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徐冰當選央美副院長，是繼去年只有專科學歷的學者謝泳被聘為廈門大學教授之後，中國高等教育的最新亮點。

2008年1月7日，經教育部任命，獨立藝術家徐冰被中央美術學院聘請為該校副院長。這距1990年，徐冰辭掉公職，從一個體制內藝術家變為孤身闖蕩美國的藝術遊俠，已有18年。

18年是一個有趣的時間巧合，當年藝術家陳丹青離開央美赴紐約定居，也是在18年後，受聘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任教授。

這似乎是一個輪迴，在江湖上揚名立萬之後，又回到離開的地方。毋庸置疑的是，此次徐冰當選為央美副院長，是繼去年只有專科學歷的學者謝泳被聘為廈門大學教授之後，中國高等教育的最新亮點。

很多人希望這是一個徵兆，期待中國高校教育受到刺激而發生點變化。也因此，在藝術領域裏呼風喚雨的徐冰的“回歸”，讓無論是對藝術有知或無知的人都産生了興趣。

獨立藝術家也在體制內

約徐冰採訪前後歷時約一個月，每次邀約都能感受到他在電話那邊的忙碌，最終見面是在北京大學西門的一個小咖啡館，戴著黑色圓框眼鏡的他有些訥于言詞，敏感安靜，看不出他已步入知天命之年。

他説自己是一個偏愛孤獨的人：“(出國之後)我的思維之所以能保持連續性而沒有被打斷，可能因為我不太喜歡熱鬧。在哪生活對我來説沒什麼區別，我做我喜歡做的，並把它做得好一點……”

擔任央美副院長之後，讓徐冰選擇“教育者”和“藝術家”哪一個身份他更看重時，他還是選擇後者。

上任至今近兩個月，徐冰還在調整自己的生活，“我沒有想到任命會這麼快”；暫住在母親家的徐冰正在尋找離新單位近一點的房子，並準備在北京建立一個工作室。而他在紐約的工作室還會保留，在那邊還有一些項目正在進行當中，包括與貝聿銘的合作、一些artist book的製作，以及受委託幫助肯亞種樹等等。

作為副院長，徐冰分管的工作是學校的藝術交流、藝術創作和科研，這些帶有學術性的工作是徐冰擅長的。一直以來，無論是徐冰本人還是他的作品，都受到學術界和知識階層的關注，儘管離開教職已經18年，他與學界和高校的接觸可能是職業藝術家中最多的一個。

鼠年的春節還沒有過完，徐冰便飛回了美國，伯克利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個演講正等著他，哥倫比亞大學甚至還開設了一門以他的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徐冰學”。

作為具有世界影響的藝術家，徐冰與當代藝術系統之間的密切聯繫是他被央美選中的主要原因。但已經功成名就、名利兩豐的徐冰為何會放棄獨立藝術家的身份，轉而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做一個教育管理者，這令很多人難以理解。

“很多人説我怎麼又回到體制內了？但你説誰不在一個體制內呢，獨立藝術家也在體制內——商業體制，這個體制更嚴酷和嚴格。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態，如果是為了當官，那你可能成為那樣一種人；如果你是因為藝術，那教育其實就是藝術的事情，而且這是一個更大的舞臺。”

對徐冰而言，選擇回中國，回央美，是他與以往行為一致的選擇。

造“假”的藝術家

徐冰的成名始於《天書》，80年代後期，徐冰在他那狹小的房間裏默默地刻了4000多個“假漢字”，並以古代活字印刷的方式印了幾百本線裝書和幾十米的長卷。

這一筆一刀精心製作出來的作品讓人們費解，包括作者本人在內，沒有人知道這些字代表什麼含義。但當人們步入中國美術館展廳時，無不被眼前這些文字震懾，而令所有人惱火的是，面對這些熟悉又陌生的文字，他們無法介入。

創作《天書》，緣于80年代的文化熱，從“文革”的文化荒漠到文革後太多的書、太多的文化爭論，置身於其中的徐冰沒有像許多人陷入“半個哲學家”的夢想中，反而覺得不舒服，於是他想出製作一本書，來表達自己的看法，這就是《天書》。

“文字本來是用來交流、傳遞的，但我的文字是一個不好用的系統。它們通過給人找麻煩、切斷人正常的思維和聲東擊西這種方式起作用。這對開啟人的思維是有作用的，就像電腦，當機之後，重新啟動它，就會獲得新的運作空間。”徐冰説。

《天書》是中國80年代觀念藝術，乃至世界觀念藝術的經典作品。但當時人們對它褒貶不一。那時徐冰是央美老師，因為這件作品，一些老先生認為這個很有功底和潛力的青年藝術家走上了一條“令人惋惜”的路。

引起西方對徐冰注意的是他稍後的一件作品——《鬼打墻》，一件用宣紙來拓印長城城墻的巨型之作。1990年5月的一天，徐冰帶著20個助手來到八達嶺長城，他們在25天時間裏用掉15000張宣紙，300瓶墨水，拓印了一段城墻和烽火臺。

這件作品同《天書》一樣體現了徐冰的性格，他像一個手藝人那樣，上百萬次地重復著用棉錘敲打城墻上宣紙的動作，並將成千上萬的拓片裝裱在一起，最後呈現的是一個尺寸巨大、充滿質感的作品。

1990年，徐冰帶著他作品的照片到美國時，國外的同行們被震撼了。當時美國人對中國文化了解甚少，在他們的概念中，中國藝術就是卷軸畫，當看到一個與他們同樣從事版畫創作的中國藝術家，所用的版畫語言、手段、材料超出他們的藝術思維之後，他們感到驚奇。

徐冰的作品被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的教授推薦給Elvehjem美術館，即便是威斯康星大學的藝術家，也只有一人曾在這裡舉辦過個展，而且只被允許使用一間展廳，但他們卻為徐冰騰出了三間，分別陳列《天書》《鬼打墻》和版畫《五個複數系列》。

這種幸運是同時代其他中國藝術家所無法擁有的，當很多中國當代藝術家在美國為了生存而拼搏時，徐冰一下就進入到國外藝術系統的主流中，這個系統被徐冰稱為是另一種“體制內”。

“天下同文”的理想

展覽、交流、演講的邀請充斥著赴美之後徐冰的生活，這種情形到1999年形成高峰，在那一年，徐冰因為他的《新英文書法》而被授予美國文化界最高獎——麥克·阿瑟獎。《新英文書法》也是徐冰到美國之後一段生活的結晶，在這個階段，徐冰嘗試各種方式來探討文化傳遞的可能性，包括“文化動物系列”、《蠶》等作品。

《新英文書法》是以方塊字的架構書寫英文單詞，作品在本質上同《天書》一樣，是作者對人類已有概念和思維的挑戰。

但這之後，徐冰的作品發生轉變，他開始注重作品的平易近人和觀眾的可進入性。最能代表這種變化的，便是已經進行4年、現在仍在進行當中的《地書》。徐冰説，這是目前他最感興趣的作品。

同《天書》一樣，徐冰仍然力圖創造一套文字系統，但這一回，卻是文盲都可以看懂的內容。《地書》由各種各樣的常見圖示組成，這些圖示來自於各種各樣的地方，比如高速路上的指示牌、飛機上的安全指南、微波爐的使用説明等等。

這種語言風格的轉變，部分原因來自於他對一些西方藝術的反感。

“(很多西方藝術)注重對作品的詮釋，拿出一個假大空的嚇人架勢，其實是一套很無聊的東西。我不希望我的作品上來先把人家嚇跑，或者戲弄觀眾一通，結果作品裏面什麼都沒有。”

産生這種想法時，徐冰已是國際當代藝術系統中的一員，這個圈子由少數人左右，他們是重要美術館的館長、重要的藝術贊助人、大收藏家、知名理論家和策展人。他們決定了這個世界上最前衛的藝術是畫雞蛋還是脫了衣服在街上跑。

但徐冰對這樣的西方藝術開始不耐煩，他在國內那段成長經歷發生了作用，比如藝術要接近群眾等，那些時代印記跟他創作的那些字一樣，已經刻在了他的心上。

其實，無論是《天書》，還是《地書》，都表現了徐冰真正的“野心”，那是對人類文字系統的一種探索。對很多人而言，創造文字的工作非同尋常，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人們賦予了種種神話和傳説。身為藝術家的徐冰也在做這樣的探索。

“我的藝術多與文字有關，這是從20年前的《天書》開始的。現在我又寫了一本説什麼語言的人都能讀懂《地書》。這兩本書有共同之處：不管你講什麼語言，也不管你是否受過教育，它們平等地對待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天書》表達了我對現存文字的遺憾。而《地書》，則表達了我一直在尋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我知道這個理想有點太大了，但意義在於試著去做。”

如今，徐冰的“試著去做”仍在進行時，作為一套開放的系統，有關“地書”的工作會一直進行下去。這似乎已經超出了一個藝術家的工作範圍，但對徐冰而言，他始終在以藝術的思維來從事著各種事情，包括他決定參與央美副院長的公開競聘。他説，“我在其他領域沒什麼才華，也做不好。只有對藝術，我有去做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