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睦
我父親胡蠻與張仃先生在延安時期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們又都在美術界工作，依舊彼此保持著密切的交往。在父親厚厚一摞日記本中， 有多處文字記錄了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往來情況。張仃先生去世後，我翻看了父親的部分日記，在字裏行間，仿佛又看到了父輩那一代人的身影， 看到了他們為開拓新中國美術事業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從父親的日記裏，我找到幾段關於張仃先生參與兩件大事的記錄，茲摘錄如下 ，對於研究張仃先生的生平與創作， 或許有些參考價值。
一件就是關於成立中國畫院的事 。 據胡蠻 1956 年歲末的日記記載： 11月8日：晚 上，到文 化部 開會七 時開始， 錢俊瑞同志宣佈今天北京中國民族畫院籌委會成立。 先聚餐。 飯後，由文化部教育司李司長（長路同志 ）宣 布開會，首先 由錢部長講話，説明中央對國畫和遺産是重視的。過去文化部對美術領導重視不夠， 對中國畫遺産重視不夠， 今後將在畫院發展創作 （各種風格）、研究（研究畫論可與畫家合作）和教育工作。 籌委會委員為葉恭綽（主任）、崔子范（副主任兼秘書長）。委員為于非闇、陳豐丁、葉淺予、徐燕蓀、王雪濤、啟功、陳緣督、秦仲文、胡佩衡、朱丹、蔡若虹、張仃、陳叔亮和我等。 籌備處地點在雨兒衚同十六號 （齊白石先生已搬出）。後，由葉、于、陳和仃等談了一些意見。十一時散。
這則日記，傳遞出這樣的資訊：文化部領導檢討對國畫遺産重視不夠，決定立即成立國畫院，名稱是中國民族畫院， 這是新中國第一所中央級民族繪畫藝術機構。
我曾聽父親説過， 當時著名國畫大師陳本丁等四位畫家專門向周總理反應情況， 對解放後他們的創作和生活狀況表示不滿意。由此來看，這可能就是成立中國畫院的動因。 周總理一定十分重視老畫家們的意見， 文化部才在晚上召集會議並很快確定了籌建畫院的三項任務（推動國畫創作，加 強畫論研究，開展國畫教 育），成立了 有多位著名畫家組成的籌備委員會， 辦公地點設在齊白石舊居。 對老畫家們的意見， 國家職能部門反應之快，效率之高，可見重視程度之高了。
案：張仃先生是籌備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之一。據 胡蠻 1957 年日記載：“1 月 4 日：下午到文化部開畫院籌委會黨組會， 討論院長、 副院長人選問題 。 參加者：我和朱丹、蔡若虹、張仃、邵寧、崔子范、李長路同志（在教育司司長室）。 方秀桐記錄。並對作品出路價格問題提出由中央統一解決。”“3 月 5 日：上午，到文化部參加國畫院和國畫界問題討論。 ……（部內負責同志和部外張仃、王曼碩和我，若虹因事請假。 ）……”。
據此可知， 這個籌備機構的負責人由文化部李長路司長和胡蠻、張仃、王曼碩組成，胡、張、王不是部裏的人員。
籌委會的工作不只是決定人事安排， 而是非常 細瑣具體的事務，例如，創作的專 業化問題 、創作經費的籌集、處理好創作與行政工作的關係，繪畫産品的定價以及出路等等， 這些在胡蠻日記均有所披露。 需要説明的是，他們幾位主要負責人，在畫院正式成立後，都沒有進入領導班子，他們的任務已經圓滿完成了。
另一件事就是張仃先生參與並領導首都北京十大建築的設計。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 在北京興建了人民大會堂、 歷史博物館等十所各具風格的建築物，十大建築充滿現代氣息，給古都北京增添了新的文化色彩， 代表著年輕的共和國勇往直前的青春朝氣，深受首都人民和全國人民讚賞。胡蠻日記載：
（1959 年）3 月 10 日：看張仃 寫的《黨的總路線和教育方針的勝利》（中央工藝美院師生參加首都十大建築工程的一些體會），文章指出，在 1958 年底，組織了七十五名師生，作為基本隊伍，開赴工地工作。……根據工作需要，由室內裝飾、壁畫、陶瓷、織染等不同專業師生分別參加人民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民族宮、迎賓館等建築的美術設計工作。執 行了 黨對 工藝 美術 設計 方 面所 指出的：實用、經濟、美觀（三個）原則。首先考慮政治效果，個人風格必須統一于整體風格之中，必須統一於時代風格與共産主義風格之中。他 們研 究了 古代 優秀 圖案 的 法則 和規律，加以發揮發展，努力創造新的形式。 把現代生活中的新內容新題材， 組成各式各樣的工藝圖案（如把鋼、糧、棉、煤等組成新四寶）。在建築裝飾方面得到國內國際的好評。 在陶瓷設計方面， 超過了 1954 年建國瓷的水準。織物設計和生産單位技術革新相結合， 也超過了當前的産品水準，並創造了不少新品種。根據張仃意見，工藝美術將有大發展。首都十大建築傾注了張仃先生的心血， 當年獨領風騷，成為共和國的建築經典，至今仍散發著永久的魅力。
這十大建築， 除華僑大廈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拆除，其餘九大建築中，有七個就在神州第一街——長 安街上：人民大會堂 、國 家博物館、電報大樓、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廣播大廈、軍事博物館。
五十多年過去了， 和長安街上陸續涌現出的林林總總、 千姿百態的建築物相比， 它們風采依舊，毫不遜色。正是因為當初在實施工程時貫徹了 “實用 、經濟、美觀”的原則，體現了個 人風格與整體風格的統一美學標準，它們才顯得那麼高貴、典雅、大 氣，體現 著大國的尊嚴，成為一 座座凝固的紀念碑， 永遠銘刻下人民共和國艱苦奮鬥的光榮歲月。 它們和今天的那些“新”、“奇”、“怪”的所謂個性化建築（如，被人譏諷為大褲衩的央視新樓和鳥蛋的 國家大劇院），有著 天壤之別，無論 就其外觀和內涵來説，都不可同日而語。沒有大師的時代是可悲的。
我父親去世二十四年後， 張仃先生也離開了我們。他的離去，讓我再一次沉浸在對那些新中國美術事業的奠基者們的深深懷念之中。 父親生前曾多次帶我出席美術家們的活動， 我也得以有幸多次見到張仃先生，先生與眾不同的衣著穿戴，還有他與同輩同行們侃侃而談時激烈的言辭， 留給我很深的印象，至今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