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東西方的標準都失效——王華祥訪談

時間:2009-06-12 09:25:55 | 來源:美術焦點

文/杜曦雲

訪談時間:2008年6月13日

訪談地點:王華祥北京環鐵工作室

錄音整理:徐丹丹

 

粉碎既有標準

王華祥(以下簡稱王):這個社會,很多約定俗成的東西,其實是習慣性的。而我自己常常不願意這麼不假思索地順應這些規範,所以,我做的事往往會犯忌,會不合時宜。一個反符號的時候,我拿符號來説事。我以如此巨大的體量做各種“生殖器”,這對於中國的文化來説,是奇恥大辱的。

杜曦雲(以下簡稱杜):冒天下之不韙。

王:收藏家、評論家、大學教師、管理者……,所有有教養的人,都會覺得有點過分。

杜:他們認為是一種赤裸裸的露骨。

王:恰恰是這些看起來不倫不類的東西,觸動了許多人的神經,許多人被它刺傷了。其實,每天有多少展覽、文字面世,但我的這些作品還沒公開展覽,已經讓人憤怒或不齒,甚至是難以評價等。但這個效應也是我預設、期待的一個效應。因為在這樣一個複雜的時代,我們只能用一種同樣複雜的、同樣隱晦的方式來傳達,有時你甚至要以同樣粗淺、下流的方式來傳達。但是,所有的這一切,其實都是一個外像。

我其實是在有意選擇一種道路——先粉碎所有的標準,讓所有的標準在我的作品上失效。

杜:你選擇這種道路的出發點是什麼?

王:在藝術方面,如果你緊緊跟隨、把握現場,其實很難迷失方向。我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破壞者或文化虛無主義者。我長期以來思考的是:我們要走出以往那種單一的模式化思維,線性、區域性思維,以達到一種立體的、綜合的思維狀態。如果始終糾纏在以往的標準之中,往往要出問題——我們永遠會處在那個舊有的層次上。而作為中國的當代藝術,要想真正超越過去和超越西方,我覺得唯一的道路就是要讓所有的中西方標準都失效。

杜:你指的是讓既往的東方或西方文化標準都失效,然後放在我們這個文化現場中,根據現場的需要來決定我們到底需要什麼。如果既往的文化中有我們所需,就拿過來;如果沒有,我們就盡力創造出來。

王:對。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説,我不可能排斥西方,也不可能排斥東方,不可能排斥我所歸納的“第一種力量”和“第二種力量”。我不會排斥任何人,因為實際上他們都可為我所用。我跟很多人不見得能達成共識,但是平等對待就夠了。因為當你平等對待他們時會發現,這些人也有智慧,也有其能量。這就是我的觀點,“官僚和百姓,警察和小偷,醫生和病人,英雄與流氓”一樣都不能少:百姓的存在是為了顯示官僚的權力,小偷的存在是為了顯示警察的作用,病人的存在是為了顯示醫生的技術,流氓的存在是為了顯示英雄的勇氣,垃圾藝術的存在是為了陪襯優質的藝術,小太監們的存在是為了襯托我。但真正的大愛並不都是和顏悅色的。所以,有時我呈現出一種怒像,這其實是現場的需要,其實我根本就不憤怒。

杜:但是要策略性的給它當頭一棒。

王:對。包括“下流”,都只是一種策略,其實真正要解決的問題不在這裡。很多人淺薄、短視到看到一根毛就認為是頭髮。

作為基點的身體

杜:你近期的一系列作品看似驚世駭俗,其實關注的是“身體”的問題,這涉及到本我、原欲等真切的心理。

王:對。在多年來的現場切身體會中,我越來越意識到了身體問題的重要性。

杜:原欲是一個原動力,原動力的問題如果不正視和解決的話,整個動力傳輸系統到最後會走樣的。

王:你這個形容非常準確。身體、慾望是一個發動機,這兩個東西如果沒有了或者出問題了,就是一個空殼或似是而非的偽像。

杜:所謂“以高潔大義之名結出腐臭的果實”。

王:對。身體的問題非常重要。

杜:可以從你自身的體會談談嗎?

王:我憑什麼一個人來對抗學院和當下的藝術系統?其實,這種對抗是非常艱難的,但我又屢屢對抗,我覺得這種對抗的動力首先是來自於天性,就是身體,它産生一種強大的內部力量。然後,當你知道所面對的這些事物有問題,但這個問題你無法言説或梳理時,你會調動各方面的知識和智慧。所以,我認為每個人的能量首先來源於身體的原欲,然後是方方面面的知識。

杜:你談的是最基本的原動力,就是從身體出發。我們承認理性的有限性——它的相對性、局部性、地方性、視角主義等。它雖然有種種痼疾,我們還是需主要依靠理性。但此時的理性,在清楚自身痼疾的基礎上,不應再忽視身體、本能,而是以正視它們為基點,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更高層次的理性。同時,理性當然也要意識到自身的問題,要不斷自我反思、修正。

王:身體慾望其實是一種原始的本能狀態,它常常是盲目的,無法自察。只有理性才能夠觀察到身體,才能了解、超越它,但理性同時又要聆聽身體的聲音。

杜:首先要正視慾望、本能,否則會造成理性的種種遮蔽和扭曲。

王:對,理性本身會變得腐爛、扭曲,就是變態。我覺得中國文化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一直輕視、封鎖、扼殺慾望。所謂的“雅俗”,“俗”主要指身體,“雅”就是超越身體。所以“雅俗”本身就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中需要反思的。

此外,對於身體的聆聽,還有一個超理性的,我稱為心靈的東西。它不是身體、不是慾望、不是知識、不是邏輯,不是理性。但只有它才能夠剖析和觀察到理性。大多數時候,沒有文化的人基本上受的是身體本能慾望的控制,這也是其被貶抑的一個原因,因為這樣的人很盲目,可能處於動物性的狀態,因小利而與父母、兄弟反目。受過教育的人超越了這個層次,但如果他自己的身體被徹底馴服了,最後也可能變成一個毫無競爭力、生存力的人。

杜:變成了沒有實際行動能力的人。

王:這樣的人一旦擁有了權力之後,他對於身體的壓抑,有可能會反過來讓他更加控制別人的身體和慾望。另一方面,他自己可能會更加變態,讓身體本能不加節制的釋放。這種人格是很分裂的:對待別人極為嚴苛、但自己又極端放縱。我覺得,如果理性和身體缺少一種平行生長和互相認同、制約,這種文化所教育和規訓出的人群、種族,就處於一種人格分裂的狀態。所以,我認為在某些特定的時段中,可以讓身體或理性超前一點,但它們的長久關係應該是平行和同步的,否則會因失衡而出問題。

杜:如果失衡,會事與願違。

王:輕視慾望、輕視肉體,一定會輕視物質。高度的輕視肉體和物質之後,中國人就可能會變得極端放縱。高度的提倡精神性之後,中國人就變得極端的世俗、極端的拜物。你越提倡什麼,越事與願違。

杜:但本能有時是罪惡的、淫邪的,並不“合法”。

王:善惡、正邪等,其實就是人類的雙重性,就是半人半神、半鬼半神這樣的狀態。所以必須正視它。我對身體和慾望的赤裸裸的表現,遭到了老中青幾代人的攻擊,有人説“王華祥憤怒了,因為他的同代人非常成功,他嫉妒他們”。“王華祥窮瘋了,想以此發財”。“王華祥這一代人有性壓抑,所以要發泄”。“王華祥過時了,想以此出名”。“王華祥變態”等等。説實話造成這個後果我是有思想準備的,我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並縱容了這種誤讀。對此,我的收穫極大,譬如:從生理角度的攻擊測試出一些人在這道德上的淺薄和虛偽,持妒忌觀點的人暴露了一些人的小人心態和賤人嘴臉,真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別説在中國,就是在全世界,有幾個人的作品和人格可以讓我妒忌?

説我窮的人可能比我有錢吧,那我甘拜下風,説我性壓抑的人我也不辯解,我怕引起家庭矛盾呢。説我過時的人也許有道理呢,因為理想、責任這些東西現在的時尚青年很不以為然,還有那認為我變態的,靠!畫屌就變態了?這類二胰子和太監我就不與他計較了。我的展覽就要開始,謎底即將揭開,那蓬勃向上的屌是中國人“起來”的象徵,那從鐵籠中破壁而出的屌,是自由和解放的意志的顯象,那從樹根和樹榦上生長出來的一簇簇的“小蘑菇”。是慾望中國的最生動的注腳。對我的作品的態度。可以測試出人們的道德,知識和智力的段位。我認為,當下中國的景況,沒有比屌更具隱喻性的符號象徵了。

放棄邊界、接近初衷

杜:注重現場的藝術,大致而言有兩個方向:一個是直面現場中的外部問題,另一個是直面現場中我們自身的問題。實際上,這兩種方向缺一不可。否則的話,往往會看到一些人“金剛怒目”式批判外在問題,但一旦自身面對什麼問題時,那種變態、畏縮、可鄙,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但有些人直面他自身問題時,有時又在其中沉浸太多,導致忽視了另外一個維度。所以,強調現場感的同時,還需強調面對真切的問題。很多作品所謂的關注問題,其實是不痛不癢的,所謂的介入和批判,就是對人盡皆知的淺顯觀念進行一種圖像的轉譯。而所謂的自我表現,又往往流於一種缺乏深度的淺薄情緒宣泄。這些都是淺嘗輒止的作品,從而是可有可無的。

王:中國當代藝術,大多是遠離現場的粗疏之作。今天我們再來談現場的時候,其實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藉口來遠離現場。

杜:最主要的一個藉口是:藝術就應該像藝術,我們不做與藝術無關的事;或者,藝術家是感覺主義者,隨心、隨性。這些論調來源於對藝術的狹隘、陳舊定義。

王:比如:藝術家不是思想家,也不是社會學家、哲學家、神父、醫生。所以藝術家就應該做藝術家的事,畫點花花草草美化一下生活,很多人就把藝術看成這麼一種功能。另外一些人,聽了理論家的話或看了哲學家的書以後,也會表面上重視思想性,重視對文化的批判性,但這些批判大都是作秀式的表演。

杜:自己把自己限定在一個小圈子裏,自産自銷。

王:對。批評家應該去磨練對視覺的感知能力,藝術家應該去學習思辨,了解哲學、社會學、宗教學……。我覺得只有這樣,藝術家才可能變成人類的一種代言者。

杜:或者説一個先知。

王:其實,在歷史中藝術家扮演的角色往往是這樣,在思想家還沒有提煉出概念之前,藝術家就已經先行了。他很敏感地感覺到了,而且用他的方式將所感、所思呈現出來了。相比而言,今天的藝術家其實是非常低能的。

杜:我認為首要問題還是思想的狹隘,主要是對藝術概念的理解方面的狹隘。很多東西對他而言不是藝術,既然不是藝術,當然也就不在他的責任範圍內了,既然與他無關,就排除出去。

王:我曾經也是一個捍衛藝術純粹性的人,因為在這方面我屬於得到了甜頭的一種人。所以,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會把那種技術性的東西拿來衡量非技術性的東西,甚至排斥、抵制。而且我也曾經捍衛過藝術的邊界。那麼,當我放棄這些邊界的時候,其實也放棄了我自己辛苦建立的很多領地,比如説《貴州人》的技術、素描的技術、黑白木刻的思維方法、色彩學。後來又做雕塑等,好像我不斷的在放棄自己的強項。

杜:不斷放棄自己的看家本領。

王:對。但這個放棄的過程,也是更加自信、自由的過程。

杜:你的邊界放棄了,但離你的原初出發點反而越來越近。

王:對,越來越近。人總是痛苦於放棄已把握的東西,當我放棄了這些東西之後,我發現其實它還是你可以把握的,或者——沒有一個不是你依然可把握的,也沒有一個是你還能把握的。這種狀態特別有意思——既要技術又沒要技術,既要“藝術”又不要“藝術”。藝術不再是我的工作方式,而是成為了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實,它就是生活本身。

杜:畫畫方面,也是這種類似的狀態嗎?

王:有時越畫越慢,有時越畫越快,甚至什麼時候想停就停了,感覺我已經不再設定一種目標。在過去,我可能會把每張畫畫得像整容那樣,因為那個目標是多年的教育賦予我的。你所掌握的那麼多複雜的知識、記憶、問題,最後都變成一種本能,或者説回歸到一種本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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