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習慣認識中，“風景”有兩個含義：一是指中國畫中的“山水”，另一是指西方風景畫中的“自然風景”。經過兩千多年的創作實踐，文論敘述，“山水”已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也正因為如此，在近現代的社會轉型中，“山水”成為亟待重新認識、重新審視、重新感知的對象之一。儘管江山依舊，但物是人非。當代人面對曾被古代人反覆觀照的物理“山水”，以何種姿態既能與古人銜接，又能表現出時下心態，實在是一個艱巨而又亟待解決的問題！西方風景畫在荷蘭畫家雷斯達爾（Ruysdael）和霍貝瑪（Hobbema）手中取得獨立地位。19世紀初西方迅速進入工業社會，英國田園詩人出現的同時，英國畫家庚斯博羅（Gainsborough）、透納（Turner）、康斯太布爾（Constable）使風景畫進入了另一個全盛時期。究其原因，實在有“逃遁”工業社會的意味，這和中國山水畫家的泉石笑傲、臥以遊之有互通之處。區別之處在於，中國山水畫家與山水交融，視山水為主體的外化，而西方風景畫家把“自然風景”作為客體，視其為供己觀瞻的客觀對象。

無論是中國山水畫家和西方風景畫家，都要面對“風景”是否“入畫”的問題。中外畫家對風景的選擇都不是隨意的，而是有所選擇。當印象派畫家把“巴黎街景”作為“風景”表現時，當新山水畫把新中國的建設成就（馬路、汽車、通訊塔）畫進山水畫時，所引起的譁然可想而知。但是無法回避的是，隨著時間推進，“風景”一詞的外延在不停擴大。諸多在19世紀被質疑的工業場景已經成為現代人的審美對象。在上世紀，紐約的摩天大樓成為美國最重要的“風景”，而不再是牛仔們闖蕩的西部大平原。在中國，上海這個“東方巴黎”寄託了民國文人的無限嚮往，而不再是江南山水。“城市化”的驚人進程早已經轉移了藝術家的注意力，在21世紀的今天尤其如此。

20世紀90年代以前，人為造成的城鄉差距使中國城市成為農村人的嚮往地。尤記得小時候騎自行車去縣城，看到遠方煙筒時的興奮之情無以言表。帶來污染的煙筒成為我要接近的城市的標示。在我的腦海中，煙筒下面聚集著衣著鮮亮的人，擺著散發著包子香味的小攤。百貨大樓的櫥窗可以照出我的影子，我的影子和裏面的商品相互交織——對我來講都是虛幻的，可遇而不可求。那時候的城市和鄉村是隔離的，涇渭分明，戶籍制度就是楚河漢界了。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興起，被解放的農村勞動力迅速涌進城市，以前作為欣賞對象的城市成了農村人口可以進出的領地，但是“領地”是城裏人的，他們是外來者（外來務工人員——“民工”）。伴隨經濟的迅猛發展，城市在平面上迅速擴張，在高度上日新月異。城市中的人際關係迅速變化的同時，作為物理實體的城市也在迅速膨脹。與城裏人、民工關係密切的城市實體可“居”、可“遊”，無論是處於城市中心，還是遊走在城市邊緣，城市的高度、廣度都可能使它成為人們的現實“風景”——“挪威的森林”。在城市地位迅速上升的同時，農村也經歷了迅速變化。曾和城市涇渭分明的農村和城市的關係變得曖昧不清。城市的廣度使農村相形見絀，城市的高度改變了農村的天際線。與城市的光潔、整齊、秩序、先進相比，農村顯得雜亂無章，平坦乏味。城市極強的凝聚力使農民的心中都發生了極向偏移，這裡涌動著青睞城市的暗潮，而讓他們忽視了腳下的土地。

作為藝術家的蘇新平在城鄉交界處有一個大畫室，他每天去農村畫畫，每天回城市生活。他是一個城市人？不完全是；是個農村人？也不完全是。他與城市、農村若即若離，城市和農村都和他有關，又和他無關。他去農村畫畫，感覺放鬆、安靜，這裡是他逃逸的目的地。但是農村也不是“凈土”，這裡充斥著垃圾與愚昧，讓他形同陌路。城市給他提供了優越的社會地位，富足的生活，便利的交通。但是這裡噪雜、混亂、充斥著慾望，讓他心煩意亂，是他亟待“逃逸”的出發地。有趣的事，這樣的邊緣地帶讓蘇新平取得了一種審美立場，於是“欣賞”城市、“欣賞”農村成為可能。城市和農村都成了他的“風景”。

於是我們看到了畫面中的蘇新平（“觀者”）的立足點。他遊走在城鄉接合部的黑色土地上，郭熙式的“卷雲皴”在土地上張牙舞爪，烏黑的土地可能很快就會被城市所吞沒，這是寄託了幾代人希望的沃土。“觀者”徬徨于農村廢墟之中，訴説著對城市的理解。那個“觀者”想的是什麼？他所觀望的是城市，他所處的是農村，他在農村是一種什麼狀態？他對城市又是怎樣的一種觀望？農村的土地是灰色的，農村的人也是灰色的，充滿著裂痕，充滿著流質，充滿了陳腐的味道。城市是黃色的、褐色的，光亮之中喧囂滿天，凝結為油漆狀，滴落在畫面上。畫中煙霧瀰漫，遠方影影綽綽的好像是煙筒，但不實在，是消散的、瀰漫的，像在天際線上漂泊不定的油輪。在蘇新平筆下，城市濃煙四起，炮火連天。這是一個被焚燒的城市，被毀滅的城市，處於戰爭中的城市，被汪洋大海包圍的城市。那是焰火？是炮火？是海洋？是陸地？是廢墟？還是文明？在蘇新平的心中，他對城市的批判要大於對農村的批判，這其實也很符合中國的現實。在中國，正是城市的擴張與膨脹左右著中國的發展狀況。城市充斥著慾望，它在迅速的走向成熟，但是“迅速”背後是對速度、數字、財富積累的極度狂熱，喪失的是冷靜，品質，悠然自得的狀態。

“風景”選定以後就是繪畫創作，這必然涉及到繪畫技法問題。中國美術院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下鄉寫生。為什麼要下鄉才能寫生？是不是因為美院所教的美術技法不適宜表現城市？如果把天安門、人民大會堂、長安街當作“風景”，那麼繪畫技法和表現對象之間有沒有一種天然的共鳴關係？即使表現出來，在畫面中，繪畫技法更重要，還是表現對象的特徵更重要？李希特式的“平涂”技法在中國的風靡是否有這方面的原因？技法和表現對象的連接必須是有效的，技法才有生命力。如果“連接”是不成功的，是無效的，那麼技法必然會走向衰落。例如，上世紀50年代至今的中國畫家紛紛表現藏族題材，除了各種客觀原因外，有沒有國畫技法和藏族“衣飾”的天然契合關係在起作用？ 80年代初期許多油畫家也表現藏族題材，是否存在印象派繪畫技法和藏民“衣飾”的天然契合關係？繪畫技法與繪畫語言本身都和繪畫種類有著密不可分關係。

蘇新平説他重視繪畫中的“繪畫性”問題。他重視繪畫過程中油畫“筆觸”的自我表現力。我們知道，在繪畫中，筆觸余彰顯，表現對象便余破碎。當繪畫不必再為再現客觀世界服務的時候，筆觸就會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零亂的筆觸破壞了物體的邊緣線，構成了物體內部的嘈雜世界。構成筆觸的顏料時而構成身體的血肉，時而結晶為花瓣上的露珠；時而飄蕩在空中，浮雲一朵，時而下沉到泥濘小路，顏料一堆。明顯的筆觸告訴觀眾：你面對的只是一堆顏料；顯露出來的形象又吸引你進入一個虛擬的世界。筆觸與形象異質的結合呼喊雜交的狂熱，一切發生在禁忌的邊緣線上！而蘇新平正是表現的“城鄉交界處”，在這個地方，城市和農村的邊緣在“交戰”。處於邊緣狀態的“觀者”是“交戰”的具體體驗者。蘇新平的“筆觸”使所有表現對象都處於動蕩不安之中：土地不再堅實，天空不再燦爛，所有的物體和人都向上飛去，但是“飛翔”又是那樣的不可實現，凝脂般的“筆觸”表現出極強的物質性，蘇新平把現實硬性地呈現到觀眾的面前，誰都無法不去正視。

空間迷蒙，透視不再延伸，所有的人和物都仿佛體驗著自己的存在；時間雜亂，沒有故事的城鄉之間只有選擇前的靜謐，筆觸飛揚的風景線飄移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