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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四城市文化交流會”台北年會有個論題：“設計師能為城市做些什麼”？乍一看，這個問題過於直白，好比問：清潔工能為城市做些什麼？理髮師能為城市做些什麼？這還用説嗎，盡職盡責，做他們該做的唄！
分配論題的時候，深圳組織方最早準備把這個題目分給我，籌備會上，看著“申都功臣”大俠一幅成竹在胸的樣子，就順水人情，把這個題目讓給他了，幸災樂禍地暗想，到時候看你怎麼説吧。
不按常規出牌是大俠的一貫風格，這次年會發言也是如此。明明論題是“設計師能為城市做些什麼”，大俠反過來，把問題變成了“城市能為設計師做些什麼”？
他的講題是“從青年設計師之死談起”，一個26歲的年輕設計師經常加班，不堪壓力，最終選擇了跳樓自殺，這個案例是對整個城市的發問：如何減輕設計師的壓力，為他們提供一個更好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只有在一個有利於讓設計師生存、發展的城市，才能指望設計師為城市做些什麼。
強調設計對一個城市的重要，容易神話設計師。實際上，設計師在設計之前，首先是被設計的：一方面被他的知識、學養、眼界、技能所設計；另一方面被他的城市所設計。設計師的生活品質、工作條件和強度，與城市的設計水準密切相關。設計師不是橫空出世，包打天下的英雄，他在為城市做什麼的時候，一定是有所憑藉和依託的，他只能在被給定、有限制的條件下進行設計。
這個論題的香港發言者曾兆賢的演講也很有新意，他從香港的花牌設計入手，牽出了設計師的另一個不被人們關注的作用。
花牌是香港的傳統工藝，它用鮮花加各種輔料製作而成，廣泛用於店舖開業、婚宴、殯儀等各種儀式和慶典中。花牌在香港有它的歷史淵源，而且，每間花店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營運模式、設計造型、承傳及發展方向。在花牌這種傳統設計的背後，承載了獨特的社會功能、與社區的依存關係，這些構成了香港地區獨特的花牌文化。
講者對花牌的關注源於一次舊區重建的逼遷，一家花店因為小區重建，被迫遷離賴以生存的深水埗小區，無奈將花牌部件及工具等暫寄于講者所在的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講者和另一位教師利用這次機會，帶領幾位學生，就花牌的行業及工藝特色進行了深入的田野考察，他們讓學生在學習花牌的基本扎作技術之餘，重新審視花牌的工藝美學、花牌與都市發展和空間的關係，並探索在傳統花牌的框架下實驗創新的可能。
這次教學和研究活動的成果是他們出版了一本名為《花牌》的書，記錄了香港傳統花牌工藝的歷史，書內有精緻的插圖，解析花牌的部件結構、講解花店的營運流程及花牌的製作方法等，此書為深入地研究花牌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花牌研究為“設計師能為城市做些什麼？”的問題，提供了另一種解答。
一般而言，人們總是將設計和創新聯繫在一起。而香港的花牌研究告訴我們，設計師可以不創新，可以選擇守舊的立場，做一個本土文化的守護者。他們可以為城市做這麼一件事：拒絕遺忘，保護傳統，讓它們不至於被一波又一波“創新”的浪潮所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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