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良先生出生於民風淳樸的遼西農村，家鄉的山山水水以及充滿濃郁鄉土氣息的農家生活，賦予他善良、 寬厚、 熱情、爽朗的性格，也形成了他親近自然、熱愛生活的性情和對真、善、美的無限嚮往。貴良先生自幼喜歡書畫，以自然和生活為師，腦海中那些生動的、雋永的生活畫面，成為他源源不斷的傾訴話題。然而藝術創作僅有生活積累是遠遠不夠的，還需具備很多重要因素，其中良師點撥是關鍵一環。師從於著名畫家劉繼卣，是貴良先生人生和藝術的拐點。從此，他往日那些探尋的苦惱化成了孜孜矻矻的勤奮，他的藝術夢想插上了飛翔的巨翼。劉師擅長動物、人物、花鳥、山水，傳統功力深厚，畫風雄秀兼備，貴良先生近乎“貪婪”而執著地從劉師身上汲取著營養。近40年的藝術實踐，貴良先生一面深刻研磨著劉氏風骨，一面體味和豐富著自己獨特的藝術感受。在作品題材方面，他也在全面承繼劉氏衣缽的基礎上，特別把他喜愛的動物和花鳥題材作為自己的主攻點。後來的實踐證明，他的這一選擇是十分明智的。因為焦點集中，所以能夠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某一領域的拓展和掘進，進而形成自己的藝術特色。
觀貴良先生的畫作，花鳥作品幾乎佔了大部分。從諸如《晨粧圖》《靜思圖》《踏雪圖》《秋戀》《天倫之樂》等這一系列作品名稱當中，你很難想像得到，這些畫的主角竟然都是我們司空見慣的家雞。貴良先生的這一選擇絕對是源於童年生活的記憶和他對農家生活的關注和熱愛。他在《醉沐春風》一畫中題道：“余生於遼西農村，自幼酷愛繪畫，尤喜畫雞。秫籬土墻，晨風曉露，與雞相伴。相與戲嬉，逗趣成歡，跳躍追逐。久之，雞之高鳴低吟、飲啄顧盼、飛鳴爭鬥，皆有所悟。常以石當筆，以地為紙，隨意涂之。成年後，對雞更是情有獨鍾，常以雞為題入畫，但甚覺其中之深奧、路徑之艱辛。”這段樸實的獨白，讓我們洞見一個藝術家感人的成長歷程和為人為藝的謙遜情懷。
王國維論詩有“隔”與“不隔”之別。“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詩如此，畫亦然。當我們吟頌“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時，《詩經》時代“鳥蟲引心”的情境跨越了時空，宛然眼前。於是，我們便看到了一幅幅生動感人、親切樸實而又意趣盎然的畫面。當我們品味貴良先生的作品時，我們仿佛置身於這樣的情境中：在靜靜盛開著的迎春花、扁豆花、菊花叢中，在堆著南瓜、挂著玉米、擺著石碾、散著秸桿的農家院裏，在“無邊落木蕭蕭下”的白楊樹下，在雪落無聲的籬笆墻中，那些雞或閒聚、或高鳴、或迷醉、或靜思、或尋覓、或遊賞它們享受著鄉村的寧靜、農家的富足，享受著四季、享受著生活。這些作品可謂“不隔”甚矣！但是，“不隔”又有淺深薄厚之別。貴良先生的作品流露出的真切、清新決非在庸俗的現實主義中可以得之，而是在厚重之中頗得“蒹葭蒼蒼，白露為霜”那樣的“風人深致”。他將小小生物放在廣闊天地的大背景中，以小見大，要抒發的是他的內心對自然景象的深切體會，要表達的是主觀情緒作用下的客觀物象。“心靈是一張白紙，等待著經驗來書寫”。欣賞著這些多姿多彩的畫面，不由得讚嘆貴良先生深入生活之深、觀察生活之細、體悟生活之獨特。飽覽了畫家這些充滿感情的塑造，我們的心中又怎能不涌起故園之情和對田園生活的嚮往！貴良先生立足於生活，注重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在自己擅長和熱愛的題材上做了富於縱深性和多向性的探索，這一點是尤其值得肯定的。我認為，與一些盲目追趕時風或跟著市場轉的創作相比，貴良先生的專注更貼近藝術創作的本質精神，更能經受住時間的、歷史的考驗。
在對待筆墨的態度上，貴良先生深受其師劉繼卣先生的啟發。他秉承了劉師對傳統文化和中西方文化結合方面的認識，繼續發掘傳統筆墨在當代審美視野中的文化意義和獨特價值。他以多年積累的傳統功力為底色，以鮮活的生命體驗和心靈感受為顏料，為生命寫意、為生活謳歌。在創作中，他採用了工寫結合的形式，以傳統的寫意為主，從符號學和視覺文化的角度來看，既彰顯了線條的抒情性特徵，又在墨與色的運用和皴、染等技法方面表現了一定的傳統功力和時代審美特徵。他的寫意，不是狂怪怒張的塗抹，也不是故作瀟灑的放縱，而是畫家對自然、對生命、對家園的成熟的、深情的咏嘆。尤為難得的是，貴良先生的寫意充滿了質感，在營造意象時“目既往還，心亦吐納”，在“心與物遊”的層面上，生成了情景交融、雅俗共賞的意蘊。
中國畫怎樣體現時代感？貴良先生的藝術實踐給我們傳達了一個資訊：筆墨體現時代，既是一種藝術的自覺，也是一種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應該説，人類真正的藝術創造，其動力從來都不是來自於外在的壓力，而是來自於內心的需要和願望，是真、善、美開出的心靈之花、智慧之花。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經説過：“美是一種心靈的體操—它使我們的精神正直、良心純潔、情感和信念端正。”從這個意義上説，貴良先生的創作更符合藝術創作的基本規律，更契合中國畫深層的人文精神，更能體現我們這個時代的審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