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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的“工程”——關於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思考
好的宣傳就是要做得不像宣傳
——理查德·克羅斯曼
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以下簡稱“美術創作工程”）自2005年立項，到2009年國慶最終於中國美術館呈現在世人面前，歷時四年。這是國家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投入如此巨大的財力——1億元——來支援主題性美術創作工程。美術創作工程的成果是104件作品，其中國畫33件，油畫53件，雕塑18件，實際展出了102件。根據2006年文化部、財政部聯合頒發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美術創作工程要“創作出具有民族史詩性質、能夠與偉大時代相匹配並傳之久遠的美術精品”，目的是為了“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創作的主題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專家擬定，並經中辦和中宣部批復同意後正式公佈實施，表現的是“西元1840年以來的歷史時期內，中國波瀾壯闊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義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重大歷史事件”[1]。2009年11月24日至25日，在新落成的浙江美術館召開了“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理論研討會”。邵大箴先生在會上指出，美術創作工程雖然存在某些不足，但是工程的意義在於，從題材和表現內容上對當下中國藝術的創作起到了引領的作用，喚醒了藝術家將目光更多地投向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的題材，將改革開放以來繁榮但略顯失序、失度的中國藝術創作引領到關注民生、關注現代生活、關注歷史的方向上來[2]。邵先生的講話實際上對當代中國美術界的狀況提出了非常明確的批評，希望通過工程來改變這種狀況，這也是美術創作工程所具有的另一層深意。
但是，審視一下美術創作工程完成的全部作品，絕大多數人都會有不滿意的感覺。熟悉新中國美術史的人看到《實施辦法》所列舉的選題範圍，很自然地聯想到解放後到改革開放之前這個歷史時期內，幾乎所有中國藝術家都參與其中，也會很自然地將美術創作工程的作品與以前藝術家的進行比較。從整體而言，本次工程中油畫作品的水準最高，國畫次之，雕塑作品相對薄弱。靳尚誼先生認為，美術創作工程入選作品在技巧上和油畫渾然一體的效果上比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主題畫創作有了明顯提高[3]，這顯然是針對油畫作品的技術層面而言的。但是，整個美術創作工程的作品在給人的震撼、觸動以及思想境界的深刻上，並未超越前輩藝術家。將董希文的《開國大典》和唐勇力的《新中國誕生》放在一起，兩者之間的差距是非常明顯的。前者充滿了新中國誕生時中國人意氣風發的豪情；後者不再受意識形態的干擾，如實地表現了參與慶典的所有人，但是在氣勢上卻明顯不足，構圖的平均導致了作品的相對單薄。還有一些藝術家曾經長期從事主題性美術的創作，且成績斐然，但是這次的作品卻並未超越自己以往的成就。比如楊力舟和王迎春創作的《太行烽火》，雖然他們有著深厚的藝術修養和生活積澱，也為此付出了諸多心血，但是遠未重現《太行鐵壁》中所具有雄渾氣勢。
很多理論家都意識到了美術創作工程的作品品質存在問題。中國美術館的徐虹指出，某些作品在表現領袖時雖然沒有了文革時期“紅、光、亮”的模式，但是卻顯得蒼白無力和概念化。中央美術學院的孫為民教授在中央美院召開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表彰大會上很客觀地指出：“現在全國美術創作形式語言多樣化的同時伴隨著程式化和新的樣式化，缺少真正造型好的作品。而‘工程’中能堪稱經典的作品數量有限。”[4] 中國美術館學術一部的陳履生説得更具體，認為能稱之為優秀的作品連四分之一都不到[5]。
動用國家資源支援美術創作，宣傳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這種做法古今中外皆然，毋庸置疑。但是，為什麼政府花費大量金錢支援的美術創作工程的作品難以令人滿意，問題出在哪呢？其實稍加考察，就會整個美術創作工程暴露出一些先天缺陷，那就是雖然主題鮮明，但是在具體的實施上缺少策略。
首先，美術創作工程忽視了自己的服務對象——大眾的審美訴求。在為美術創作工程舉辦的多次研討會紀要中，看到的都是理論家們對工程意義的一致肯定，美術家們大談自己的創作經驗和感受，整個工程好像不過是美術界一場自娛自樂的盛宴。藝術的目的就在於溝通人的情感、思想和認識，更何況是歷史題材的作品。《實施辦法》總則第二條指出，美術創作工程“以繁榮美術創作為中心，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將看似籠統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落到實處，就是美術創作工程的主要服務對象——大眾的接受程度如何，觀眾是否喜聞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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