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繽紛”雜誌約我寫一點過去在紐約的事，“比如你怎麼和艾未未認識的”等。時間過的快，在美國生活已有十幾年，可我還是有一種初到美國之感，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總有這種感覺。
我90年去美國，第一站是威斯康星麥迪森，在那裏沒呆幾天我就訂了一張去紐約的機票，象我的其他朋友一樣，急於去朝拜這個“中心”。但我當時沒有決定留下來，主要原因是我能感覺到紐約藝術家的困境，給我的感覺是：如果誰還想在紐約做點什麼事情，誰就不懂得美國。但我既然來了，就想試一試，因為我總不明白現代藝術這塊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兩周後我又回到了麥迪森，做我的所謂”榮譽藝術家“（honorary fellow）,在那呆了一年，做了我在美國博物館的第一個展覽。這展覽規模很大，效果也好，現在看來，這實際上是我在國外事業的開始。
展覽開幕第二天謝德慶和艾未未開了一個卡車從紐約橫穿半個美國來看我的展覽。這讓我很感動，但又不知道怎麼表示，因為倆人都是我第一次見面。早就知道謝德慶的東西被許多美國大學藝術或表演係作為教材在研究，但此人看上去完全象一個苦大仇深的打工仔。艾未未帶著一種疑惑的眼光從遠處看過來。我當時穿著半長的睡褲，被叫醒，下來開門，他一定是詫異於：這麼辛苦來這裡接待他的竟是這樣一個迷迷糊糊的人和完全沒有整理過的房間。人不熟就沒話，先去看展覽吧。看了作品後我們的話才多了起來。不熟沒話，太熟了又不認真談話，半生不熟時話又多又認真，所以那三天聊的很“徹底”, 但具體內容我有點忘了，差不多都與藝術有關。我記得他們倆為我《天書》盒套上的一個裝飾線是否多餘爭論不休。當時我覺得未未是在”較枝兒”，故意在逗德慶。後來接觸多了，特別是看到他們各自親手完善起來的工作室後，你就可以理解這場“較枝兒”了。這兩位差不多是我看到的在有些方面對品味極苛刻和品質極高的人。麥迪森之後，我去了南德科達州的一個叫維米蘭的小鎮，學習西方傳統手制書的技術。“德科達”印地安語，就是“玉米地”的意思，可想之遙遠，大部分西部片都是在這兒拍的。如果要研究美國本土文化，這是個好地方。由於麥迪森的展覽，我的作品開始被藝術界注意，加上過去在中國的基礎，那時已有不少展覽的邀請。從“玉米地”去任何地方都很麻煩，因為我始終持中國護照，那時中國護照還很不方便，去別國簽證手續複雜，每次都要去芝加哥或密尼阿波裏斯辦理。我也知道這裡不是久呆之地。93年3月我搬到了紐約，和艾未未一起住在東村7街52號。所以後來有人説我在國外使用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
我去紐約，正是艾未未計劃搬回北京的時候。我也省得再去找房子，把他的合同轉到我的名下不就好了。他是老紐約，房租錯不了。對艾未未當時就有“東村教父”一説，他在街上走來走去，不管是黑道白道的人好像都敬他三分。我和他在附近走幾趟，有點象黑社會老大向這一幫人提醒：“這是我哥們兒，以後多關照”一樣。他外表給人這種感覺，但內心卻很細。他一直想手繪一張紐約的活動圖給我，把我愛去的地方標出來。這圖是他非常想畫的，所以畫起來就極認真。我説，你就標在一張地鐵圖上就行了。後來我就有了一張上面標著“Gay吧，進去注意”，“聖瑪可書店，藝術書好”或者一碗麵條、兩根筷子這類小畫的地圖。有一段時間我不在紐約，喻紅和劉曉東住在這裡。這張圖就轉到了喻紅手裏。我還記得向她交代圖上的內容時，她説了好幾次：“這張圖怎麼這麼好玩”。
7街地下室很有名，來過的人不計其數，住過的人也很多。這和未未的朋友多，也和我的來訪者多有關。影視界大導演張藝謀、陳凱歌、鄭曉龍、馮小剛，名角姜文、王姬等都在這住過或是工作過。傳説陳凱歌“一夜白了頭”的段子就是在這兒發生的。譚盾住紐約，不必在這留宿，但他是常客。他和未未熟，知道我已來紐約，請我們去吃飯，也想一起搞點東西。他做一手好菜，一點不比他的音樂差。那天告辭後，當我和未未回到住處時，譚和當時還是女友的Jane卻在門口等我們，怎麼回事？原來他們送我們走後又出來散步，遛彎到了這裡，比我們走的快。又進來聊了一通。臨走未未從墻上取了兩件作品送給譚盾，反正也要走了，他不太在乎。老栗來紐約，想請他去住的人很多，但他願意住在這裡，地下藝術的領導喜歡地下的感覺。喻紅和劉曉東的孩子就是在這兒懷上的，回北京後生了個女兒。後來見面劉曉東説：“就是因為地下室的陰氣太重，才是個女兒。”他現在一定喜歡他女兒喜歡的不得了，但那時他多少有點重男輕女的思想。
這個地下室有名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名。此片大部分室內場景都是在這裡拍的。它面積挺大，等於是整個樓的一層。裏面曲裏拐彎的空間很多。五年後我離開時才發現後面還有一個院子。當時拍戲把墻噴黑了，就是王啟明剛到紐約時的地下室，臥室就是王啟明的辦公室兼談戀愛的地方。這房子裏的所有用具都是《北京人在紐約》的道具。拍攝的時候艾未未是房主，此劇在北京熱播時我是房主。一時這地下室恨不得成了大陸游客的景點，很多來探親的父母都想找關係來這裡看現場。有朋友建議：你應該開一個咖啡館、餃子館、附帶攝影留念之類的，專門接待大陸游客，一定發財。一通暢想之後像是已經過了開咖啡館的癮。
這個地下室遠比王啟明的那個地下室奢侈多了。它位於紐約東村的中心，雖説是地下室，月租已是1500美元。這裡是朋克文化的發源地，90年代初朱利安尼市長整治紐約未見成效之前，這裡還能看到真正的西皮，朋克的影子。紐約和美國各地的的憤青酷妹最愛光顧此地，大有生不逢時未趕上朋克輝煌年代之悲情。白天不少遊客，天一黑真的東村人就都出來了。每天一到12點，未未一定是説：“怎麼著？出去轉轉吧？”，意思是街上該好玩了。出門左手是Homeless Sell,差不多應該翻譯成“流浪漢夜市”，我們去的最多。流浪漢、小偷、揀破爛的一到這時候就把每天所獲拿出來炫耀和兜售，每天有新貨，應有盡有。在紐約沒有工作的人都自稱是藝術家，混在其中，淘些材料或便宜貨。警察帶著失主在角落裏觀望，沒準兒丟失的寶貝隨時就會出現在眼前的地攤上。在東村看上去活的最興致勃勃的就是這些流浪漢了。他們有他們的圈子和講究，有些是專門收藏易拉罐的，有些是專門在街上做裝置的，至於行為藝術，他們差不多隨時隨地都在做表演。我有一次去法國，居然看到一個東村的流浪漢在巴黎街頭行乞，這著實讓我吃了一驚，他像是我的一個影子。
紐約樓房地下室入口都是在大門的臺階下面，是個低於地面的小空間。拍電視劇時門前留下了一個紅燈泡一直沒有去換它，也讓來人好找些。也許是這個紅燈的原因，這裡成了流浪漢和街頭女孩們做愛的場所。晚上在工作或在睡覺，有時能聽到外面有響動或喘氣聲，那一定是有人又在“幹事”。我一般是隨他們去，流浪漢和妓女的愛情多浪漫，也需要有個地方呵。有時沒注意，出門時正趕上他們在忙活，男的説：“Just moment！”（馬上就好！）邊提褲子邊往外走，女的還在那裏呻吟。我當時想過在門上安一個錄影機，也許哪天能做個作品什麼的，但我經常是想到了就算做過了，沒有實際行動。
那時的東村還住著一些美國早期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如阿萊·金斯伯格，他是“垮掉一代”的巨星，對一代人的思想有過重要的影響。他與男友一直住在東村的一個小公寓裏，在家門口看到他，你會覺得他只是一個鄰居老頭。對我來説每天最好的時候是在5街角上的Cooper Diner吃早餐，在我習慣的位子對面，差不多每次都坐著一個永遠是身穿老式西裝，一頂黑禮帽，領口露出點花領巾的老太太。我們有時互相看看，因為有沒有客人都有我們倆。有時會有一些年輕人來陪她喝咖啡或送花給她。甚至有電視臺來，只是拍她不動聲色地吃東西。我想，這老太太不定又是誰，有一次和她聊了幾句，她也説不清楚她是幹什麼的，我想也許我英文不好，她沒聽懂。一次我去Chelsea轉畫廊，順道進了一家同性戀書店，進門先看到的就是這老太太的照片被印在一本厚書的封面上，放在重要推薦書的中央，原來她是Quentin Crisp, 美國同性戀運動的精神領袖,《紐約時報》説他是“一個在世界上活的最具特色的人”其實“她”是個老頭，所以她説不清楚自己是幹什麼的也情有可原。怪的很，好像在我知道她的“底細”後就再沒有見到過“她”，因為我沒有印象再見到“她”是什麼感覺。今天為寫這篇東西又想到“她”，網上Google“她”：老人98年已去世，趕在臨終前“她”還是回到了英國老家曼徹斯特。紐約道之深，即使老紐約也會有“初到之感”。
98年因為房租的不合理，我與52號樓的印度房東有了官司，惡人先告狀，但他卻敗訴，損失慘重，但我們年底必須搬出去。我知道他一定不會退給我五年前的那些押金的，但我離開前還是把這個地下室打掃的乾乾淨淨。因為它對我和對許多早期在紐約生活過的大陸藝術家，甚至那些電視劇的愛好者們都具有特別的意義。
徐冰
2004年 復活節 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