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藝術圈，如果説有一個人在近三十年的藝術發展歷程中從末降溫，那麼唯一的答案只有徐冰。他將對中國文字的迷戀化為件件尖銳先鋒的作品，贏得了藝術界的狂熱喝彩。
1977年，22歲的徐冰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版畫係，從內蒙草原插隊回京，成為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畢業後他順利留校並於1987年取得研究生學位，除了作品多次獲獎，徐冰還是當時最重要的青年版畫家和美術學院教學領頭人。他紮實的藝術根底，使他當時創作的素描、小幅版畫至今仍有被作為學生學習的範本。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舉國翻騰的“文化思潮”中，出於對學院裏所盛行的繞來繞去的西哲詞彙和概念的懷疑，1987年，徐冰開始閉門隱居“造字”，在1989年現代藝術大展上展出了巨型裝置《析世鑒》（俗稱《天書》），這幅由4000個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文字、長達幾十米的書法長卷轟動了中國藝壇，後來被西方思想界認為是藝術對世界範圍興起的解構主義的應和，成為中國前衛藝術中里程碑性的作品。1990年移居紐約後，徐冰迅速引起國際矚目。1993年他成為中國最早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藝術家，也就是從他這一批藝術家開始，國際當代藝術界開始關注到中國和中國的藝術表達。1999年徐冰的作品《新英文書法》，將英文字詞以中文的造字方式重新排列，成為特殊的英文方塊字體，這件作品所體現的重構文字的溝通性，對打破中西文化的隔閡的嘗試，使徐冰獲得了美國McArthur “天才獎”和高達50萬美元的獎金，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華人。2004年，徐冰以“9·11”廢墟的塵埃為材料所做的作品 《塵埃》在英國又獲得了當今世界藝術界最大的獎項——“Aretes Mundi國際當代藝術獎”，這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藝術獎項，徐冰也是第一位獲得這一榮耀的中國藝術家。他的作品在過去的十幾年間在世界各地最重要的當代藝術館得到廣泛展出。2008年，幾乎是在一片歡呼聲中，旅居美國17年的徐冰，履新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
徐冰屬羊，有趣的是《徐冰屬羊》也是一件有著豐富內涵的裝置作品，觀眾順著由現代詩句的單詞字母編成的鐵鏈尋找，最終找到一頭與與觀眾對視羊——藝術家本人。當我們順著中國藝術的脈胳發展，來到2008年中國美術館新媒體展的展場，正在新作品《地書》前忙成一團的徐冰，他的睿智、隨和、堅持、理性，讓我們感受到了一個藝術家可以保持三十年先鋒性的奧秘。
徐冰有一頭微長的髮發，戴著一付黑框眼鏡，有點疲憊、嚴肅和距離感，“‘天書’誰也看不懂，而‘地書’則是各個民族﹑各個語種的民眾甚至文盲也能明白的。事實上，這兩種書有共同之處：不管你講什麼語言，也不管你是否受過教育，它們平等地對待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天書》表達了我對現存文字的遺憾，而《地書》則表達了我一直在尋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他微微一笑，笑起來的時候，露出兩顆小虎牙，讓人感覺酷似成人版的哈裏波特。
無論是二十年前的“天書”還是今天的“地書”，追溯徐冰的藝術創作與“文字”的不解之緣，與他的家庭環境有深刻的關係。在北京大學校園長大的徐冰，父母親都是北大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從小的夥伴便是北大圖書館的書山。“尤其我家所居住的那個區域，多數都是中國一流的知識分子，平時並不知道，到後來懂得讀書並接觸相關文化後才了解到他們都是某一學術領域相當厲害的大人物。這些老先生平時低調的態度和為人對我有很深的影響。當時，我好像離文化很近，但其實又離它們很遠，在一些特定的時期，老先生們做不了學術，表現出一種很失常的狀態，知識分子、文字、書籍都處在一種很彆扭的關係中。”
這種“彆扭”所帶來的強烈感受使徐冰為他日後在藝術創作中的文化反思深深地埋下了種子。《一個轉案例研究》（俗稱“動物豬”）是徐冰遭到最大爭議的作品。在展覽現場，描著“漢”字的母豬居下，印著洋“碼”的公豬居上，在眾目睽睽之下立馬“開練”，更有意思的是，公豬幾次累得趴下，母豬卻精神十足，“拉拉扯扯”，極盡能事。作為一個泛政治的批判宣言，這個作品的矛頭不僅指向西方文化對本族文化的侵略、奴役、強暴，對本族文化的“通姦”行為也是毫不留情的戲弄與攻擊。
“徐冰喜歡遊戲于文化和語言之間，他結合新與舊、東方與西方、高與低(意指精英與大眾)，在輝煌的和諧（或不和諧）中産生讓人驚奇的啟示。他的作品的凸出主題是語言的含義、人類交流的能力或障礙，直刺人性的核心。” 在美國國家博物館分支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的展覽前言上，評論家這樣寫道。徐冰的作品看似呈現出來的是對文字遊戲的態度，但徐冰認為他幾乎在所有的作品裏都體現了對文化的尊重和敬畏。“我是漢人，所以對漢字尤其敏感。漢字與它表達的內容之前有一種內在的聯繫與溝通，我的思維方式、審美的態度上，邏輯分析能力，都與中國的文字系統有很大的關係。秦始皇為什麼統一文字，毛澤東為什麼搞漢字簡化運動，那是因為對文字哪怕是一點點的改變，都是對人的思維方式上最本質的改變。文字就是一種最基本的概念元素。”在徐冰看來，文革雖然是對傳統文化的割斷和批判，但同樣貫穿有中國智慧與中國文化的部分。文革割斷了書本、神話、傳奇、四書五經、封建迷信等等，但是中國傳統影響著中國人處理問題的方式，分寸感、敏感度、中庸的精神等等這種直指本源的特質，都通過父母説話的態度，接人待物等每一個生活細節遺傳下來。
對父親的感情徐冰放在了藝術作品《煙草計劃》當中，評論家認為“這是徐冰作品中最少案牘氣與書卷氣，最具感性氣質的一件”。作為對人與煙的關係探討的一部分，徐冰將因患肺癌去世的父親的病例做成一個聲音裝置。有了女兒之後，徐冰的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孩子給我很深的啟發，有一次從幼兒園接女兒回家的路上，她問我，‘爸爸，這是什麼樹’。我不知道，於是告訴她‘等爸爸查了書再告訴你’。她立刻回答‘書裏除了字，什麼都沒有’。她的這句話，基本上是我作品的一個縮影。”
重新回顧徐冰近三十年的創作歷程，我們發現他一直試圖在將固有概念模糊化，他的用意或者並不是為了反對舊約中那個摧毀巴別塔的上帝，使人們重新用同一種語言進行溝通，不過實質上，他創造了一種否定之否定的語言：徐冰的作品面前，人人平等。
“17年前我離開中國去紐約，是希望在一個多元而國際化的大背景下做藝術，在那裏，我對自己的文化變的更珍惜，更看重，更敏感的看到自己文化中挺有價值的部分。17年後我回到國內，除了對美院有濃重的情結，更是因為受到今天中國豐富精彩的社會圖景的吸引。中國正處於一種令人目眩的階段，整個社會在迅速流動變化，這種特定階段下的社會發展，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文明。中國的問題就是世界的問題，極其前衛、極其理論，十分適合藝術的成長。所以，我要回來，回到中國為這個時代提供的大舞臺上。” 徐冰的巴別塔之路，會越來越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