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藝術家上任副院長

雖然很喜歡隨和的人，但是相對於他的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這個新身份來説，他真的有些太隨和了。

他由一個脫離體制十幾年的獨立藝術家過渡為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仍然穿純白棉T恤、球鞋，説話很慢，態度謙和。早上他穿著這套再普通不過的行頭跑去正在進行中的他的一個作品工作現場，下午回來又跟同仁開例會，這會兒則在美院尚未竣工的藝術館裏，靜靜地配合一乾人興師動眾地擺造型拍照。

20年前，他在小屋裏默默刻了幾千個連他自己都不認得的“假漢字”，作品《天書》首次在中國美術館的展覽上便引起轟動，搞前衛的説這個作品太傳統，搞傳統的又説太前衛，覺得好的人則説這個作品的藝術純度很高，可以把它作為現代藝術形象的集大成。總之彼此議論紛紛。

他對參與任何形式的藝術討論已經有點厭煩，完全不為所動，就像渴望孤獨的人，漸漸便學會如何讓自己聽不到干擾的聲音。他把自己關起來, 跟外界過熱的聲音保持某種距離，每天繼續刻那些不認識的字。

1990年，徐冰接受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邀請，作為榮譽藝術家赴美之後，《天書》開始在世界各地展出，成為中國現代藝術單件作品裏展覽最多、被談論和闡釋最多的一件，它的價值和重要性在國外被認可和體現出來。

2007年，他的新作品《地書》又在紐約MOMA展出，與當年的《天書》正好相反，《地書》是一本人人都能讀懂的書，就像世界語一樣，或者是象形文字。《地書》的靈感來自於他在機場看到的一些標識和航空公司安全説明書的設計，都以非常簡潔的圖形為主，基本上不用語言就能把複雜的內容傳達給操著不同語言的乘客。從這個軌跡，似乎可以看出徐冰創作觀念的變化。

有問題才有藝術

記者：《天書》是1988你在美術館的第一次個展，2007年年底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辦了一個“ ’85新潮回顧展”，那一次大家又看到當年的《天書》展出了。對於你來説，20年之後再看到當初的作品，那種感覺是怎樣的？

徐冰：《天書》時隔20年再次回北京展覽是很好的事情，畢竟現在整個狀況都改變了。這個作品的價值最初沒有被發現。國外最具權威性Gardner’s Art Through the Ages的世界藝術史教科書，裏面介紹中國現代藝術史部分收錄了兩件作品，一個是文革時的《收租院》，另外一個就是我的《天書》，説明它被認可的程度是很高的。

這個展覽對整個“85新潮”的呈現是很有意思的，不過歷史也很快地就過去了。其實這次在北京我自己對這個作品本身沒有特別的感覺，因為我只是在感覺它的效果、作品呈現的程度，我們搞實踐的還是比較注重作品的視覺效果。

記者：當時引起那麼大的爭議，你的創作心態就沒有受到影響？

徐冰：《天書》第一次展出時其實還處於未完成狀態，我一直想要刻4000多個字，只完成了一半。展覽以後挺熱鬧的，議論也非常多，我就想得再回去刻字。一年多時間，我把自己關閉起來，當時有點失語的狀態。80年代是思辨的時代，文化熱，剛開始時我也參與得很多很認真，參加即興講演、討論、文化沙龍之類的，和比較活躍的知識分子以及各屆藝術家接觸也很多。但之後又覺得挺沒意思的，參與得多了，讀書亂讀一通，就像饑餓的時候吃得過多也不舒服，感覺對理論有點厭煩，我覺得自己關起來刻字還挺踏實的。

記者：你從上世紀90年代起開始旅居美國，國外的生活和經歷對你創作的觸動和影響大嗎？

徐冰：肯定有影響，因為所面對的情境比如文化現實和生活現實是不一樣的，生活在哪就會關注哪的問題，有問題就有藝術。但是作為藝術家真正內在的線索是不會變的，這是血液中、性格中的東西，它不是由教育決定的，是一個人怎麼變都變不了的東西。

記者：跟後天的教育關係不大？

徐冰：它是性格的、血液的，你生活的環境、父母説話的方式、處理問題的方法態度，所有東西凝在一起影響了你的人。性格的主要成分是先天的，在小孩3歲時就定性了，後天的教育只會影響一部分。基因是很神秘的。

記者：你的個人藝術線索是什麼？

徐冰：一個藝術家真正內在的藝術線索，是不會變的，會一直沿著一個軌跡向前走。藝術是宿命的，是命定的，你有什麼東西就有，沒有什麼便沒有；有些東西不屬於你，再努力也得不到，屬於你的想扔都扔不掉。

我的作品核心都是土生土長的東西

記者：有人説你就任中央美院副院長是2008年藝術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當時消息傳開時引起一片關注，你覺得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反響?

徐冰：這種反響我也沒想到。我覺得大家是對中央美術學院和中國藝術的一個期待，當然，也是由於人們對現代藝術和所謂學院藝術認識上的一種習慣、概念所造成的，他們可能覺得現代藝術和學院藝術恐怕是不能夠放在一起談的。

記者：中央美院最終決定請你回來就任副院長，你覺得最主要是什麼原因?

徐冰：我想中央美術學院選擇我，是因為了解我，美院的人知道我是怎樣學過來的，他們知道徐冰是一個老實、學術上很努力的好學生，基礎好，然後對藝術非常認真的這麼一個人。另外，我後來十多年中參與國際交流，積累了很多經驗，我知道一個藝術家和國際當代藝術系統的關係是怎樣的，我們的文化和西方主流文化框架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我們的優勢在哪，我們的局限性在哪等等。比如這些年，我在世界各地的大學和藝術機構作過上百場講演，每年差不多有二三十個展覽，包括成為古根海姆這樣主流美術館藝術家顧問委員會的成員等等，參與經驗很寶貴。

記者：你性格的某方面充滿了冒險性和頑固性嗎？

徐冰：我其實比較聽天由命，隨意，滿足於“體會到”這種境界。生活中有很多東西讓人感動，體驗到了很難得，體驗不到也就罷了。我現在談不上樂觀或不樂觀，我現在比較積極。

以前搞《天書》的時候，常常談及無聊感和無意義，對“度過”這個問題、人怎麼把時間用掉想得多，比如我還有一個作品《鬼打墻》，創作這兩件作品的時期都是想得比較多、無聊感比較多的狀態。現在有些人可能會覺得無聊，我是覺得沒有什麼無聊不無聊的，面對此刻的生活，有什麼值得做的事情就去做。

記者：你提到了“度過”這個概念，是否可以從禪的角度來理解近年來你的一些創作？

徐冰：我的很多作品的呈現方式、智慧來源以及它怎樣找到與現實的關係、和觀眾溝通的方式，這些都和禪……不是説禪，一説禪就有局限了，這個概念被説得太多，它已經把它真正的東西掩蓋了，停止在字面的概念裏。

總的來説，中國的方式、中國的智慧，是我們能獲得很多有益之處的源泉。有人説我的東西特別當代，但很多的核心根源其實都是土生土長的東西，傳統的東西是和我們的生活與生俱來的，它本身就在那裏，關鍵是能不能找到它、看到它。

記者：所以西方媒體評價説你做的其實就是中國文化。

徐冰：實際上我就是試圖把中國文化中真正有價值的某些部分激活，因為它本來就沒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