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小箭
衝入更多禁區
80歲也可以做新人
“千萬別再聊《一無所有》的那個晚上了！”崔健曾如此對記者説。近30年前，崔健從一個普通文藝青年突然躍升為里程碑似的文化人物，各界對他歌曲的解讀讓他自己都覺得有些過頭了。這位“搖滾教父”更希望的是封存往事，繼續開疆拓土，哪怕作為一個新人。
身處高位多年，有的人想封殺他，有的人想利用他，年輕人則在挑釁他。即便他和他的歌已經邊緣化，即便在現場他難以召喚起萬人大合唱，即便如今年輕人瞪大眼睛問“誰是崔健”，他作為歷史符號依然讓人高山仰止。
但崔健不滿足於做符號，平心靜氣地審視崔健，我們會發現他始終是個認真到有些較勁的藝術家，多年來一直嘗試“衝入更多的禁區，看到更多的新鮮，偷嘗到更多的禁果”。就像52歲的他抱著“80歲也可以是新人”的態度成為新晉導演一般，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比年輕人更有活力。
哪是演出
分明是鬧革命
有幾次，崔健去看演出，現場的年輕人會對他起鬨：“搖滾老炮，給我們買啤酒吧！”崔健對此一笑了之。他當年還是叛逆的符號，曾説過“年輕人永遠是對的”，現在他老了，本身就是年輕人推翻和挑釁的對象，他已經習慣了。
讓年輕人耿耿於懷的是，崔健是里程碑，同時也是絆腳石。一切源於1986年5月9日的晚上，《一無所有》在工體橫空出世被反覆解説，已變成傳奇，傳奇就意味著必定有太多的添油加醋、過度詮釋。人們熱衷於統計歌中唱了23個“我”，這又如何啟蒙了大眾的心智，甚至《讀書》雜誌也刊文論述歌手“成為時代的一個文化現象……”
即便崔健本人，無數次被問起當年也顯得有些無奈，説“當年就是歪打正著，像中彩一樣”。如果崔健沒出來，也有可能是別人“歪打正著”，但天降大任于這個在採訪中自稱膽小的人身上。哪怕成名多年，崔健依然不善言辭、不會説客套話。
一個街巷大院裏的普通青年，在25歲時就這樣飛速成長為一個深刻的藝術家。樂評人李皖説：“其實《一無所有》不算搖滾，它就是一首‘西北風’的情歌，但是後來被附會了太多的內容。”但《一無所有》是啟蒙，必定作為劃時代的事件被反覆説起。
崔健説自己早期的音樂其實是逃避：“在不妥協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乾脆一走了之。”他玩搖滾快丟了工作，被父母責罵，他跟朋友念叨“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這兩句話也被他寫進了歌裏。
當事的年輕人內心的壓抑也正需要一個出口，他們選擇了崔健的歌，並在其中寄託了太多。崔健用《新長征路上的搖滾》、《解決》兩張專輯迅速完成了大眾的音樂啟蒙，也讓自己成了那個年代文化的顛覆者。用搖滾樂義演、翻唱《南泥灣》、在舞臺上“撒點野”，連他巡演時現場觀眾的躁動都是當年的叛逆之舉，讓工作人員驚嘆“這哪兒是演出，這分明是鬧革命！”而隨後多年的演出禁令帶來了限制和壓力，但無疑更加塑造了崔健叛逆英雄的形象。
厭惡橫空出世
將軍開始當兵
第三張專輯《紅旗下的蛋》也是崔健最後一張被歌迷廣泛接受的專輯。崔健的啟蒙職責已經完成，在隨後的日子裏，他和中國搖滾樂一起進入被邊緣化的進程。
多年後，崔健自己也在反思一切轉變的原因。“中國的搖滾現象産生在媒體，是文字愛好者對搖滾關注的結果，讓我們當時一剎那就走紅了。真正的搖滾樂應該像西方那樣，從小型演出滾起來的，是積累出的一種文化。”
中國的現場音樂文化和多年前一樣，停滯甚至倒退，更多人並不習慣看現場演出。“當我寫了《紅旗下的蛋》以後，就厭惡了這種橫空出世的位置。我試圖把兩腳落在地上，這個感覺就像將軍開始當兵，要解決具體問題了。”崔健説。
崔健很少發聲，但對“真唱運動”他吆喝得最為賣力。前經紀人陳戈説，2000年前後，崔健推掉的演出約佔全年演出數量的四分之一。原因在於，電視臺和演出商提供的燈光、音響設備總是不盡如人意，呈現效果達不到崔健的要求。
一個叫做“歡樂中國行”的節目中，崔健的樂隊當著現場吵鬧、毫無耐性的觀眾調音足有40分鐘，主持人在中間不斷圓場。而作為對照，當接到企業、銀行、甚至國際大型活動邀請時，汪峰與經紀人拎著裝有一張伴奏光碟的塑膠袋，“到處去唱卡拉OK”。
因為隨口評論知名流行歌手的假唱行為，崔健幾乎和整個流行樂壇為敵。但他堅持一站一站地巡演，發起“真唱運動簽名行動”。直到2005年，文化部頒發了《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以及《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對假唱問題提出明確的處罰規定。2009年，央視春節晚會也終於開始真唱。
在橫空出世20年後，崔健依然是個啟蒙者，改善了音樂産業鏈。很多業內人士認為近年音樂節的火爆和“真唱運動”不無關係，觀眾們更習慣了觀看現場演出。在唱片市場被網際網路衝擊得七零八落的情況下，現場演出成了音樂的生命線。
除了真唱運動，崔健做過的諸多嘗試，在近些年才逐漸得到公開。雇傭制已是中國搖滾圈的主流合作模式，崔健也是最早嘗試者之一。在樂隊成員平均分配、吃大鍋飯的時候，崔健最先“不講義氣”講起了職業化。而他在1990年打的“中國第一個版權官司”，也直到2011年才由他在一次論壇中初次提及。
大家追求短平快
他在孤獨思考
將近30年過去，崔健還頂著“搖滾教父”的帽子。“我愧對這個稱號，因為我覺得我的作品太少。我出專輯慢，因為我的作品不像那幫人是流水線的。我給自己最大的一個壓力就是要一直提高作品品質，因為我較勁較得太狠，其實我應該放棄一些。”崔健説。
早上5點睡覺，下午2點起床，鬍子刮得乾乾淨淨，每週一兩次游泳，從不沾染毒品。作為“搖滾教父”，崔健生活得一點也不搖滾。他對待媒體更加溫和，從不和商業合作的他也考慮推出印有自己頭像的手機。有些人也在質疑，崔健過上了中産似的生活，他的叛逆早已不在。
他的歌曲不再傳唱，演唱會也不能保證不虧本，專輯甚至需要唱片公司考慮保底。他的第四張專輯《無能的力量》不負當年的影響力，第五張專輯《給你一點顏色》拋棄旋律讓他喪失更多的聽眾，而這最近一張專輯距今已經9年。儘管他還在堅持給時代畫像，但他的確不在中心位置了。曾和他對談的學者周國平總結，“大家都在追逐短平快，但他依然在孤獨地進行一些堅實的思考。”
光環減弱的崔健，逐漸成為年輕人挑釁的對象，似乎打到了“搖滾教父”就能證明自己的能力。崔健則顯得越發寬容，“如果年輕人不成功，應該是老人的失敗。”他期待年輕人不要光較勁，也要有真東西。
樂評人楊波提到年輕人時説，“就算崔健是搖滾他爹，但這麼多年過去了，他也沒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兒子！”但崔健的價值也在於，他仍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引領和帶動著中國搖滾音樂人的創作熱情。在如今最火的電視選秀節目上，依然有年輕歌手唱著崔健的《花房姑娘》、《一塊紅布》。
在私下裏，崔健則經常隱身在北京各種演出場所，看一些年輕樂隊的演出，靜靜地站在一旁鼓掌喝彩。他曾作為藝術總監親自物色了新一輩的搖滾樂隊“子曰”，並出任他們首張專輯的監製，這張名為《第一冊》的專輯被評為“中國十大最佳搖滾專輯”。
崔健本人一直求新求變化，“能讓我産生激情的東西，我都願意嘗試。”2011年元旦，崔健再次回到工體舉辦個人演唱會。這次他嘗試將搖滾和交響樂融為一爐。與他攜手合作的，正是他當年工作的單位——北京交響樂團。而在其他的演出中，他也像做實驗一樣嘗試各種給老歌重新編曲，不管觀眾是否能跟著唱歌。他的想法是，樂隊一定要進步，一定要給觀眾帶來新鮮的東西。“無論音樂還是電影，你感到新鮮，你才願意欣賞”，崔健説他願意做“那個打井的人”。
在覺得音樂已不能滿足自己表達慾望時，電影是他釋放的另一個窗口。在媒體問到“是否擔心失去和年輕人交流的管道”時，崔健説，“我還有一個方式就是通過電影，因為電影音樂是可以滯後的。《迷失的季節》就因為《黃金大劫案》重新又火起來。在某種程度上，電影音樂可以保留一些東西，可在以後釋放出來。”
這就是崔健，總是在鉚著勁兒做點什麼。而他的任何作品又像他每一張專輯一樣，塵封一段時間後總能被人解讀出新的價值。儘管這解讀的過程越來越滯後和漫長，但這對崔健來説都不是問題，“惟一的問題就是你自己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