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徐冰是在尹吉男那本《獨自扣門：近觀中國當代主流藝術》裏，三聯版的，時間大概是95年，地點應該在山東藝術學院旁邊的濟南三聯書店。這本書可以説是我現代藝術的啟蒙讀物，看完後我開始結交搞藝術的朋友，覺得這幫善於“無中生有”的傢夥特有想法。
讀研究生的時候，身邊就頗有了幾個這樣的朋友，其中一個長的特帥，夏天的夜裏喜歡爬到圖書館樓頂上去，與三兩個朋友彈著吉他唱崔健的《假行僧》和《花房姑娘》，那作派酷斃了。另一個長得其貌不揚，一看就像搞藝術的，畢業的時候他搞了個個展，死活拉著我寫評論，推脫不掉，我裝神弄鬼地在一張稿紙上手寫了兩三千字送到報社去，發了，但署的是記者的名字。愛屋及烏，我對現代藝術的興趣擴展到搞藝術的人，寫小説喜歡把自己的女朋友説成畫畫的，私心裏也特希望找個搞藝術的做女朋友（當然我也想過找個會彈鋼琴的，但那主要是從教育孩子著想），如今這樣的女性朋友倒也不少，可惜天南地北的，離得都太遠。
外灘三號
關於徐冰，尹吉男那本書主要介紹了他的《析世鑒·天書》，《天書》還有方力鈞的潑皮肖像、呂聖中的招魂剪紙是那本書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三件作品。所以，雖然隔了好多年沒留意徐冰，朋友一提，立刻就勾起了我的興趣。朋友提起的是他最近在上海搞得一次裝置藝術展《煙草計劃》，地點在外灘三號的滬申畫廊。我不是美術界的行內人士，但就一個愛好者的了解，上海雖然頗有幾處藝術分中心——諸如浦東的畫家村、多倫路的名人街、虹橋路的一些畫廊，但外灘周邊仍然是絕對的最中心：人民廣場周圍有上海美術館、上海博物館、大劇院畫廊，蘇州河北岸有東大名倉庫一條街，南京路上則散落著朵雲、頂層等畫廊，畫家和畫商們聚集在外灘周邊，不僅因為這裡人氣旺，更因為百年外灘如同一幅畫框和背景，這裡發生的一切行為和事物都自然給打上了藝術底蘊和歷史意味。2004年年初，翁菱女士主持的滬申畫廊就在這樣一塊風水寶地隆重開張，並以其匯聚20余位現代藝術家的“超越界限”主題首展，和位於外灘三號——一座新古典主義大廈裏的選址，顯得不同凡響。
徐冰《煙草計劃》的展出時間是8月21日—9月22日，9月5日星期天，我約了一位同有此好的女士前去參觀，走在福州路上了，忽然想該先打個電話，結果電話裏的自動回復告訴我們星期天畫廊休息，害得我在女士面前很沒面子，尷尬半天，只好帶她去博物館看古羅馬文物展補過，外加一餐必勝客的皮薩。第二天中午，我一個人重新來到位於廣東路路口的外灘三號，秀氣內斂的石頭門邊放著一個不大的海報牌，告知三樓的滬申畫廊正展出《煙草計劃》。侍者優雅地拉開門，指示了電梯的方向，出了三樓電梯，我左右張望，右手廊間兩位小姐坐在案後，左手遠一些的地方放著一個關於展覽的海報板，我猶豫了一下走向左手，到了才發現那裏是安全梯，重新走回來，兩位小姐壞笑著不待我問指了指旁邊的一個門，同時遞給我一份印製精美的介紹材料。走進透著幽蘭燈光的展廳，左邊靠門處，一台電視機里正在播放有關布展的紀錄片，右手潔白的墻上，燈光照亮處，赫然貼著徐冰《煙草計劃：上海》的中英文標題。
從達勒姆到上海
徐冰的《煙草計劃》包含了在兩個“特殊地點”的展事活動。《煙草計劃：達勒姆》于2000年11月在美國卡羅來納的杜克大學舉行，組織者為該校的阿部賢次教授。《煙草計劃：上海》由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教授巫鴻策劃，是上個計劃的延續和完成。據策展人巫鴻介紹，《煙草計劃》萌生於徐冰2000年初受杜克大學邀請，對該校所在地達勒姆(Durham)的一次訪問。徐冰説一到此地，他的第一個感覺就是空氣中無所不在的煙味。陪同者告訴他達勒姆自19世紀末就是美國香煙製造業的中心，該地香煙業的奠基者詹姆士·杜克(James B. Duke，1865-1925)就是杜克大學的創立者。而今天使達勒姆城著名的不但是它的香煙廠而且還有它的癌症研究中心，其資金來源仍然主要是當地的香煙業。在當今世界一片高漲的“戒煙”聲中，這些似乎荒謬的聯繫——香煙業和高等學府、推廣抽煙和支援醫學 ——一下抓住了徐冰的注意力。《煙草計劃：達勒姆》著重于煙草巨頭杜克和當地經濟、政治和教育的關係。這個關係構成了《煙草計劃》的歷史背景，而徐冰對展覽場地的選擇——包括杜克起家以前所住的農舍，由擴大後杜克莊邸改建的“達勒姆煙草博物館”，杜克大學中心圖書館以及校友會大樓，荒廢的制煙廠等等——都突出了這些關係。如今，《煙草計劃》延伸到上海，上述主題是否還適用？達勒姆、杜克、香煙跟中國上海又曾發生過什麼聯繫？徐冰自述在他開始為該計劃做研究的時候就有了上海部分的概念，因為他發現詹姆士·杜克和中國有著特別密切的關係。據説，杜克在得知捲煙機發明以後的第一句話就是：“給我拿地圖來！”然後當看到中國地圖下“人口：4.3億”這個傳奇般數字時，他立即宣稱：“那兒就是我們要去推銷香煙的地方。”
“黃金葉書”與“虎皮地毯”
展廳的第一件作品，是玻璃罩內一本大大的書，攤開來有一張麻將桌大。這本書的特殊之處在於，其一書頁是用金黃的煙葉壓制而成；其二書頁上印的是引自一本研究著作的關於杜克公司在華擴張的文字。書本是知識的載體、是教育的工具，用煙草來製作書本，再沒有比這更巧妙的關於杜克公司與杜克大學關係的隱喻了。而如果説這還是對《煙草計劃：達勒姆》主題的延續，那麼書頁上關於杜克公司在華業績的記錄，則無疑是上個世紀初資本主義急劇擴張的縮影。書頁上有這樣的文字：
……從1902年的12.5億枝增加到1912年的97.5億枝和1916年的120億枝，1916年的銷售産量為1902年的10倍。到了1915年（此後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的每一年裏，只有一年例外），美國每年銷往中國的香煙比銷往世界其他國家香煙的總數還多。早在1916年，中國人消費的香煙至少達到了美國人香煙消費量的五分之四（1916年美國人吸食了157.5億枝香煙）。
作為這個日益興盛的市場上首屈一指的公司，杜克的英美煙公司1916年在中國的銷售額高達2075萬美元，獲純利潤375萬美元。如此之高的銷售額和如此可觀的利潤使杜克感到欣慰。“我們在中國取得了很大成功，”他當時對報界説道，“對那裏的潛力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
據介紹，這些書頁上會放置煙蟲，在展覽期間慢慢把書頁吃掉。我仔細觀察，並沒有發現什麼小動物，或許條件所限，這項計劃不能實現。儘管如此，我對徐冰的這一設計卻充滿想像，他是為了保證展覽的價值，突出它的暫時性和一次性麼？還是隱喻兩足的“煙蟲”正在吞噬人類的知識積累？抑或想借煙蟲噬咬的方式忘卻、重寫這段歷史？我取出相機準備把這個謎帶回去好好研究，剛拍了一張，空曠的展廳裏忽然走過來一個年輕而瀟灑的西裝保安——外灘建築裏的保安也一律那麼乾淨清爽——對我禮貌地説“先生，您不可以在這裡拍照”，我説我想寫篇關於這次展覽的文章，他稍一遲疑，説那您繼續。
或許是已近午飯時分，或許這個城市裏現代藝術的愛好者不足以多到支撐如此“漫長”的展期，偌大的展廳，參觀的人並不多，在我參觀的一個多小時裏，有過一群來自香港的遊客走馬觀花，有一對老外夫婦看得較為仔細，兩個像是行內人士的參觀者談論著布展的細節，一個小姑娘和一個中年男子四下瞅瞅，大多數時間我都是一個人仔細欣賞每一件展品尤其是上面的文字。轉過一面展板，進入一個被很多參觀者稱為客廳的大展廳，地板上一面巨大的黃白相間的鋪設物特別吸引眼球，仔細看時，竟是一支支豎立的香煙整齊地排列在一起，或頭或尾恰好黃（過濾嘴）白相間。據策展人介紹，這件作品共耗費66萬支也就是66箱香煙。如此巨量的香煙排在一起，給人的第一感受自然是震驚，然後就是看上去很美。很多人把它稱為“虎皮地毯”，但我的第一感覺是一枚巨大的煙葉。有意思的是，如果看得再仔細些，會發現有些香煙上被寫上了中英文的人名，我猜這不會是徐冰的設計，有可能是布展的某些小夥計塞的私貨，就像中國人每到一地習慣留下“某某到此一遊”一樣。我蹲下來，細細欣賞這面巨大的地毯，不時轉換一下角度，拍一些照片，可是當我轉到對面時，忽然被眼前的景象弄得毛骨悚然——地上的香煙一律是傾斜排放的，當我在傾斜的背面觀看時，看到的是“一襲華美的袍”，可是當我轉到能看到煙絲的另一面，我仿佛看到了無數的癌細胞、無數的潰爛面、無數的小陷阱、小地雷、小炸彈，我感到渾身發癢，趕緊拍了一張照片離開了。我不知道徐冰對這幅作品的設計理念怎樣，也沒聽到有任何專家學者對這幅作品發表意見，但我強烈的生理反應或許已對它的意義作出了詮釋。
兩幅或者三幅長長的畫卷
緊挨“虎皮地毯”是一張長長的條案，案上有一幅長長的畫卷，我從左往右看，畫卷上先是一幅幅的書法題字，走了幾步，看到畫面，才一下子明白這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圖》。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清明上河圖》全本，當然是複製品，兩年前上海博物館國寶展上展出過真本，引起世界性的轟動，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者每天都排出去幾百米的隊伍，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衝著《清明上河圖》來的，我曾有意報名擔當維持秩序的志願者，以求假公濟私，主管者也同意了，但最終因為自己無法擠出一個整天而與之失之交臂。《清明上河圖》畫卷的中間壓了一根同樣長的白條，仔細看時，竟然是一根超長的香煙，不是對接的，是完整的一根，走到畫卷右手看，香煙正在燃燒，有一米長的距離已經燒完，畫面上留下煙灰。我偷偷撥開一部分煙灰，看到畫卷的有些地方被燒穿了，有些地方則留下熏烤得斑痕。《清明上河圖》，中國藝術的瑰寶，它所描繪的內容，是東方人祥和的日常生活，如今一支西方人發明的香煙在上面燃燒，燒過之處，樹木、橋梁、樓閣、道路、小河和嬉戲生活著的人們被分割、被烙印。或許這就是西方工業與東方生存的關係吧，是西方文明對東方文明的強力切割。此時此刻，當我吊詭地聽著同樣來自西方的班德瑞的音樂，寫下這段文字時，我眼前忽然浮現出《清明上河圖》上那些自在生活的子民，那些我們的祖輩，他們永遠地凝固在那片祥和的天地裏，茫然不知來自另一個時空的一種叫香煙的奇怪的東西正在向他們燃來……。
離開《清明上河圖》三兩米，是一面開有窗戶的墻壁，墻壁包括窗玻璃上，徐冰繪了一些素描和速寫，正是20世紀初外灘的景象：高樓、碼頭和黃浦江。這幅畫卷很長，佔了整整一面窗墻，窗子自然割斷又通過玻璃上的勾畫連綴了這幅長卷。其中一個板塊繪製的是一些碼頭工人正在從船上往碼頭卸貨，貨物是一個個標準的箱子，大小很象小學歷史課本上繪製的鴉片箱，但我知道鴉片此時已不可能公開買賣，因此我武斷地猜測它是香煙——儘管它也可能是肥皂等其他日常消費品。歷史記載，20世紀初的上海，是英美煙草公司駐中國的總部，外灘碼頭是當時最繁忙的香煙運輸碼頭，如今的浦東陸家嘴當年建有英美煙草公司的巨大貨棧。
僅看這幅畫卷，也無甚特別之處，不過是一段歷史的素描，但徐冰的高明在於，他把這幅畫卷放在了一個特殊的畫框裏，或者説這幅畫卷下又疊印了另一幅絕妙創意的的作品——透過薄薄的窗紗，外灘和浦東便一覽無余、盡收眼底，中間的黃浦江水緩緩流淌。面對這幅組合的作品，除了拍手叫絕，當時我幾無可言，這是本次展覽最讓我激動的作品，是裝置藝術或者叫偶發藝術的魅力所在。兩幅外灘畫卷疊合在一起，讓你産生無盡的聯想，你會想到時間、歷史，上百年的歷史如此巧妙地被壓縮在一幅畫面裏呈現。你會想到對比，因為這兩幅畫卷，從形式上説，一幅是最簡潔的靜態的素描手繪，一幅是最複雜的動態的全息生活，當然你也可以説後者才是最簡單的，當歷史和現實以這種方式呈現的時候，你會想到什麼？會想到歷史的凝固、扁平和現實的生動、豐滿嗎？然而對我來説，站在窗前，首先想到的一個詞是“重復”。這兩幅畫卷是何等地相似，21世紀初的上海難道不正重復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老路，那個全球化的老路，那個資本主義擴張的老路，那個東西方文明交匯的老路。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擴張，矗立起了外灘浦西萬國風格的老建築，20世紀末21初的第二次全球化擴張矗立起了浦東萬國資本的新大廈。歷史雖然已經演進了一百年，同時見證兩次擴張過程的人已不多，但是不息流淌的黃浦江卻見證了兩岸發生的這一切。
唐詩、毛選及其他文字
誠如有些評論者指出的，徐冰的藝術貫穿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文字符號的敏感和充分利用，以及由此體現的敬畏和尊重，此前的《天書》和用電腦寫的英文方塊字都是如此。這次展覽也沒有放棄他的這一優勢。轉過鋪有虎皮地毯的客廳，在另一個展出單元裏，以文字為主的符號系統與各種煙草物品組接在一起，滋生了各種耐人尋味的意義。《回文書2000》，在一個用來印製捲煙紙商標的轉柄機上，挂著一軸捲煙紙，但紙上的文字卻換成了Robert Durden 關於香煙的記述。而放在木盒裏的“徐冰牌香煙”全部是雙頭過濾嘴，木盒外寫著類似于“匯麗”的中文字樣和“NATURAL CHINESE SPIRIT”的英文，後者無疑倣照美國煙盒上的“NATURAL AMERICA SPIRIT”。有一件作品是一些中外煙的廣告畫，引起我興趣的是哈德門煙的設計，兩個30年代時髦女郎的頭像下寫道：“她倆説——吸來吸去，還是他好”，這個充滿色情隱喻的廣告，讓人很容易想起今天流行的一些廣告詞——豐乳器“做女人挺好”，壯陽藥“做男人也挺好”，浴缸“泡的就是你”，洗衣粉“今天你泡了嗎？今天你漂了嗎？今天你幹了嗎？”——相隔幾十年，廣告創意如此驚人的相似，是巧合還是這本是資本主義的邏輯必然。
徐冰在所有能分解的香煙構件上書寫文字和符號，而且由於所選文符的巧妙，産生出諸如反諷、隱喻的修辭效果。《煙缸》的底部印著禁止吸煙的字樣，透明有機玻璃做的《徐冰煙盒》裏香煙顛倒而放，恰恰擺出一個交通信號裏的“禁止通行”符號。《火柴書籍》用橡皮印章將Robert Frost 的“Fire and Ice”印在紙板火柴上,“Some say the world will end in fire, some say in ice. Yes, light longing desire need comfort risk.”《唐詩》則將李白等人的英文唐詩印刷在折疊的香煙過濾紙上，厚厚的一沓，像一本微型的口袋書。英文的《道德經》被印在一條條的封嘴上，英文的《毛主席語錄》則被印在每一支中華煙上，用大紅的鐵盒包裝。
拼貼是現代藝術的基本手段和藝術特徵之一，拼貼的結果是兩個本來毫無關聯的事物因此而産生意味，其實現代藝術主要不是一種給人以美感的形式藝術，而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種觀念藝術。至於意味為何，則可以任由觀者理解，例如過濾紙上印唐詩，我們可以想到東方與西方、古典與現代、文化與工業等宏大的命題，也可以想到李白“鬥酒詩百篇”的創作方式，已為今天的詩人換成了“手裏夾著香煙，在噴雲吐霧中作詩”。而毛澤東語錄的引進，則牽出了“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資本主義擴張與無産階級革命”等聯想。
中讖與病例：原始檔案的魔力
在當今這個商業無孔不入的社會，藝術常常無法擺脫商業的糾纏，甚至以反商業為主題的藝術有時候也被納入某種商業邏輯，就像另類可以成為時髦、反對媚俗的先鋒有時候竟然成了一種最有效的媚俗手段。然而，現代藝術雖然無法擺脫商業的陷阱，卻可以在身陷其中的同時呈現這種陷落。現代藝術的這一特徵，也是現代性的特徵、理性的特徵，它們不約而同地指向一點——反思性。
在作品《中讖》中，徐冰依次排列了如下五份檔案材料：第一份是英美公司在華銷煙的原始記錄，第二份是英美公司在華盈利結算表，第三份是杜克先生資助杜克大學前身三一學院的信件，第四份是杜克大學資助徐冰《煙草計劃·達勒姆》的文件和支票，最後一份是某美國收藏家收藏徐冰《煙草計劃》作品的收藏支票。這件不著一筆，完全借助原始檔案的作品真是精妙絕倫，《中讖》這個標題使它變得很是詭詐，表面上看，似乎指的是杜克公司的金錢取之於中國人又還之於中國人。但請注意，被籠統地稱為中國人的能指其所指是大不相同的，前者指煙民，後者則是藝術家；同樣能指金錢也發生了變異，前面是一種商業利潤，後者則是對教育和藝術的支付（支援）；而金錢也並非這條關係鏈的唯一線索，事實上在香煙和藝術品中間也有某種隱蔽的聯繫，它們在效果上有時候都可以視為“精神的鴉片”，給人以快感和眩暈，有時也催人思考。
另一份原始檔案出現在《雙面日曆冊》作品中，貼在日曆冊上的是徐冰患肺癌而死的父親住院期間的化驗單、治療紀錄、病歷卡，據説當時在達勒姆展出時，徐冰是把它用投影儀打到杜克家的房子上的，配以英文解説，以至於讓巫鴻看的毛骨悚然，上海的展覽由於沒了杜克家族這個對象物，無法延續這種做法，但這樣一份藝術家直系親屬的死亡病歷放置在這個煙草計劃的展覽中，産生的控訴力量仍然足夠震撼。
煙斗、煙盒與火柴樹
徐冰的另外一些作品未必有深刻的含義，但卻足夠睿智，例如作品《filter》(《過濾》)是一個組合煙斗，一個共同的組合煙鍋伸出六個材料和形態各異的柄，形狀酷似一個輪船的輪舵——有人或許因此而想起香煙的海外運輸。作品《四捨五入》則在兩個三五牌香煙盒上畫上了兩付算盤，算盤上恰好撥出“四捨五入”的操作。《手提電腦》以鐵盒的中華牌香煙做道具，打開的煙盒蓋被設計成一個顯示屏，顯示出wiondows的操作界面，盒裏的煙上則畫有鍵盤，各種字母符號一應俱全。另有一株在燈光下顯得格外漂亮的小樹，樹枝、樹梢被染成火柴的紅頭。而在蘇州河邊丹徒路上一座建於20世紀初、未經修改的的舊香煙倉庫裏，附設了該計劃的週邊展場《煙語——1902》：展場地板上擺放了霓虹燈管製作的如下文字，“煙發明。又為最利便最滿意之新法。蓋紙煙之制法。乃機器所造成。整齊純潔。最有合於衛生者也”，參觀者來時，則有乾冰製造的煙霧噴出，霓虹字幕即在煙霧繚繞中朦朧呈現。據説，開幕頭兩天，有專車接送參觀者去週邊展場，但噴一次10分鐘的乾冰就要消耗1000塊人民幣，所以這個週邊展也只能演示兩次。我無緣目睹，只能看看電視裏播出的錄影。
中午12點多，畫廊裏早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保安可能想吃飯了，進來穿梭了好幾回。我歉意地出來，與畫廊小姐寒暄幾句，留下一張名片最後一個退場。走出外灘三號，抬頭看看這座經歷了近百年風雨、見證了資本主義在中國兩次擴張的大廈，忽然決定去完成一件我的行為藝術作品。於是，我穿過地道，來到外灘，站在可以被納入畫廊窗框的地方，讓自己成為畫廊裏觀看的風景，同時，我又反身去觀看那個畫廊，那座新古典主義的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