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瀧 溫瑛
光緒二十九年（1903），王雪濤出生於直隸（今河北省）成安縣。原名王庭鈞。其父母在縣城關經營一個日用雜品店面，辛勤勞作。幼小的他卻獨自在縣城外的田邊、菜園裏聽蟲觀鳥，在原野、麥地中奔跑嬉戲，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世界”。他喜愛大自然充滿無限生機與情趣的禽蟲花鳥。因其天生的秉性，他對一草一木、一蟲一鳥的憐愛和熟悉，對生命的無限衷情，貫穿于他的整個一生。每個藝術家都用自己的方式親近自然，他手追心摹，喜好對物寫生和勤於速寫，全因天分使然。而他終生保持對物觀察、默寫和速寫的習慣，即是他作為花鳥畫家的基本日課之一。1918年十六歲時，在其兄鼓勵下投考保定直隸高等師範手工圖畫科，該校是官費學校，亦是新學興起後，北方一所重要的學堂，（是與蔡元培先生延聘著名學者，提倡“平民教育”不無關係的。）他在該校從師于姚壽昌（丹坡）、宋蔭梧（子癡）。並與同學陳曉溪、白壽章、田登五等情誼深厚。在省城裱畫鋪與書肆中，初次見識了一些古代繪畫以及珂羅版印刷品，得益非家鄉的小縣城可比。翌年，比他年長七歲的王越（森然）進入同校國文專修科，他的進步思想對王雪濤很有影響，于詩、賦多有所讀，二人學業相長，友誼持續了終生。1920年，其“學業成績為學校之冠”（王森然語），以優異成績畢業。畢業後到定州州立師範學校、附小及省立十三中學任圖畫教員。
1922年，因自幼矢志習畫，為謀求藝術上的深造，遂隻身進京。考入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大學部）國畫科。為了不給家庭增加經濟負擔，他決心“奮鬥自立”。受到同學陳小溪、好友金奉三等一些資助，以及課餘偶有機會在京賣畫，得以維持艱苦的學習與生活。1925年，作為第一屆畢業生，經胡佩衡介紹在市立第二中學兼課，兼課之餘繼續專心學業探究，仍跟隨恩師齊白石、王夢白等先生左右，鑽研學習。1927年，由國立藝專王夢白教授介紹，被聘為藝專國畫係助教，後升為講師，其間也兼任京華美專、北華美專、四存中學、志成中學教員，亦曾任“中國畫學研究會”評議。
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是一所新型學校，且有新型的教育形式，新的校風。學校不但聘請了聚集於京師的一批具有深厚傳統造詣的國畫家，如陳師曾（衡恪）、淩文淵（直之）、湯滌（定之）、蕭蓀（謙中）、齊白石、王夢白、陳半丁等先生，而且還由林風眠聘請了自歐洲來京的法國著名畫家柯羅多（Andre Claudot）等外籍教授來校執教，對溝通中西美術教育起了重要作用。（蔡元培先生：“民元以來，公私美術學校次第設立，均以歐洲畫法為主體……方法從寫實入手，以創作為歸……各校之兼設國畫科者，亦頗注意于溝通中西之道……）。30年代，魯迅曾説：“……在北平的學者文人們，又大抵有著講師或教授的本業，論理，研究或創作的環境，實在是比‘海派’來得優越。”
這期間一批在藝術修養方面頗有才華和抱負的青年，先後考入藝專深造。有九位同學發起成立了校中的第一個學生社團“九友畫會”，由八位山東籍同學及河北籍王雪濤組成。人員為李英（苦禪）、王庭鈞（雪濤）、王夢（仲年）、何吉祥、袁仲忻、及四位女學生徐蘭貞（佩蕸）、延愛蘭、孫功符、王香之（或為淩成竹）。他們以社團組織之形式衝擊著文人相輕的陋習，相互研討提高畫藝。個人並不固守自己主攻的畫科，習西畫者亦做國畫，習國畫者從西洋技法和畫理中汲取長處。（一九八二年王雪濤去世，苦禪先生聞知後立即登門弔唁，他一走入房門，對雪濤先生的夫人講的第一句話就是：“九友畫會又少了一人。”痛惜之情溢於言表，不意僅半年後，苦禪先生亦作古。）
王雪濤十分珍惜藝專的學習條件，他尊師重友，謙和好學，並從多位先生虛心學習，兼採各家所長，積澱了深厚學養。他不但學習花鳥畫，而且認真學習過山水、人物畫。在創作中顯露出他的繪畫才華，也為諸師所讚賞。齊白石曾題道：“畫到流傳豈偶然，幾人傳作數青年，憐君直得前人意，墨海靈光五彩妍”、“相親寂寞老疏迂，同調忘年德不孤”……王夢白也曾説：“從我學者逾百人，得余衣缽者僅雪濤一人耳”，其後則成為師友，親密無間。1924年，王庭鈞與同學徐蘭貞同拜齊白石為師，齊先生欣喜地為他們更名雪濤、佩蕸、並終生得到齊先生的信任和喜愛。白石先生學生眾多，其中如邱石冥，李苦禪，王雪濤，李可染，王鑄九， 許麟廬等等。而白石老人名言：“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多為思維敏捷的學生深深理喻其畫理，承其精神，自行探索，皆有重大成就 ，而風格各異。1934、1935年白石先生在雪濤畫冊頁中題曰：“藍已青矣”、“得造化”。
王夢白是一位具革新思想的老師，其畫風對王雪濤有很深的影響，惜1934年王夢白正當英年，猝然辭世。其後，近五十年藝術征程，王雪濤經歷兩次創作高峰，包括藝術觀念、題材拓展，筆墨語言、經營構成理論等等，全方位的突破，形成了獨特的風格特徵，樹立了寫意花鳥畫的新畫風。（假如他的作品一直沿襲著王夢白的創作特點，那麼今日我們所能見到的“王雪濤”，只能是三十年代繪畫的面貌，也就見不到創作了那麼多形象感人、畫幅精彩、創造力獨特的一代花鳥畫大師的作品了。）
1924年北京故宮博物院開放，文華殿陳列的宮廷所藏曆代古畫更使他大開眼界，他久久徘徊於文華殿內，飽覽前人之作。他堅信師造化、師古人、師師長的信念。長期虛心刻苦地研習，汲取深厚的傳統學養，以及終生堅持深入自然與生活的創作實踐，是他藝術獨特風格形成的兩大基本條件。
雪濤先生一方面教學，一方面仍刻意攻讀，向先輩學習。他以為，“學習，必須將其立意、筆墨、意趣、設思、風格盡力領略週全。學其技法、用筆求似，習練至一定階段，各方修養也漸豐厚時，新的創意與風格才可能形成”，這從他對古畫的臨寫上也可見其明顯的用意。自三十年代開始，即借臨過眾多畫家作品。40至50年代，不論琉璃廠畫鋪、畫店、藏家及師友處之原作，只要可能，皆借來研讀臨寫。他學習古人用臨摹、背臨、倣意、擬意等多種方式。如對錢選（舜舉）林良（以善）、呂紀、王乾（一清）、陳淳（白陽）、陸治（叔平）、徐渭（青藤）、周之冕（服卿）、陳嘉言（孔彰）、八大山人、新羅山人、高風翰（南阜）等人之作品，不斷反覆細細品味、琢磨體會、用心臨寫，下過很深的功夫。
七·七事變後藝術學院擬南遷廬山，校長趙太侔邀黃賓虹、汪採白、王雪濤南下執教，王雪濤因夫人生病而又逢南北交通阻礙未能成行。北平淪陷後，他毅然辭去全部教職，雖當局“特邀”王雪濤出任教席，他以“人各有志”而拒之。就當時之時局，這一回答和做法足以表明其拳拳愛國之心。且敵偽時期，他用了“坦蕩蕩”、“猶有豪情淩萬夫”、“頭雖常低氣不屈”等印章。有相當一個時期棄筆不畫。日本人也曾三次到家中來找，要他出來為其做事，夫人皆以他“生病”回絕，問其生什麼病？説“肺病”，才不再攪擾。因斷絕了經濟收入，只靠在家中課徒鬻畫為生。剛毅的民族精神可歌、可佩。
1945年抗戰勝利，北平光復，他懷著極其興奮欣喜之情迎接這一勝利。他在自己心愛的一部冊頁上揮筆題曰：“大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降伏，舉國歡騰，數十年來日本苦心積慮之壓迫侵略，致使吾國民忍辱犧牲、含辛茹苦，終得公理戰勝，湔雪國恥，我中華民族得以永久生存為有史以來未有之光榮紀念，吾人更當振拔勖勉以自勵……茲逢此盛大的勝利日特跋數語以付瓏兒存之。”
然而，國民黨的黑暗、“盟軍”對北平人民的欺辱，漸使民眾痛失信心。雪濤夫婦的友人聞一多先生被國民黨特務暗殺，震驚全國。他們更是悲憤萬分，數日沉默不言。黑暗年代，人民都在期盼著光明。
1948冬，北平終於解放。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王雪濤正是年富力強之時，且在北方畫壇已有相當影響。新社會、新生活的激勵使他精神振奮，思想活躍，隨即開始了新的創作歷程。毛澤東主席曾在中南海接見在北京的老畫家，他也在被邀請之列。在毛主席六十華誕之際，有多位畫家為其作畫祝賀。在1998年《毛澤東珍藏名家畫集》編委會“出版説明”中寫道：“這些畫家有齊白石、于非闇、李苦禪、王雪濤、李可染等……毛澤東主席將其珍藏案頭，暇時品味，愛不釋手”。
自50年代初始，他與陳半丁等人，積極籌備成立北京第一個國畫家的群眾組織，新國畫研究會，于1953年正式成立“北京中國畫研究會”，推舉齊白石為主席，陳半丁、王雪濤為副主席，王雪濤兼任福利部長，雖自家的經濟亦十分拮據，仍竭力為眾多的畫家謀求生活出路。又被聘為人民美術出版社編委、中央民族美術研究所副研究員。
1953年由他參與籌辦在北海漪瀾堂舉辦了北京市第一屆中國畫展覽會，周恩來總理特意去參觀。王雪濤的作品《蘆塘鴛鴦》受到普遍好評，被認為是展中“第一”。有評論家在其文中寫道：此作“有宋畫之風”。1956年由齊白石、陳半丁、王雪濤、于非闇等14人為在赫爾辛基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集體創作了巨幅《和平頌》又合作《五一頌》等。是年孟夏，王雪濤被委任為中國文化代表團成員出訪法國、義大利和瑞士三國，在不少場合，他當眾作畫，幾乎不假思索地在短時間內機敏生動、左右逢源地完成畫作，使不少歐洲友人為之驚嘆，以直觀的形式宣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法國，與張仃先生一同訪問了藝術大師畢加索，還會見了老友張大千。與此同時，他也參與了國內關於中國畫傳承的論戰，他反對對中國畫傳統的否定，他是一貫主張求變圖新的，不認為以西畫畫法用毛筆在宣紙上作畫就是“革新的中國畫。”但也絕不認為在中國畫上加入工廠、汽車等就是創新。
1956年他與陳半丁、葉恭綽、徐燕蓀、于非闇等同人積極籌備建立中國畫院。1957年5月，北京中國畫院成立，周恩來總理到場講話併合影。不意，同年反右運動聲勢浩大地展開，論辯各方雙雙捲入政治旋渦，遭逢滅頂之災。葉恭綽、徐燕蓀、王雪濤 被錯劃為“右派小集團”，甚至一些頗有才華的弟子也被株連。但他能很快調整心態、平衡意志，頂受著沉重的壓力在藝術探索上卻更為執著。其後，他畫了不少優秀作品，而且積極參加畫院組織的下鄉下廠、及花鳥組的集體創作活動，有的是以他為主筆，或是他本人的創作，雖然那時不能署名，或只書“集體創作”但因其風格獨特，一眼便可辨識。人們在他此期的作品中全然找不出絲毫頹唐哀怨、蕭疏冷寞的氣息。他竟能以孩童般的心境，真純無邪地再現著自然界的機趣，這在那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50年代至60年代，雖同時承受精神與經濟雙重壓力，但卻是他精力最為充沛之時，也是創造力發揮最為活躍的時期，他的作品，以深厚的筆底功力與藝術涵養和健康、活躍的風貌，繁多的翎毛、花卉形象展現出來，形成了人們所熟悉和喜愛的獨特風格。他作畫多、題材廣、變革意識強，使他的藝術創作也達到了頂峰時期。正如蔡元培先生謂：“中國書畫均以氣韻為主，故雖不諱摹倣，而天才優異者，學問胸襟，超出凡近……自能表現個性，不為前人所掩”。在古代，魯人善樂，以雅樂聲律世傳，宮廷之樂以雅樂為主，而鄭、衛之音雖為民俗之樂，卻能使天子“聞而不知倦”。據載，典禮時，雅鄭聲起，竟有千余人樂舞。可見，藝術確有一呼百應之神機。若能達到“雅鄭兼善”之境界，需如何超凡的才華與堅韌的苦搏！
王雪濤在花鳥畫的意境創造上，與前輩不僅脈息相通，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他作品的意境，是通過緊緊把握畫中的情致與機趣實現的。在情與景的結合中把握機趣，是王雪濤作品的突出特點。他十分關注觀賞者的情感活動，牢牢抓住自然界那些轉瞬即逝的妙趣，和它們對觀者的吸引與感染，在二者的契合方面悟到了花鳥畫意境創造的精義，在靜止的畫面上，找到了使情感隨景物生發而溢化為想像的關紐，即與觀者共同“隨物婉轉、與心徘徊”。他強調：“要使觀者生情，首先要畫畫的人先自動情。”致力於主客相契的意境創造，以情感人，使作品情景所展現的人格、人情、人性魅力、“真情”與“藝術之美”，總是與觀者心靈息息相通，這是他的藝術所以被人們喜愛的根本原因。
在畫面的線路結構法則方面，他將其歸納為：“主線、輔線、破線”三線關係，這既突出了主線，分清主次，又體現了對立統一規律的靈活運用。特別強調了構圖的氣勢和運動趨勢，相當精道。他還把傳統的“開闔”法則發展為：“引、伸、堵、瀉、回”五要，使畫面結構靈活生動、豐富多變、完整統一。雖然深入淺出，但若能真正達到如此高度，非用畢生實踐而不可得。
在保持中國畫注重物象固有色這一特點的同時，他追求色彩的冷暖變化、統一或對比的色調、過渡色的運用，等色彩層次的豐富性，也是他獨特風格特點之一。
在致力於創作和創新同時，他畢生從事教學、課徒授業，孜孜不倦，常受邀到中央美院、中央民族學院、北京藝術學院等校講座、授課，以及畫院的教學。並系統地留下了大量課徒和寫生畫稿，培養了相當一批年輕的花鳥畫家，社會上亦有眾多後學跟隨。正如朱丹先生評價他：藝術高尚、志慮真誠，對開展美術事業，是有成績、有貢獻的。
1966年，“文化革命”開始了，漫長的歲月中各有各的辛酸和感觸。十年後撥雲見日，年邁的畫家步入了他創作的最後一段歷程。雖年越古稀，“老驥伏櫪”，他仍以欣喜之情，拾起畫筆創作了不少精彩的畫作，為涉外單位、賓館、飯店創作了不少大畫。如：為聯合國、中國駐美聯絡處、釣魚臺國賓館、人民大會堂、對外文委等所作的作品，精心構築，多有新的題材和畫面的巨構。此外亦有大量小幅畫作，仍以充滿活力、形象生動的禽鳥、花卉給人們以精神啟迪。他以自己的心靈與對自然界的獨特感受，化作令人驚喜的形象、斑斕色彩、充滿生機之意境的作品呈現給觀眾，終能自辟蹊徑，開宗立派。
白石老人説：畫在“似與不似之間”，他則創出“在形似之間求其神似”，這也是他深喻齊先生畫理，跳出園囿自創風貌的唯一途徑。在北方，于齊、陳之外，他具獨特風格的寫意花鳥畫畫風和成就，無出其右者。對於傳統寫意花鳥畫的發展，有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和地位，不愧為花鳥畫大師。正如近代著名理論家鄧以哲先生的評價：“‘八怪’之中又以‘二李’為主流，才産生了金石家兼畫家的趙之謙、吳昌碩⋯⋯ ‘四王’之外還有四大名僧、新安、金陵諸派，他們影響至今未斷；但是，花卉總是匯為主流，直到今天的齊白石、陳半丁、王雪濤、汪慎生等尚未見衰頹。”
1980年王雪濤被任命為北京畫院院長，他雖重病在身，只要他尚能走動，便於畫案前行筆不輟。1982年，因病醫治無效溘然長逝，終年八十歲。生前曾任北京畫院院長、中國畫研究院院務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北京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農工民主黨聯絡部委員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