很多很多的畫家，包括我的畫商、經紀人等等，他都做了採訪，最近他又加了一些東西，就是我這十年自己的想法。這十年應該説是我這一生畫畫最少的時候，我覺得更多地在思索，剛才我也講了，對自己過去我基本上抱著一個否定態度。到美國的第三十年，我曾經畫了兩張畫，一個叫《三十功名塵與土》，一個叫《八千里路雲和月》，我覺得是一種象徵，從中國到美國就是八千里路雲和月，三十功名塵與土的意思，就是説過去已經過去了，應該抱著一個否定態度，能夠重新開始。我現在考慮的比較多的是能夠跨行業，和一些建築進行結合，所以我們做了一些建築設計，例如一些彩色的大型彩色玻璃鑲嵌作品等。除此之外，我會在抽象繪畫的路上做一下嘗試。

丁紹光 《仲夏夜之夢》

藝術中國：您提到“裝飾”本身就是中國當代藝術，您對於中國藝術的發展現狀怎麼看呢？

丁紹光：我覺得我所走的基本上以民族民間的藝術為主，我老説要寫一本沒有人名的美術史，實際上主要是強調民族民間藝術，民族民間藝術應該是中國藝術的中流砥柱，包括像三星堆、馬王堆、一直到敦煌、麥積山、雲岡……這樣一批沒有留下作者名字的藝術實際上是中華民族藝術很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在西方的震撼也特別大。比如最近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秦漢藝術展，短短一個星期已經有10萬人了，還有敦煌的兩個洞窟到洛杉磯的蓋蒂博物館，那可真是人排長龍，那真正是打進西方的，沒有任何人做什麼宣傳，就是一種震撼。

而我們當代活著的藝術家沒有一個人能做到，能夠真正被西方這樣接受，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講，我覺得當代藝術應該怎麼走，的確值得每一個藝術家去探討，而且要提出一個方案。對當代藝術的了解，我覺得應該開展一種全國性的學術討論，另外應該研究一下現代美術運動和中國的關係，我們在當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發。概括講，我們以前的教育，從小學到中學，大部分還是西方的。我在國外教書的時候，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你問中國的大學畢業生説一百個西方文化名人，我看大部分人能答出來，而你要讓美國人説一百個中國名人很難，應該説我們對西方文化了解的更多。所以我覺得中華民族文化裏頭很多精華的東西應該讓我們年輕人真正去繼承，人很重要的我覺得是要有思想，而不是有知識，有思想的話，我覺得一個人才能立起來。

丁紹光 《湄公河上》1987年

藝術中國：您的公共藝術作品與繪畫在風格和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在您的作品裏最想表達的是什麼？

丁紹光：我覺得還是應該給人類以希望。以前在學術評論上，我覺得更多的都是講矛盾、鬥爭、衝突，和諧這個詞很少見。大家都認為真、善、美是老生常談，但永遠是藝術永恒的題材。它可以打破時間空間的局限，有些藝術家的題材是永恒的，像母愛、父愛、人與大自然之間的愛等等，像這些題材可以挖掘地更深一點，會打破空間時間和民族的界限，而且很多人都可以理解。我覺得藝術還是應該給人一些正能量，令人向上，人類還應該是有希望的。

藝術中國：這本書的全名是《天堂鳥：丁紹光藝術範式》，“範式”這個詞該如何理解？您作為主人公如何評價這本傳記呢？

丁紹光：範式我覺得是提的很好的，不過我覺得自己有點慚愧，還達不到“範式”這種水準，範式是帶有一種指導意義的，我覺得我還沒有做到，我會向這個方向去努力。我覺得每一個人要是寫的有血有肉的話，都是有很多的缺陷的，這些東西好像寫的少，更多的以歌功頌德為主，我覺得應該把我的矛盾、做的不足，都應寫出來，恐怕這得將來自己寫了。實際上這麼多年來在藝術的追求當中我有很多的慚愧，包括像金錢對我的誘惑，到美國以後有一段時間賣畫賣得很瘋狂，有的時候是一年3000萬美元的收入在報稅，像這樣東西我覺得應該自己應該抱著懺悔的態度。

丁紹光 《生命之源》大型玻璃壁畫（局部） 上海文化廣場地下音樂廳 2011年

我在紀念老師張仃過世的一篇文章中寫到，我92年第一次回中國，展覽在革命歷史博物館（即國家博物館），晚上開了個宴會，當時中國畫家還都比較貧困，當時先在小宴會廳，然後我的哥們和同學就都找我，問“怎麼不請我，你都請的是當官的、有名的人，我們都不能來”，我後來就擴大，説誰願意來誰來，最後一直擴大到國家宴會廳，進去以後給我很大的震撼，全體老師都站起來，都是老先生，我是非常難過，我就覺得我這事兒做錯了，特別像祝大年眼睛裏都流著淚了，我趕快把他們一個個按著坐下來，説你們永遠是我老師，然後我記得很清楚去見張仃，張仃就問我畫怎麼賣，我當時突然感覺好像賣畫很丟人，在國外的時候沒這感覺。

後來有很多因素，讓我覺得要從這裡面跳出去，到底是要富還是要貴？如果要做個精神貴族的話，不要受這種誘惑。我覺得這種誘惑很厲害，雖然很多老同學説老丁沒變，實際上沒變嗎？我自己的答案還是變了。開始我剛到美國的時候租個房子都很困難，坐計程車到我媽那，她不接我，我還真的是去不了的，到後來我覺得我能夠賣到100萬就停了，開始畫我自己的藝術，我就沒做到，後來説到500萬吧，500萬也不行，所以金錢的這種誘惑對很多藝術家其實是很厲害的，所以奉勸大家注意不要物質上富有了，精神上越來越貧乏，這恐怕是很危險的。

丁紹光 《絲綢之路》

藝術中國：您一直提到中國與現代主義的擦肩而過，今天我們的藝術創作應該注意什麼？

丁紹光：我覺得第一要跟上潮流，中國畫裏有一句石濤講的很重要的一句話，叫“筆墨當隨時代”，這時代真是一日千里，如果不了解整個世界的局勢，跟不上潮流的話，不可能成為世界的主流，我覺得我們應該想的更深入一點，這個根源從哪找？從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當中可以有些啟發。另外我覺得還要對現代科技和全世界整個藝術史有了解，這樣慢慢的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一定會起來，這點我還是非常有信心的。五座大山最難爬的還是文化大山，這些東西不是可以強加於人的，不是經濟就能解決的。藝術史上經常有這樣，像中世紀是人類最苦難的時代，之後就出現了米開朗基羅，所以文化的現象和經濟沒有太多直接的關係，而在於你對這個時代的了解，你付出的這種精神和靈魂上的東西。從這點上來講，我覺得現代畫家應該好好考慮。（採訪/ 許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