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雕塑研究班的畢業創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大部分作品都來源於生活，有感而發。其中突出的是嚴世俊的彭總形象，標題是《為了真理，為了人民》。他不是把彭總作為大元帥來歌頌的，也不是作為被誣陷冤屈、受盡折磨的老革命來同情的；而是抓住了彭總和人民群眾甘苦與共，血肉相連，不避艱險，為民請命這一根本特點進行塑造的，使彭總樸實而偉大、嚴峻而親切的氣質得到相當好的體現，這是難能可貴的。孫家缽的《屈原像》，“長太息以俺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是他的主題。汩羅江畔怒號的秋風，被放逐的淒涼和屈辱都動搖了不了詩人的堅貞信念。雖然刻畫的是兩千多年以前的事，但經過十年浩劫的人，面對著這個滿目瘡痍的人，大概不難産生共鳴吧？朱達成的《三個和尚沒水吃》是個人人都看到、人人都想到的現實，是個天造地設的雕塑題材，但從沒有人將它做成雕塑品。也許作者多少受到了去年小型雕塑展覽會上寓言雕塑的啟示吧？作者似乎毫不費力地信手拈來，而且做得妙趣橫生。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這些作者有的懷著深沉的憂慮，有的表示了堅強的信念，也有的流露著諷刺的苦笑，只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都沒有麻痹，沒有失望，也沒有看破紅塵，獨善其身，而是拿起雕塑這件利器，説出了人民想説的話。

第二個特點是反對“虛飾主義”，這是建國以來的一個大進步，這是社會主義文藝的一個大進步。解放以來，我們往往過分強調了“歌頌”，過分強調了“樂觀”，過分強調了“到處鶯歌燕舞”，再加上我們這個民族向來就有著“大團圓”的愛好，凡是不大符合這口味的就覺得不舒服，就要疑神疑鬼，後來竟一聽烏鴉叫就不高興，誰畫貓頭鷹就要犯忌了，這種虛偽的樂觀，廉價的笑嘻嘻，在“文革”時期發展到了登蜂造極。幸虧世界上有個“物極必反”的規律，隨著虛偽被戳穿，迷信遭到破産之後，這種調調也就為大部分老百姓所唾棄；隨著實事求是精神的逐步發揚，反對虛飾就成為人們的普遍要求了。趙成民的《大嬸》就是這種要求的體現。他到過延安，確實看到了那裏農村的真實情況。當地的老百姓説：“生活還不如當年”，（指黨中央在延安時）。一個藝術家怎樣去理解呢？他接觸到貧困的一面，但也接觸到，就是那麼貧困的農民，對我們的前途還是充滿信心，還是在盡力地貢獻出的一切。對他這個從北京去的大學生熱誠地接待，使他體會到人民還是像抗戰時期一樣，默默無聲地、無比可靠地、堅強地支援著偉大祖國，這就是《大嬸》的基本構思。他見到的農民，由於生活的困苦，在穿著上已經談不上什麼審美因素，但也正因為如此，卻另有一種北方農民所特有的渾樸、厚拙的鄉土氣息。《大嬸》的造型也是這樣，硬朗、結實、堅定、淳樸。假如我們不去看作者對這種品質的歌頌，我認為是不公平的。應該説這種美是不易發現的，更是不易表達的，作者由於深入了生活，也有了真切的感受，才認識併發現了這種氣質的美，而這種氣質在作者以前的作品中是找不到的，甚至在我們很多展覽會中也是不多見的。當然，這件作品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點，我認為這就是作者不恰當地誇張了某些個別人的不大正常的生理特徵。如果作者不肯同意説他誇張了這一點的話，起碼他也是選擇了，至少是保留了這一併非本質的特徵——即過分突出的下巴頦。因此，很多人第一眼的印象就覺得“太醜”。這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這並不是藝術構思的必要。如果把下巴做得正常一些，我看是不至於損傷人物淳樸、堅強的基本氣質的，甚至相反，去掉了這一點過分吸引了人們注意的地方，總的厚實、質樸的氣氛會更加突出，我想這應該算作敗筆。但總的説來，我還是肯定這件作品的，這是反對虛飾美的勇敢的嘗試，雖然是有缺點的嘗試。

展品中的第三個特點是對藝術形式的大膽探索，雕研班的普遍傾向是注意了藝術形式的新穎和多樣。突出的如劉驥林的《對歌》。作者長期在貴州工作，對苗家生活很有感情。據他説一年一度的蘆笙節，青年男女跳舞唱歌竟延續三天之久。往往男女兩隊“行歌相答”，身體隨著悠揚的節拍左右晃動。作者對這種動人的韻律有深刻的體會，它優美協調，柔情似水。他對這些男女青年們的秉性、脾氣、姓名等都不可能一一了解，而且這些因素在這種場合的確退居次要地位了。正因為如此，他為貴州的黔嶺公園設計裝飾雕刻時，就大膽地去掉了一切不必要的因素，突出了線條的流暢，體面柔和的轉換，空間疏密的空靈，表達了一種歡暢抒情的運動感，一種輕音樂似的韻律美。他的探索是成功的，這件作品為很多同志所理解和喜愛。

還有一個可喜的現象，就是堅持了硬質材料的創作。值得提出的是孫家缽的《屈原像》中，對於老柏樹癭的利用。據我所知，對屈原的構思早在他進美院研究班以前就形成了。泥稿也完成得較早，但一直有個問題不大好解決，就是在風中飄蕩的一堆長袍，又在身子的前面，顯得淩亂無章，極難處理。後來在同學們的幫助下找到了一棵帶著大樹癭的老柏，那樹癭本身的扭曲矯夭，往復迴旋的姿態和紋理剛好體現了作者的構思，巧妙而不囉嗦，多變而不零碎。老柏本身的性質也大大增添了一種古色。可惜作者打木雕的火候還不夠，所以刀法有些拘謹，體現屈原的氣概還嫌不足。硬質材料比原作大有提高的例子還有馮宜貴的《藏族女牧民》。他選了嫩黃的細木，刻得有重點，有生活氣息又富有裝飾性。披的豹皮，在泥塑上幾乎沒法表現，表現了也會顯得繁瑣和匠氣，但在木雕中只是用圓刀寥寥幾下，就顯得逼真而不費力，既加強了藏族的特色，又襯托了臉部的柔和及細膩。又如唐銳鶴的《冼星海》頭像，純潔而堅硬的質感本身就體現了冼星海的高尚品質。他的大批動物木石雕，也都充分顯示出動物性格和質料的巧妙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