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50週年:徐慶平談徐悲鴻與留學法國（下）

藝術中國：在今年的中法文化交流活動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展覽是“大師與大師——徐悲鴻與法國學院派大家的作品聯展”，將展出徐悲鴻與他巴黎美院老師及其他學院派大家的作品，您給予大力支援，您支援這個展覽的初衷是什麼？

徐慶平：法國藝術家的作品，很多很好的作品都來過中國，特別是我在很多年以前在中國美術館看過法國17世紀藝術家的展覽。像剛才我們説道普桑的名作《阿爾卡迪的牧人》等17世紀的名作都來過中國，19世紀的法國藝術也專門在中國有過展覽，但是這些展覽涵蓋的面還不夠豐富，特別是巴黎美院的一些大畫家的作品始終沒有來中國展出。

19世紀末，印象派出現以後法國有很多個畫派，也有很多畫會，其中有一派叫做“法國藝術協會”，法國有個官方的美術協會叫做“法國藝術家協會”。但是因為他們對於審美，對於傳統，很多問題上面法國的藝術界都有不同的看法，那麼也出現了現代藝術的一個沙龍，這個沙龍當時叫做“獨立派沙龍”，就是一些當時還沒有名的畫家組織的這樣的一個沙龍。還有第三個，這就是巴黎美院的一些老師，像巴黎美院當時的校長貝納爾先生；像法國最大的象徵主義畫家也是最大的壁畫家，叫夏凡納；法國最大的雕塑家，像羅丹；還有像並不在巴黎美院教書，實際上是法國最後一位在技巧上了不得的繪畫大師，就是我父親受教育最多的，叫達仰•布弗萊，這些畫家都不在官方的協會裏面，也都不在獨立派沙龍裏面，他們組織了一些法國當時特別德高望重的但是又不參加法國官方沙龍這些畫家，很了不起的他們成立了一個法國藝術協會，達仰•布弗萊曾經做過這個協會的負責人，就是像夏凡納、像羅丹都是這個會的他們志同道合的這些，特別是這些寫實主義的大師都曾經是這個會裏面的。那麼這些畫家的作品現在都挂在很顯要的位置了。曾經有一段（時間）看不到他們的作品，為什麼呢，因為奧爾賽博物館沒有建成當時，拖了很多年，奧爾賽博物館裏頭有幾萬件，多少萬件，幾十萬件這樣的畫都在裏面放著，那個是一個大的火車站，大火車站就裝畫了，把它變成一個博物館，把這些畫都擱在一個應有的位置上面還展出。從我到巴黎就已經説這些事説了好多年了，到我走離開巴黎都沒有建成這個館。這些年建成了，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美術館之一，它跟盧浮宮兩個對面。盧浮宮是古代的世界藝術，奧爾賽是19世紀的法國藝術，把以前放在盧浮宮，放在網球場美術館，放在其他的很多館裏面的19世紀的藝術品全部集中起來放在奧爾賽這裡，那麼這個時候他在巴黎美院的幾個主要的老師，像他的校長貝納爾先生的畫、像他的老師達仰•布弗萊的畫、高爾蒙的畫、弗拉蒙的畫現在都在奧爾賽美術館裏面佔住顯著的位置。

這些作品的重新出現引起了世界美術界的巨大關注，但是他們的作品還沒有到中國來展出過，所以在中法建交50週年的時候能夠有這些大師的作品來我們國家展出是很難得的。特別是因為我父親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得到過他們那麼多的教誨，他的藝術的成功得益於這所世界著名的美術學院。而且他在離開這個美術學院以後把他在那學到的東西和自己民族的東西融為一體，也就是他所説的“可採者融之”。把他和他老師的作品放在一起，或者他特別傑出的同學的作品放在一起，我們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中國藝術和西方藝術真正在精神層面、在技巧層面的一些不同，他們的相同點和不同點，也可以看出我們中國畫家和中國藝術的一些特點以及中國藝術家是如何去探索這一條道路的。我想這對我們今天有非常大的啟示作用，特別是在今天我們對西方藝術的學習感到迷茫，在分不太清楚什麼好什麼不好，分不清楚什麼是我們可採者，什麼是我們不可採者的時候，什麼是我們的優點什麼是我們的缺點的時候舉行這樣一個展覽，對美術界特別是對於美術院校的學生會有很大的一個啟示。

藝術中國：這次展出的作品在徐悲鴻先生一生的創作中佔據一個怎麼樣的位置？您以什麼標準挑選作品？

徐慶平： 徐悲鴻紀念館所藏的作品都是他的精品，我父親他生前賣畫不是很多，只是在新加坡、南洋賣得多，為什麼？那時有人要他的畫，他馬上就畫，而且有時候一張畫上貼四五個紅條子，就是四五個人都想買那張畫的時候，他就當場再畫四、五張，就是能賣多少就賣多少，所有的錢都捐給抗戰陣亡將士的遺孤和流離失所的難民。他的每張畫都是很認真的、很嚴格要求地創作出來的。我母親在他去世以後，把一千二百多件留在身邊的畫全都捐給了國家。

這次的展覽在挑選上我有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就是想要通過這個展覽讓大家看到中國和西方藝術有什麼特別顯著的相同和顯著的不同。中國畫家去學西方什麼東西，學來以後怎麼用在發展自己的藝術方面？特別是關於我父親的中國畫，他在出國以前是畫中國畫的，他曾經是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的導師，他非常明確的一個觀點，就是他去學習西洋畫的目的是為了復興中國藝術，他説我當年出去學習就是為了要改變中國畫的面貌。所以這個畫展裏面一方面都是他的代表作，特別是他影響很大代表作，像《田橫五百士》，這張畫曾經經過法國著名油畫修復專家的修復。他是我的朋友，來到中國幫助我們修復了《田橫五百士》和我父親的其他三十張畫，這張油畫原來上面很清楚的看到有損傷的痕跡，特別是在運輸過程中被折過，怎麼也去不掉的印，他們來修復以後把它修好了，現在戴著補畫的眼鏡、放大鏡在上面都找不到損傷的痕跡。

還有像他畫的《愚公移山》，因為中國繪畫自元以後就是文人畫佔主流，文人畫用一個其他的術語來講就是業餘畫家，不是專業畫家。文人畫不可能去研究很多很深的造型的問題，對人的了解就更不夠了，所以只能畫一些山水，特別是梅、蘭、竹、菊這樣的一些很簡單的東西。那麼《愚公移山》就是他改革中國繪畫、復興中國唐代繪畫的那種宏大、宋代的那種精美趣味，這是他學習回來的目標。所以他在《愚公移山》裏面特別吸收了西方對人體的表現，儘管他用的是最難把握的宣紙水墨，但是他畫的是非常精到的人體，而且是大角度透視下面的眾多的人體，所以造成的這種力度空前，可以説在中國繪畫美術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幅作品。

還有比如像他的油畫《彩霞》，我覺得主要是要體現中國畫家和西方畫家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中國畫家崇尚自然，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天人合一的觀念始終在中國畫家的腦子裏是根深蒂固的。西方繪畫對人以外的東西重視程度和對人的重視程度是不一樣的，到了19世紀末才有所改變，到了印象派以後風景畫才有了和人物畫相等同的地位，可是中國畫家始終是重視自然的。

這次展覽中會有達仰的一張在美術史上極重要的作品叫《祝福的麵包》，或者有的翻譯成《祈福的麵包》，表現布列塔尼勞苦人民形象的一張名作.。我父親喜歡達仰的作品，他認為達仰的作品具有寫意性，油畫是寫實的，但是他的作品中間具有寫意性，這就是中國畫家發現的不同。他曾經把任伯年的畫拿給達仰看，達仰讚嘆不已，稱這麼美妙的畫，這麼和諧的顏色，這麼美好的色彩，任伯年的確是一位大師。

這裡面還包括很多他的動物畫的作品，他賦予了這個動物以人的思想感情內涵，他的馬、他的獅子、他的鷹，其中也有些畫稿，他的這種悲天憫人的藝術精神、藝術理念，其實和西方一樣的。他的一位了不起的老師，也是一位大師，叫柯羅蒙（Fernand Anne Piestre Cormon），在這次展覽中也有他的作品。現在奧爾賽美術館裏面的最大的一張畫，就是柯羅蒙的作品，柯羅蒙讓我父親特別佩服他的，就是他曾經跟艾中信等學生們都講過，柯羅蒙最後是被車撞死的，但是他在臨死的時候留下的遺言是不要為難那個撞死他的人，表現了一種非常偉大的人道精神。所以我想這個展覽會是一個既使大家能夠得到美的欣賞，又使大家能夠去研究美術問題並得到啟示的一個展覽。

藝術中國：這次徐悲鴻紀念館提供的四件老師的作品來歷是什麼，這些作品來中國已延續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如何保存下來的？

徐慶平：這四件作品的來歷，應該都是他買的。我的父親和這些老師的關係非常好，比如他和達仰的認識就是貝納爾先生，當時巴黎美術學院的院長介紹的。貝納爾先生曾經説我給你介紹達仰先生，因為知道我父親喜歡達仰的畫。那他跟達仰説這是我們巴黎美院非常出眾的、在畫上極有天分、極其用功的一個學生，他希望能夠拜你為師，我想他不會辜負你的教導的。達仰一開始就接受我父親，他每個星期讓我父親拿畫到他那看，給予指導，而且讓他參加家裏面舉行的藝術家聚會。

西方沒有送畫的這個習慣。他特別喜歡達仰的一張畫，畫的一個很動人的場面是哈姆萊特這個劇裏面，王子復仇記中的女主人公，由於受到打擊精神錯亂，在樹林裏面跑的時候的一個景象。我父親説看了以後唸唸不忘，就是想買，可是窮學生哪來的錢。結果當時有一個姓黃的朋友幫了他，他是中國人，曾經住在新加坡，他的弟弟當時跟新加坡的最有名的僑領陳嘉庚先生，就是廈門大學的創始者，是好朋友，他説我介紹你到新加坡去，你給陳嘉庚畫畫，然後他會給你一筆報酬。我父親就到了新加坡，據我查資料，替陳嘉庚先生畫了列寧像，孫中山像，還畫了其他的畫，陳嘉庚先生就給了他一筆錢。他當時在巴黎，因為北洋當時是連年混戰，儘管是官費，但老收不到，所以他的生活很困難，這筆錢不僅當時使他解決了生活的燃眉之急，而且他拿這筆錢，主要的部分去買了達仰的這張畫。

貝納爾先生有一張畫我父親一直帶在身邊，因為貝納爾是他的一個非常崇敬的一個老師，貝納爾先生的畫風更加具有寫意性，用筆遊行自在，他抓的是更深的人物的微妙的表情和氛圍，顏色特別漂亮，他對於印象派的顏色的吸收方面極具成就。所以從這幾張畫上面，我們也是能看到兩個國家的畫家，中國，法國，一個是具有東方悠久傳統的國家，一個是具有西方悠久傳統的國家，都為人類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而這兩個國家的畫家們，是怎麼樣在一種非常高尚的精神的指引下，把藝術推向高峰的。

我父親都把這些視為自己最心愛的東西，他在最好的藝術作品上往往都打上一個圖章叫做“悲鴻生命”，這些東西都是跟他的生命一樣重要。而這些作品幾十年的時間裏一直跟著他，他到哪兒，這些作品就跟到哪兒，他要是從國內到國外去，有幾十個大箱子跟著他走，這些寶貝都擱在裏面。

藝術中國：在中國現代美術的發展道路上，法國的影響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徐慶平：這個問題提的特別好。中國的現代藝術受到外來的影響，最早是來自於法國的。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只要是出去學畫的藝術家，首選就是法國，因為那有最好的學校，最好的博物館，最多的天才畫家。法國當時的藝術教育也是非常嚴謹有效的。當時的巴黎美院有世界上最好的解剖學家，教人的解剖和動物的解剖。我父親做北平藝專的校長和中央美院的院長時候，有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默寫人物或者動物的解剖。侯一民告訴我，當時他是共産黨的地下書記，忽然一天接到通知去大禮堂去默寫，去了才知道，默寫馬的解剖，而且是背默，不能看的。

他回國以後從法國定制了兩套特別好的翻印的石膏像，包括米開朗基羅的兩個奴隸，包括維納斯、大衛等作品。這兩套，一套是後來在他任教的中央大學，一套在後來的中央美院。還有馬的解剖是我父親後來再去國外的時候坐火車，怕碰壞了，很多時間是抱著把它拿回來的。現在每個學校都還在用這個解剖，我們翻印翻印一直翻印到現在。用明暗畫素描的這種方法我們總結叫“三大面五調子”，西方的素描、油畫傳統是怎麼畫的，這都是在他回來以後，通過他教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才使得我們這麼多的學子從中受益。

所以從根本上來説對中國美術影響最大的，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是法國的藝術，尤其是19世紀的藝術。後來辦過一期蘇聯的馬克西莫夫短訓班，只有很短的一期研究生課程班，大概二十幾個畫家，除了這個以外，中國在很長時間繪畫基礎上受的影響，主要是他們這一代藝術家，尤其是他，從法國回來以後建立的藝術學院正規教育體系，一直影響沿用至今。

藝術中國：在西方已經幾乎拋棄素描、油畫等美術基礎訓練，中國學生繼續學習學院派古典主義美術教育的必要性是什麼？

徐慶平：現在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西方很多國家把油畫給拋棄了，把他們有過極其輝煌的歷史、造就了那麼多的偉大作品、代表人類智慧這樣的一個藝術品種拋棄了，他們不畫了，也不會畫了，甚至於臨摹都不會了。現在你讓他臨摹一張文藝復興的畫他臨不下來，這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的一種藝術現象。我自己這麼多年研究藝術，我覺得油畫這種藝術形式肯定還要回歸，人類肯定不會拋棄它。在未來它會重現它的風采，會散發出永恒的魅力。

達仰、貝納爾、柯羅蒙這些畫家的作品，曾經在幾十年裏頭，甚至巴黎人都不知道了，現在一件一件重新回到奧賽博物館裏面，佔據最顯著的位置。為什麼會這樣？人類的審美有它的規律性，有一定的標準，它以愉悅人的眼睛為最終目的，它使人的眼睛得到極大的樂趣。這種精神的享受，油畫有它不可替代的地位，所以這個展覽對於中國繪畫以後的發展，特別是中國油畫的發展也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

現在的很多油畫的技巧，當然巴黎美院還在教，有些美術學院還在教，但是更多地方的美術學院是根本不懂了，不會了，完全失傳了，裏面的使用什麼材料、使用什麼技法他們都已經不會了，這個時候這個方面我想已經被藝術史無數次驗證的那樣，在未來要學油畫，要到不是油畫發源地的中國來學。（採訪/許柏成 整理/許柏成 實習生 閔令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