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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廣告業呈現出國際化和本土化的雙向趨勢。跨國廣告公司進一步拓展在華廣告市場佔位的同時，需要實現本土化，在營運和文化上與中國國情相結合；本國廣告公司則必須突破舊的觀念和體制，走向國際化，才能積極應對激烈的挑戰。但是由於主客觀的種種原因，導致中國廣告業的舉步維艱。本文指出了中國廣告的六大癥結。
時至21世紀即將到來之際，我們對於中國廣告的發展的討論，在背景條件方面，已經有了一些重要的變化。這些變化不是指廣告經營額、廣告市場容量、廣告在國民經濟結構中所佔比例、國民每人平均廣告量等量化指標所反映的變化，而是指以下帶有本質性和結構性特點的改變。歸納起來主要是：由於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進入全球化市場格局，因此，本國廣告在行政約束和保護條件下造成的持續高速發展的態勢，正在逐漸轉變為多國競爭的態勢；這一競爭是在全球經濟形態變革和産業結構調整的背景中展開的；在中國進入WTO之後，廣告所屬的第三産業部門勢必受到國際資本和成熟的知識經濟力量的擠迫和衝擊，中國是否還能在廣告業維繫由本國企業主導的局面將是疑問；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在廣告業的運作機制中，傳統的行政主導和關係主導正在轉變為市場主導和知識技術主導；從廣告的競爭環境而言，長期形成的由媒介支配廣告業的偏倚的狀態，也正在轉變為媒介、企業客戶、廣告公司和消費社會互相制衡的良性競爭環境；從市場通縮程度和全社會消費水準來説，已經明顯地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從注重産品的效能價格比值的消費模式轉向了注重産品的質素品牌形象比值的消費模式，社會分層和市場分層變得複雜；廣告業從追求規模效應、多元化經營效益、強調資金和物質資源投入，轉向了追求精細作業、專門服務、強調資訊、人才和知識資源的開發；對於中國廣告業生存發展關係最直接的莫過於媒介産業化趨勢，這勢必造成更加激烈的媒介競爭和分化，廣告或許就此走出對媒介的依附性經營的陰影；中國大陸將從國際廣告競爭的前沿轉變為主戰場，跨國廣告公司在中國市場上將展開戰略的進攻。總之，現在討論中國廣告的發展問題，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國際化背景下的市場競爭問題。
一、亞太地區廣告現代化和國際化的規律性
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決定了區域廣告的發展。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體制、文化傳統，使得廣告業經歷這些發展階段時表現出某種特殊性。但是就總的規律而言，卻是不可逆轉的。僅以日本、台灣、南韓廣告發展為例。
日本廣告業從50年代以來完成的現代化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日本在戰後美國佔領期間被迫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通過資本重組、反壟斷，刺激民族民用工業復蘇。經過農業改革和勞動雇傭制度改革，積累了工業起飛的資源。接著利用朝鮮戰爭的契機，通過美國定單的扶植，恢復了工業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大型企業集團設置了專為本集團服務的市場研究和廣告部門。到50年代後期跨國廣告公司進入日本市場時，已無法從日本大型企業集團分得廣告份額，相反，日本廣告公司卻從跨國廣告公司學得了現代市場研究和廣告服務的經驗。第二個階段，在60-70年代，日本廣告業通過有條件地與跨國廣告公司的合資、合作模式，逐漸將自己轉化為成熟的具國際化運作水準的公司。在強化市場研究、資訊情報管理的基礎上，改進廣告創意技術，形成了廣告創意水準的控制機制；接著再進一步，發展為現代廣告的專戶服務體制，廣告公司得以在相當豐富廣闊的市場理論和分析技術方面提升服務的層次和品質，從而以獨立的專業化運作介入企業的市場戰略計劃。第三階段，在世界石油危機和日本國內“泡沫經濟”呈現頹勢之後，已經在內涵建設上實現了現代化轉型的日本廣告業，成為日本産品向全球推銷的有力助手，它先行向周邊亞太地區滲透擴張，進而走向了全球化經營之道，發展出強勢的跨國廣告公司。
台灣廣告業從50年代至90年代大約每十年走過一個發展階段，即50年代的創始階段，60年代的過渡階段，70年代的發展階段，80年代的轉型階段和90年代的穩定階段。這五個階段，又以1985年前後劃分為兩個時期。在這之前是本土廣告主導，企業類型、經營服務手法都是傳統的（小規模、單一服務、業主決策、本國資本、媒介黨營主導）；在這之後開始步入國際化。造成轉捩點的主要因素是跨國廣告公司的蜂擁而至。迄今台灣廣告市場除聯廣這樣個別的大型本土廣告公司而外，主要均為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公司和跨國廣告公司的分支機構分割。台灣廣告業在國際化的進程中，也經過了早期的盲目崇洋、抄襲模倣西方廣告，到接受西方規範的創意策略，再到將西方的廣告創意策略概念與民族文化內涵形象有機結合的幾個層次。本土化因素始終是台灣廣告的特點和影響它充分國際化的制約條件。
南韓的社會經濟發展以1987年為分水嶺。在這以前，因為南韓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冷戰有重要意義，美國容忍並支援了南韓的軍事獨裁政治體制和官僚壟斷資本的經濟體制（其中也包括對傳播工業的全面壟斷或控制）。此時南韓廣告業高度依賴於壟斷資本企業。整個廣告市場對外封閉。從80年代中期開始，資本主義的經濟全球化趨勢轉化為內外兩方面的改革壓力，迫使南韓統治集團轉向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美國利用貿易最惠國待遇和301條款，最終迫使南韓開放了包括廣告業在內的服務業市場。此外，南韓在80-90年代之間，經濟年平均增長22.3%，成為刺激廣告業發展的強勁動力。原先南韓廣告的依賴性生存方式使它避免了行業惡性競爭、廣告客戶的流失、資金短缺等風險，但是卻造成了效率低下、缺乏創造性和靈活性等弊端。開放廣告市場之後，南韓廣告業立即受到跨國廣告公司的挑戰。首先，就是廣告客戶的流失；其次，是優秀的廣告從業人員的流失。然而南韓廣告業因應挑戰的方式是加緊進行廣告業自身的現代化改造。改造的範圍包括：全面引進現代廣告科學；更新廣告觀念和體制、機制；建立市場和消費研究中心；發展有效率的市場行銷模式；積極推動媒介自由化和産業化；配合南韓企業的跨國經營而採用外國語言和廣告形象；加快建立建全廣告法律規範、行業自律，並同時促進南韓廣告業從與壟斷企業的親緣關係中走向獨立自主經營、全面專業服務。因此在90年代，即使跨國廣告公司分割了部分市場份額，南韓廣告業仍舊佔據著主導地位，並取得了在本國市場上與外國公司競爭的能力。
上述例子反映出經濟全球化造成了一國（或地區）廣告發展的規律性：1、跨國廣告公司介入本國市場是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必然現象，開放廣告市場無可逆轉；2、開放廣告市場使本國廣告業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唯一有效的因應之道是加速加深廣告業的改革；3、這一改革比片面的追求暫時性的市場增長規模更加緊迫，這涉及到本國廣告業的長遠利益；4、廣告業的改革必須是整體的、全方位的、配套的，從産權-經營體制、運作理念、管理機制到法規體系、媒介環境、行業規範、公共關係綜合協調；5、現代化、國際化、科學化是廣告業改革的根本標準，民族化、本土化是從屬的參照系統；6、廣告業自由競爭必須通過政府和行業組織的負責任的監控形成良性成長的動力。
二、國際化還是本土化
長期以來，跨國公司一直將它們最大的注意力集中于有著7億消費者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到了80年代中後期，它們意識到佔世界人口總數77%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猶如茂密的消費市場的熱帶雨林，這已經不是戰略估計中的潛在市場。美國《財富》雜誌在六年前就指出，中國到2000年將繼日本之後成為亞洲最大的市場，印度的購買力強勁的中産階級人口將從100萬增至300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台灣和新加坡的年青人都將成為西方品牌的熱切追求者。通過資訊傳播、旅遊、科技交流，世界已經成為全球化的消費村落。④多數美國公司意識到本國人口增長緩慢、市場飽和、競爭激烈以及銷售限制，已經不是理想的市場環境。例如R.J.Reynolds &Philip Morris公司迫於本國激烈的禁煙運動和日趨嚴厲的立法限制，將其香煙産品和廣告推向亞洲和南美。IBM、Ford、General Motors、Exxon、Du Pont等均從國外市場取得了極大的利益。Gillette公司的産品市場超過了200個國家，大批美國品牌已完全滲入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造成美國企業國際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越來越大的進口壓力。美國一直處於貿易逆差狀態。這迫使美國經濟從兩個方面尋求出路，一是加緊本國産業結構的轉型，集中發展高科技知識密集型産業，謀求知識經濟優勢和超額利潤，二是通過WTO等世界貿易體系加緊全球擴張。因此美國企業在追求國際市場份額方面愈具進攻性。廣告國際化是資本國際化的必然需求。在全球經濟競爭的格局裏廣告促銷是市場戰略的極為重要的角色。80年代，美國在國際市場每年支出的廣告費是1300億美元，到了90年代每年已超過了1700億美元。1998年突破了2000億美元。⑤
面向國際市場的廣告促銷會遇到許多困難和複雜因素。國際化市場決策對於目標市場的環境分析歸納起來分為：1、人口環境分析（人口數量、家庭數量、家庭規模、年齡分佈、職業分佈、受教育水準、就業率、收入水準）；2、經濟環境分析（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內部結構、生活水準、資本回報率、財富分配、貨幣穩固性、匯率）；3、政治法律環境分析（政府政策、法律與限制、政治穩定性、民族主義、對跨國公司的立場態度）；4、文化環境分析（語言、生活方式、價值觀、風俗習慣、倫理道德標準、宗教禁忌）。這些因素的綜合效應是國際資本評估目標市場投資前景的根據。這些因素也深刻影響到廣告的國際化運作。特別是目標市場當地的文化環境和政治環境對於廣告的影響更加直接。如Pepsodent牙膏在東南亞的廣告推銷失敗就是典型例子。廣告商如常地宣傳産品使牙齒保持潔白的功效，未想到在當地發黑和發黃的牙齒卻是“威望”的象徵。⑥
經濟全球化勢必包括全球化的市場行銷戰略。這一戰略是指企業制定統一計劃，以同樣的規格方式在全球銷售其産品。廣告國際化，或稱全球化廣告是指在世界各地市場上通過採用基本一致的廣告傳播方式，實現全球市場行銷戰略。這種全球化廣告給國際資本帶來了明顯的利益：取得了迅速擴展生産和分銷渠道的規模經濟效應；降低了為實現市場規劃和控制目標所需的行銷和廣告成本；降低了廣告製作成本；提高了在各地市場上迅速推廣基本的産品概念的能力；樹立了國際性品牌和企業形象；簡化了市場和促銷計劃的協調控制的程式。在這方面，Coca-Cola、British Airways、Gillette、Xerox、Merrill Lynch等都是非常成功的。
因此，我們看到廣告的國際化有兩個意義。其一是跨國廣告業對跨國資本的服務，以全球標準化，同時又適應目標市場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方式促銷跨國企業産品；其二是跨國廣告業的全球化標準的協調的大規模作業，實現了對目標市場的廣告份額的攫取。發展中國家，顯然是處在被國際化而不是國際化的階段。日本的經驗説明，只有經過被國際化，才能走到國際化。
同時我們也看到，廣告的國際化進程中還包含了本土化過程。從廣告用語、符號意義、文化象徵、訴求主題、形象組合到廣告經營策略、人才組合與培訓、管理模式、公共關係建構都有一個與各地本土社會文化相適應的問題。在日本市場運作的跨國廣告業，儘量順應和利用日本文化特質。如在促銷計劃中適應日本人的“送禮+娛樂”兩大主要消費習慣，在宣傳訴求方式中採用委婉的“柔性銷售”，避免西方式的直接的“硬性銷售”；在形象符號運用中充分考慮到日本傳統賦予數字、植物、動物的特殊符號意義。在香港運作的跨國廣告業，洞悉了香港人口在“東-西方”“傳統-現代”的兩極文化價值認同方面的中間形態和心理情感困境，在廣告訴求中順應並且強化了對香港本土的依戀與認同。⑦台灣的跨國廣告公司不僅懂得利用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以及日本對於台灣的生活-審美方式的影響，而且對於現代台灣人的生存境況相當關注，諸如政治敏感度、性向選擇、社會治安、兒童健康、新新人類等主題均成為廣告創意表現的內容。
廣告的本土性因素與廣告的國際化不是絕對排斥的關係。這不只是表現在廣告的表達藝術方面，也體現在廣告運作的機制方面。日本本土文化中的群體優先於個體的價值觀，社會的互為依賴性，顯然有助於廣告業人員的穩定、廣告商與客戶之間長期的委託關係的鞏固。本土性因素在跨國廣告排浪衝擊之時，也可能起到一定的市場抗禦作用。南韓廣告業在與跨國廣告的競爭中，多少得益於南韓與外國在語言和文化交往上形成的障礙。南韓有長期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南韓人有著近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從而形成了與外國人溝通的心理屏障。當廣告市場開放之時，跨國公司以良好的待遇和工作條件大量吸引本土廣告專家。這些人在跨國公司裏逐漸感覺受到文化歧視。一位曾經在McCann-Erickson南韓公司擔任高級客戶經理的南韓僱員説：“跨國公司對於想獲得國際廣告的集中的經驗的南韓廣告人來説是非常理想的地方。但是，南韓僱員沒有權力，他們對代理工作的影響沒有意義，也非常有限。我們不能參加重要的決策會議，即使參加也只是作會議記錄。從而南韓僱員實際上是與公司的運作無關的。這種情形使我的許多在外國廣告代理公司工作的同行深感失望，於是我們離開了‘理想的廣告公司’，回到我們南韓人自己的公司。”
結果，經過這種專業人員的回流，造成了本土廣告公司國際化、國際廣告公司本土化的逆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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