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那一年正是人們常説的“自然災害“的最後一年，也就是1962。母親從報上經常出現的詞中為我選擇了一個能帶來希望的名字——展望。

我從小的家是在北京西邊城墻下的護城河沿兒，那是由一排排像營房一樣的工廠宿舍組成的大院。父母同在北京最大的一家印刷廠工作。父親是從山東老區隨報社遷來的，母親是從濟南初中畢業後返回北京老家的。我從兩歲到四歲被送到外祖父家生活。這是一個典型的北京老式民居：中間正房兩邊連同耳房和側房一起圍成了一個院子，在院子中央有一隻大陶缸用來養魚，還有一棵大棗樹。房間佈局也是老北京式的：八仙桌、條案、中堂畫（我外祖父自己畫的）、對聯（也是他自己寫的），還有大花瓶等。每天晚上都要把紙窗簾捲起來。外面扣上木板，看起來很安全。

那時侯有兩件事使我至今不忘，一個是由於父親的所謂“政治問題”我那“營房”式的家經常遭到“襲擊”。再一個是我那時雖然只有六七歲，但是居然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拆城墻的活動。記得那些磚上刻著字和年號（後來做了我家自建的廚房基地），每當我感嘆北京沒了漂亮的城墻時也不禁有些尷尬。我記得我有一個讓父母頭疼的“壞毛病”，就是總是喜歡在書本上畫各種圖畫和小人兒。這個“愛好”一直保留到我開始專業繪畫學習為止。不過我也有另一個讓父母踏心的愛好：只要我搭器積木來，就會全神貫注地從早到晚不動地方，甚至忘了吃飯睡覺。

北京發生大地震那年，我開始隨外祖父學畫國畫絹片。看著那些另人著迷的古代亭臺樓閣，依山傍水，我直鄉進去。後來又在舅舅的指導下學習畫靜物素描，範本就是哈定那本《怎樣畫鉛筆畫》。上中學後負責出黑板報，當時我第一次公開展出的作品是一張雷鋒的素描像。初中畢業後我考如當時北京恢復招生的工藝美術學校，學習特種工藝。記得我的報考作品是我自己創作的《李自成》，考試時畫的是古代俠女“紅娘子”。當時普遍認為相對於革命樣板戲，這已是現代藝術了。在美校我們按前蘇聯的教學體制學習素描和泥塑，話素描我不是最好的，因為我重視畫的很黑很臟。我們學到的課程還有古代雕塑、陶塑、玉器、木雕、色彩、國畫山水、人物、花鳥以及圖案等幾乎所有藝術門類。臨畢業那年我們遊歷了山西陜西的幾乎所有古代陵墓、寺院和博物館。我們當時已經開始接觸象畢加索、羅丹、布德爾、甚至亨利·摩爾的藝術了。

美校畢業後，我被分到一家玉器工廠做設計。我沒能為工廠創作一件能買掉的玉器産品，但卻花了一年多的時間為廠裏工人辦美術訓練班。就像當年凡高拼命向煤礦工人布道一樣，我也想把文化帶給工人，但結果卻使這些工人更不願意在廠裏幹幹活兒了。

考入中央美院雕塑係以後，開始正規學習蘇聯和法國的傳統。我的藝術從習作狀態轉入創作狀態是在我進入從加拿大講學歸來的司徒傑教授的工作室以後。在那裏我們經常為藝術而討論，這至少讓我學會了思考。為了完成畢業創作，1988年我獨自遊歷了大半個中國，北至墩煌麥積山，南至天涯海角、廣州、深圳。回來後我越來越感到不知所措了，因為我看到在中國土地上的南北差距太大了；我感到我喪失了歸屬感，於是就有了第一件大型創作——街道。

1996年8月27日

美術文獻 1997，1總8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