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獨特的美術家——憶父親張光宇

時間:2012-03-29 15:59:44 | 來源:藝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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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羽

1965年5月4日,父親張光宇走完了六十四年的人生道路。生前他是一個較有聲望和有一定影響的美術家。幾十年的藝術生涯,他的創作和藝術活動是多方面的,油畫、國畫、工藝美術、漫畫、舞臺美術、書籍裝幀等等他都搞過,為此很難把他歸入哪一行專業,籠統説就算是一個實用美術家吧。他走的是一條獨特的藝術道路,這是他那個時代環境和社會需要所形成的。他很多作品有較強的時間性,在當時起過一定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藝術影響。他的作品曾零零碎碎地發表過,有一部分已出版過畫冊,但原作大都散失。過去的一些藝術活動,隨著時光變遷,很多知情好友的故去,他的生平也慢慢被人遺忘了。 這次《裝飾》雜誌,因張光宇是創始人之一,為紀念研究他的作品,約我寫些東西。遺憾的是,由於過去生活動蕩,我一直離開家在外求學和工作,很少時間和父親相處,因此所知有限,了解不夠,但此事又義不容辭,只能盡我所知,提供一些他的生活經歷——為人處世、政治態度以及對藝術方面的片言只語等,給予對他有興趣的朋友們一些背景資料吧。

家庭和童年

1900年我父親出生於無錫一個中醫家庭,曾祖和祖父張亮生是無錫有名的中醫,也都愛好書法和繪畫。祖父生有三個兒子,父親是老大,老二曹涵美(因祖母娘家無子,從小便過繼給舅氏,年輕時也愛畫,有不少作品),老三張正宇(他受我父親影響很大,也從事美術,晚年在書法上很有成就)。祖母娘家較富裕,是大家閨秀,但目不識丁,大概家裏受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影響,早早結了婚,生兒育女,能做一手好菜,並料理家務。祖父家中收藏大量醫書,還有不少字帖和木版浮水印的畫冊,也有《三國》、《水滸》、《西遊》之類的舊小説。祖父行醫之暇,平時對孩子的教育無非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寫字臨帖等,空下來給孩子講講歷史故事,高興時也帶孩子去看看大戲,逛逛崇安市場,逢年過節也給買些泥娃娃、面具等民間玩具,這些對孩子從小的影響不小。此外故鄉的生活習俗,民間節日活動也都引起孩子們的興趣,無疑這對父親愛好中國傳統和民間藝術起了作用。祖父的三個兒子都對藝術有興趣,卻沒有一個繼承祖父的醫道。父親見慣祖父店堂中愁眉不展的病人,便想從事一種令人愉快,自己又喜歡的職業。十三歲時外祖父曾介紹他去錢莊學徒,以便將來進入實業界賺錢,可他覺得枯燥無味,沒有興趣。十四歲時要求去上海讀完小學課程。

從師學藝 謀生就職

在上海上學時,住在親戚家,附近有一個演京劇的戲院,課餘他常去後臺涂涂畫畫,畫點速寫。後來就和戲班演員交上了朋友,常去後臺串門,又在前臺空座看白戲,因此受到京劇藝術的熏陶,對京劇的人物形象、臉譜、服飾等都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與戲班演員們的交往,那種江湖講義氣、互相幫忙的氣質也感染了他。京劇他很喜歡,有時也唱幾句,並且還客串上臺演出,但畢竟自知沒有功底只能玩玩而已。小學畢業後,本想去投考美術學校,碰巧認識了畫家張聿光先生,他是上海美專的校長又兼上海新舞臺戲院的置景主任,父親便拜了他為師。老師留他在身邊,為舞臺畫布景,而以後也再沒有去美術學校學習。父親回憶這段歷史説:“我不後悔。我是在實際工作中受了鍛鍊,學到不少東西,如大面積的雲山樹林、亭臺樓閣,這大都由徒弟來畫,留下室內鏡框中的畫或其他精細部分才由老師來執筆,所以也就有了畫大東西的經驗。”這樣約過了兩年,二十歲時(1919年)經老師的介紹去生生美術公司工作。公司出版《世界畫報》,請了丁悚先生(即漫畫家丁聰的父親,他也是老一輩的畫家)任編輯,父親當助編,從此他倆交往甚密成了極好的朋友,他稱父親為“肚塊頭”(即大胖子),父親叫他“老丁”,後來他的兒子丁聰就叫“小丁”。 1921年至1925年他轉去南洋煙草公司廣告部當繪畫員,畫報紙上的廣告,也畫月份牌等宣傳品。1926年又去擔任了上海模範工廠的美術工作。在這個時期父親已具備了獨立生活的工作能力,家庭經濟完全自主,還租了半間房子,娶妻生孩子,負擔家庭的生活。美術工作是他的愛好,但也是他謀生的手段了。

擴大眼界 偷學技術

1927年至1933年,他經友人介紹,去了英美煙草公司廣告部美術室任繪圖員。公司的條件非常好,請了不少外國畫家,也有中國的,他們各人都有一套技法。雖然那些畫家為了飯碗,技術保密,作畫時掩掩藏藏,生怕別人學了去,但父親説,“我還是偷偷學了不少東西,常去他們身邊走過,眼睛一溜,心裏就有數了。他們是防不勝防的。”他初去時的任務是畫些零碎雜活,為別人的作品配花邊框,圖案畫得要極精細,這和畫布景可大不一樣了。之後,洋主任滿意,就增加一些創作任務,也肯放手讓他獨立去幹,並且工資也逐漸增加,還格外增加假期。這樣工作了好幾年,受到不少鍛鍊,見識也廣了。公司有各種國外的美術資料,西方不同畫派的畫冊,各種商業廣告印刷品和雜誌等,這使他這個土生土長的青年,開擴了眼界,受到了西方美術的極大影響。這時他自己也有了經濟條件去收集各類畫片資料,訂閱國外的美術刊物。他的興趣也廣,加上上海這個特殊環境,五花八門什麼都有,他愛逛書店、舊書攤。書畫、字帖、拓片、各種工藝品、民間藝術品、玩具等,他經常去收集。此外,除愛看京劇外也愛看外國電影,很注意電影中的畫面和導演攝影的處理手法等。據我了解他對生活中的一切都十分注意觀察,好像一切都圍繞著將來如何在創作中具體運用的目的。

博覽群藝 學以致用

凡是美的藝術他都喜歡,很少成見,當然也有偏好和比較欣賞和受影響較多的畫家,譬如人物畫喜歡任伯年,更愛陳洪綬(陳老蓮),山水喜歡龔賢,對齊白石的畫更是十分佩服。西方古代希臘羅馬,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古典畫派,寫實的倫勃朗以至後來的印象派,後期印象派塞尚、梵谷、高更之後的馬蒂斯、畢加索、超現實的達利等現代畫派,以及其他如日本的浮世繪,非洲的、印度的藝術,印尼的木雕等,他都欣賞,特別是墨西哥壁畫家迪埃哥和珂弗羅皮斯的裝飾畫風對他影響甚大。他從各家的作品中吸收他們色彩造型和表現手法,在具體的工作中靈活運用。他反對藝術上有門戶之見,認為每個作家各有各的風格,各有所長,應兼收並容。他常説,“人家總歸有人家的道理的。”他也反對食而不化和生搬硬抄,他常説,“學而不用,學它幹嗎?”“老吃進去弗肯用出來,實際是吃得弗透,沒有消化。”就是説學習不要脫離實踐,強調“學以致用”。他也不贊成死學硬抄,説歷史發展要不斷創新,不能保守,藝術才有生命力。藝術可以受影響,可以借鑒或模倣,但應該有自己的東西,正如齊白石受吳昌碩的影響,但又不同於吳昌碩,學齊白石完全成齊白石第二、第三,大家都成齊白石也沒有意思了。他早年受珂氏的影響,用珂的方法作畫。珂氏曾去過上海和他見過面,見了他的作品,曾表示他的作品是中國式的,珂本人畫不出來。對於中國的生活和傳統情趣,不熟悉不了解,的確是無能為力的。

不作洋奴 自搞事業

在煙草公司任職期間,收入較好,但總覺得自己要搞些事業,便利用業餘時間先後與人合作辦過東方美術印刷所,還出版《三日畫報》、《上海漫畫》等刊物,並組織過漫畫會。當時國內軍閥混戰,帝國主義加強對中國的侵略,中國人民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不斷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父親受此影響,堅決不願再為洋人工作,便辭去待遇優厚的公司職務,打算自搞出版事業。公司的洋人深表惋惜對他説,“公司是大海,你是一條魚可以在此暢遊,離開了水你不會有好處的。”但他還是放棄了公司的工作。 1934年他和友人邵詢美、葉淺予、魯少飛、黃文農、林語堂、三弟張正宇等人合作,成立一個“時代圖書公司”,出版了《時代畫報》、《時代漫畫》、《論語》、《時代電影》、《萬象》雜誌等,在當時社會上造成很大影響。在此之前.父親已經畫了不少漫畫、諷刺畫等作品,也結識了不少朋友,一些畫友更是經常往來,互相交流,互相影響。


誠懇待人 熱情交友

父親的朋友很多,因為他為人厚道、誠懇、講義氣、樂意幫助別人。當時家裏經濟條件不錯,租了較大的房子,和丁悚先生住同一個弄堂內,周圍也還有不少朋友。母親是很能幹的,能做一手好菜,因此父親經常帶朋友來家便飯。父親對家務事是不行的,一切靠母親操勞,甚至搬家、出門理箱子多半是母親一人做。有她這麼一個賢內助,生活上不用太操心,可以專心一意地畫他的畫搞他的業務了。父親對朋友是很肯幫助的,借錢或介紹工作是常事,總説,“朋友們有飯總要大家吃吃的。”借出去的錢,自己有困難,別人不還從不開口去要,總説人家一定更困難。有一次朋友借錢做生意賠了,請他吃頓飯就算一筆勾銷。又一次為朋友作保,出了問題,人家就找保人,封了我家的門,反而代人還債。從此我家經濟就困難了,只得緊縮開支和搬家。全家的生活完全靠父親辛苦作畫的稿費,所以他知道畫家的艱苦,十分同情作者。他辦雜誌刊物時,凡稿子一採用,便馬上發稿酬,逢年過節時還讓母親親自送去,説人家過節一定急需用錢的。由於他的為人處世,朋友們都十分敬重他,也肯幫助他。他受了別人的好處總感激不盡,唸唸不忘。年輕時在戲院後臺,突然肚子痛得打滾,俗稱得了“絞腸痧”,京劇武生張德祿急忙親自送他去醫院才得解救,可惜這位好友早已不在人世,這件事他就經常不斷提起。對朋友大都提他們的長處,常説某人是個好人,夠朋友,肯幫人忙,某某有本事,靠得住等等。對一些人的缺點卻常抱寬容態度,只説某人不夠意思,沒有肩甲(不負責任),某人滑頭,拆爛污了,真不愜意等等,往往一笑了之。 人生處世 立場分明他對世態人情曾看得很淡,往往採取與世無爭,超然旁觀的態度,覺得人生是個舞臺,每個人都在扮演某個角色,像在演戲,好人壞人,上上下下。視政治也是個舞臺。這些思想反映到作品中,對有些事物往往採取超然態度,即使是嚴肅的政治問題,也就諷刺、挖苦一番,有時説是開開玩笑,尋尋開心等。這好像是作為一個漫畫家所特有的風度和創作風格,但不等於説他的政治立場不明確。從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分析看出,他是愛國的,反帝、反法西斯、反抗日本的侵略,也反對國民黨的反動腐敗統治,嚮往民主自由,主持正義,要求進步,解放後擁護共産黨的正確領導,希望中國建成一個強大永不受人欺侮、人民生活幸福富有的社會主義國家。

參加抗日 流離顛沛

30年代初,在時代圖書公司搞出版事業,前後數年間,他畫了不少諷刺畫、民族風情畫、裝飾壁畫、封面設計、小説插圖、傢具設計等,同時和漫畫界同人葉淺予、魯少飛、王敦慶、黃苗子、張正宇等人發起,組織第一屆全國漫畫展,並成立中華全國漫畫作家協會,漫畫抗敵協會,為中國漫畫事業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由於帝國主義侵略.日寇發動侵華戰爭,國內經濟不景氣,時代公司幾經轉手最後也辦不下去了。家庭經濟也發生困難,在我後面出生的三個孩子相繼病亡,祖父因傷心也病故了。父親一面在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教課,一面為報刊畫插圖、畫小説封面等維持生計。1937年編輯《抗日畫報》,直到上海淪陷,只留下祖母和我在上海,攜家逃往香港。受香港星島日報之聘任美術部主任,並繼續畫抗日諷刺畫和插圖等。有空也和美術界同人畫人物素描、速寫、風景水彩等習作。1939年為能親身參加抗日工作,離家只帶我(這時祖母在滬過世,我也去了香港)從東江遊擊區進入內地,同行還有丁聰、徐遲、李烈鴻(電影錄音師),他們去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搞電影工作。在重慶工作不久,因新四軍事件和受延安去渝考察的好友胡考、張仃的影響,對國民黨的反共和政治腐敗大感失望。1941年將我留在內地求學,又重返香港星島日報任出版主任,繼續畫漫畫等。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為了生活與友人合資開飯店,設計了店面並畫壁畫裝飾室內。後因自己畫過不少抗日漫畫是個抗日分子,聽説有人要告發他,迫他去為日寇編《大同畫報》,得此消息,便趕快連夜逃離香港,也不敢回家,託辭去廣州灣搞分店。1942年又從廣州灣攜家逃難去桂林,路費也是向人借的。1943年,為了生活,租了一間辦公室與新中企業公司合作搞美術工藝實驗工廠,設計傢具、建築,畫室內裝飾畫,準備發展工藝,此外仍在報刊發表漫畫。可是好景不長,碰到湘桂大撤退,我那時上學也去了桂林,全家又一路逃難,吃盡了苦頭。幸有友人幫忙,父親也接到一批畫扇面的活,籌作路費,才到了貴陽。後敵寇長驅直入,獨山吃緊,由戲劇家熊佛西領導一批文化人也包括家屬組成一個文化墾植團,一面搞文化工作,一面逃難,經遵義向重慶進發。

環境艱苦 畫筆不停

父親雖然在這艱苦環境下,仍抓緊一切機會畫速寫或素描人像,工具只是幾支鉛筆頭、炭精條,色彩是幾瓶幹了的廣告色、馬利水彩和一個調色盒而已。內地的紙是寶貴的,他從不浪費紙張,所以揀到幾張破紙就用來畫速寫。他很勤奮,沿途手上總帶著速寫本,隨時可拿出來畫幾筆。遇到各地風土人物、房屋建築、窗飾圖案、花鳥魚蟲凡有興趣的都勾下來。他自認不是科班出身,即沒有經過正式美術學校素描靜物等訓練,但認為,同樣要把握現實,面對自然就要老老實實地觀察描寫,忠實地刻劃形象,玩不得花樣。他的速寫很有特色,也是他的生活記錄,有時有所感,常在畫邊寫上幾句,聊以自遣。例如畫了一條躺著的瘦狗,邊上寫下“中國狗”三個字,深感中國的貧窮苦難,連狗也這樣可憐而萎靡不振的。

專心創作 為民主戰

1944年底,總算到達重慶,老友葉淺予、廖冰兄歡迎他去北溫泉,並建議他集中精力重振戰筆。全家便去北溫泉租房住下。他一下畫了五幅漫畫,參加了重慶的“漫畫聯展”,接著又用四個月時間畫了長篇諷刺畫《西遊漫記》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當時創作時,被住在隔壁的軍統特務發現,便天天在門口破口大罵,不斷搗亂,目的是不讓父親安心作畫。好在畫即將完成。當時作畫的條件很差,一塊木板,架在逃難隨身帶的箱子和鋪蓋上,這情景廖冰兄曾為他畫過一張漫畫像,十分生動真實。1945年日本投降,在重慶和成都兩地舉行了畫展,很受觀眾歡迎,但展出時不注意,被特務偷走一幅畫。為了不影響第二天的展出,還連夜趕制了一幅補上。1946年回到上海原打算再展出,但政治壓力加強,《西遊漫記》被禁止展出。國民黨堅持反共打內戰,殺害民主人士,看來上海也呆不下去了。

走革命路 為黨工作

他只得又去香港,被聘于“大中華電影公司”任美術主任,主持試驗拍卡通片,不久試拍成一個片頭,效果非常好。當時一起工作的有廖冰兄和特偉(他也是漫畫家,解放後回來負責了中國美術電影製片廠的工作),但後來因為經費等問題,這一事業未能開展。1948年他又被聘去“永華電影公司”任美術主任。在從事電影工作的同時,他沒有放棄繪畫,仍抽空畫插圖、諷刺畫等,並加入了進步團體“人間畫會”被推為會長,實際在地下黨的領導下。他在電影界也作了不少工作,組織讀書會,搞募捐演出,畫巨幅毛主席像等工作,迎接廣州的解放。我當時杭州藝專畢業在家,也在電影公司工作,作為他的幫手,也參加了畫會和電影界的讀書會。由於他的地位和資歷,家裏總不斷有畫界和電影界的朋友來往,工作相當忙碌。他知道自己的任務是在美術界和電影界擴大左派民主進步勢力。雖然自己不是黨員而實際卻做著黨的工作。廣州解放,本急於回國,但留下的工作要交代,一家人回來準備行裝,變賣傢具雜物,籌措路費也很不易,直到1949年底,一顆嚮往革命建設祖國的心,使他不顧一切,克服困難,回到北京來了。

從事教育 服務社會

回國之初,生活一時也很困難.一家人全都寄住在好友葉淺予家裏,擠著打地鋪,之後才租到一間十分潮濕的民房住。他被聘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在實用美術系和張仃同志一起搞教學工作,倒也志同道合。後來實用美術系改為工藝美術學院。對美術教育,根據切身經歷,他有一套想法,他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但他不善言辭,沒有系統理論教育經驗,對學生講課像是茶壺倒餃子,加上學校政治運動中教師間的複雜心態,教學觀點不一,常有蜚語。他説,我不想爭權更不想做官,只想實實在在地工作,出些成果,為什麼老這樣別彆扭扭。為此他曾十分苦惱,懷疑自己是否合適搞教學工作。他很愛努力學習、有才華而人品好的學生,常為他們的成績高興,只要學生理解和需要,真願將自己的所知,“一榻括子(全部)倒給他們”。這是他的真情,相反他對子女的教育卻沒那樣關心,説是,自己去“闖”吧。除了學校的工作外,他擔當的社會任務也很廣很雜,各方面的需求不斷找到府,使他忙得不可開交。對來訪求教的,他總熱情接待,不厭其煩地談,出主意,還親自動手幫助解決問題。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故各方面都要來找。他來者不拒,總説,這些事是“打雜差”,但都是人民需要的實際工作,你不肯做.誰去做呢?應多為人民做些事,人家也是看得起用得著才來找你的。因此解放後自己主動去畫的東西不多,諷刺畫極少,倒是被動地被約稿畫了不少民間故事插圖、封面裝幀設計,其他還有舞臺服裝、布景設計、電影美術設計、郵票、徽章、展覽會設計、雜誌編排,以及國徽圖案、人大會堂賓館的室內佈置、傢具設計甚至遊行隊伍的設計等,總之整天忙於應付門市。其實他何嘗不想有多些時間和條件去畫自己所最喜愛的裝飾畫呢?這是他多少年來的心願,多麼想創作出自己理想中美的形象.來使人們的生活裝點得更加美好。1956年他得了高血壓病.但工作仍很忙碌。病中還為動畫片“大鬧天宮”人物造型和美術設計。1960年又發病,行動和説話都不便,完全在家休養,但他仍用不太靈活的手.顫抖地為文匯報畫文藝刊頭,用水墨畫京劇金錢豹,畫定軍山老黃忠,題詞為“老當益壯”。可見他多麼想戰勝病魔,能再奮筆作畫呵。

老妻照顧 寂寞養病

很奇怪,生病之後,除了幾個親近好友偶而來看他,就很少有人到府來了,家裏突然十分清靜,他不免感到寂寞,整日不言不語,困難地重新翻閱他愛看的《約翰•克裏斯朵夫》一書,想從中找到什麼似的。生病期間,生活全靠我母親伺候,因為兒女都各自有工作,不在身邊,一日三餐,買菜做飯,扶進扶出,都是母親一個人,真是十分勞累。父親知道這一輩子所以能專心工作而沒有後顧之憂,多虧有妻子的幫助,如果沒有母親默默無聞的勞動和支援,那困難是很難想像的。1965年5月4日,病又復發,他緊握住妻子的手不放,流下萬分感激之淚,與世長辭了。

片言只語中了解父親的藝術見解

父親的一生,很多時間在戰亂中度過,流離顛沛,環境坎坷,肩負一家人的生活重擔,可仍時時不忘對藝術的追求;勤奮好學,不斷從生活各方面吸收養分,所謂見多識廣,更重要是在實際工作中不斷提高,積累經驗。他平時沒有長篇的理論敘述,只往往在某些場合,流露幾句很能解決問題的話,可惜限于我的水準,理解力差,也沒有在意記下來,只好盡力回憶,也許有錯誤,望行家指正。如他十分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常説,“要拳不離手,曲不離口”。又如他體會到不同藝術的特殊性包含著共同性,有它們的共同規律,所以常説,“許多道理是一樣的,畫畫也像寫文章,像唱歌,有章法,有節奏”、“書法和繪畫的道理是相通的”等等。他知道生活是藝術創作的源泉,所以十分注意生活的積累,藝術形象的積累,説,“見多識廣很重要”、“人腦像只書櫥,平時要多裝些書進去才有用處”等。對客觀自然的觀察他是忠實認真的,常説,“畫素描速寫不像是創作,應該老老實實的”,但也感到藝術創作不等於生活單純的再現,説要有想像力,他常開玩笑地説,“我是騙騙人,是造謠言”,“造謠騙人也不容易”。的確,造謠騙人使人相信,是需要抓住事物要害,毫無根據地胡編亂造,當然不能使人信服,藝術也就失敗了。藝術創作,他説,“膽子要大,不受拘束,不排斥變形誇張,按自己的意願去表現”,並主張創新,放得開,做到無法無天;但也説,“有法才能無法,無法是從有法來的”等。 他很強調藝術造型的裝飾性,認為不管古今中外的美術創作,都有自己不同程度的裝飾性,各有主觀上不同的藝術意向,不論古代希臘、埃及、現代西方、非洲、東方印度、中國、日本、印尼等,無不帶有各自的裝飾性和造型手法,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藝術上的形式規律。他説,“重視形式不等於脫離實際內容的形式主義”。他的創作態度是認真的。他説,平常要多看,但臨到面對白紙,就要丟開一切和這張無情白紙作鬥爭,接受考試了,開始你心中的點子不妨要多些,但最後比較之下,選擇一個最佳方案,是謂“先作加法,後作減法”,並且説,“一幅大畫,要當小畫來作;一幅小畫則要當大畫來作,別看一個小封面和一張郵票,尺寸雖小,天地很大。” 在畫面構成上,他十分注意結構的嚴謹,靈活運用中國傳統書法繪畫的理論,講章法、佈局、間架、虛實、氣韻等,以及方圓、剛柔、巧拙、多樣統一等規律,十分強調畫面的調和,説不調和和不協調即等於是失敗了。這方面的話語是不勝枚舉的。在藝術風格上他不反對有不同的流派,各有追求,各有所愛,但不該有門戶之見,獨此一家,應互相尊重.互相促進,中國美術事業才能繁榮興旺。藝術欣賞像對中國菜肴,全國就有各大菜係,各有不同風味。豐富多采,才能滿足人民的不同口味不同愛好。烤鴨雖然好,只吃北京烤鴨也是不行的。對自己欣賞和喜歡的,也應該能“鑽進去、並跳得出來”像戰將攻陣“能殺進去,又能殺出來”,不被框框束縛住。對自己的作品,他也常不滿足,對過去的作品常説,“弗靈”,又説,“自我滿足,就難有進步,等於關門堵自己的路,千萬弗要翹尾巴”。他特別尊重佩眼有才華和有技能的藝術家,不僅是知名的,像齊白石他願叩頭拜他為師,那無名藝術家也一樣。見到故宮建築的宏偉、雕刻造型的生動,會激動得流淚。他對民間藝術家,常讚不絕口,無論是捏面人的老藝人,或做小泥人的無錫老太太,或者其他不知名的剪紙藝人,他都推崇備至。他尊重那些熱愛藝術孜孜不倦從事藝術事業的人,常説,某人是個“藝術家”、“有藝術家脾氣”,同時也十分厭惡一些追名逐利為之勾心鬥角的人,他説這些人是“政客”、“想當官的”、“不是搞藝術的”,可見“藝術”這一概念在他心目中是多麼的崇高。

學用結合的道路

我父親所走過的是一條獨特的藝術道路,他的學習成長是通過個人不斷奮鬥、不斷工作實踐、個人的志趣和社會需要相結合中形成的,是學與用的結合,是他那個歷史條件社會環境造就了他。他的作品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曾産生過一定的社會效果和藝術影響,不管是好是壞,是大是小,都可由美術理論家去評説,屬於無産階級的或資産階級的、現實主義的或形式主義的,或其他什麼主義什麼派,我不清楚,想來父親自己也始終沒有弄明白。據我觀察,他總是在藝術道路上摸索前進,根據具體工作,覺得應該怎樣畫就怎樣畫,應該怎樣表現就怎樣表現,一切古今中外的藝術經驗和表現手法,都可用來為達到自己創作目的服務,發揮其最佳效能。這也許可以扣上一頂藝術上的實用主義帽子吧。我不是理論家,不該妄加評論,懇請行家見諒。而今曆史已改變,社會在發展,這樣的路是否還有值得借鑒之處呢?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科學技術不斷前進,社會分工各方面的需要更是越來越細,藝術的職能和道路也相當拓寬了,各方面需要多種多樣的美術人材,如何訓練培養新的一代藝術家呢?怎樣去滿足人民各方面的需要,如何把祖國現代化裝飾得更美好,這是我父親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從教時常思考和探討的問題,也是他生前未能實現的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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