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青

印度尼西亞的海洋和森林深深地吸引過我。我每每決定不久就去遊覽。我曾定過許多計劃，打算過多次旅行，其中一想起來就使我高興的就是準備去遊歷蘇門答臘群島和爪洼的森林，這是十幾年前的事了。直到現在我始終沒有去過這些地方，除了在巴厘島的短暫停留。我忙於工作、賺錢、開展覽，看電視以及養家育女，走不開。我用日復一日的生活代替爬山渡海以滿足我對遊歷的渴望。可我仍然定計劃，這是一種雖然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人能禁止的快樂。我常常夢想有那麼一天，我漫遊印尼群島，越過海洋去看我所嚮往的森林和湖泊。然而，年齡不斷增加，青年變成中年，中年以後的時代更快更壞。有時候我想到也許我將要衰老得不能去看爪洼的森林和蘇們答臘了。

這些想像常常在我的心頭。

某日，我行徑在北京的後海。這是一片相對完好地保存了北京舊時風貌的區域，在這個城市，“現在”正饕餮地吞噬“過去”，後海如同孤島，維繫著我們與前人、與千百年過去的生活的聯繫，讓我們感到時間原來是有來處，有縱深。

但後海已燈紅酒綠，它變得妖治、曖昧，都市新貴們以混亂、矯飾、自鳴得意的趣味改造著這一地區——經過一間又一間的酒吧。我猜想這一幢幢的房子裏可能多少年前居住著詩人、武士、和樸素的百姓，我知道其中的一間住過曾旅居南洋的鬱達夫，一個朋友在那酒吧的洗手間裏告訴我：咱們正在鬱達夫的家裏撒尿。

然後，我在後海的荷花市場看見了“印尼”：一間連著一間的酒吧，“蓮花”、“布達”，“面孔”，巨大的玻璃窗內，琳瑯滿目地堆陳著巴厘風格的傢具、佛像、面具、木門半遮，門內明亮的燈光炫耀著一地的鵝卵石和海灘貝殼、溫室中的熱帶植物•••••

來到這些酒吧，就來到巴厘島？就來到蘇門答臘？！

這時我想起了Ao fin 和Astari，一對我在印尼認識的居住在巴厘的藝術家夫婦。我知道後海岸邊的那些間酒吧與他們無關。但近年在中國都市生活頗具規模興起的“巴厘島熱”，和“東南亞熱”中，巴厘島的風情和東南亞的文化被描述和界定出某種化石般的文化本質，並成為一種消費品。人們對於巴厘島的體驗和想像，除了津津樂道其天堂般的美麗，其餘的什麼也看不見。但“天堂”只是有義務永遠徹底地向外人和遊客展現它的美麗嗎？正是與Ao fin 和Astari的結識，了解他們的藝術以及傳奇般的生涯，給像我這樣無知的人揭開了巴厘天堂的光環之下的真實躁動的困境的一面。

兩年前的一個黃昏，我在巴厘島造訪了Ao fin 和Astari夫婦的畫室，這是一座優美如畫的庭園和溫馨的木屋。晚風拂煦，潛草低吟，四週蛙聲動地，天邊鐮月如鉤。我們在木廊下徹夜長談，享受曼妙的樂曲和杯中的美酒，傾聽這對藝術伉儷對我敘述他們浪漫的情感和傳奇的經歷。那天的聚會，帶給我不期而遇的藝術震撼，更驚異於兩位藝術家旺盛的藝術創作力和熱烈的激情。外形俊朗的Ao fni有著無窮的爆發力，他的作品是在不銹鋼板的材質上，直接用槍擊出的彈痕，造成強烈的視覺衝擊，金屬雕塑上的彈孔像怒放的生命之花，淒美而哀傷。美麗的女主人的作品似乎是其優雅的外表的反串：她在自畫像中喬裝的殺手冷艷逼人，暴力化的姿態被光鮮亮麗的商業廣告的包裝所掩蓋。顯然，他們的藝術超越了我們在東南亞藝術中司空見慣的那種理想化的鄉土風情或讚頌綺麗熱帶風光的藝術面貌。Ao fin認為：通常印尼傳統的藝術表達既美麗又浪漫，有如天堂。一切都如此平靜宜人。這種藝術只帶有一種意義：獻給外國人和遊客。如果繼續遵循這種設定的樣式，人們將受到阻礙。無法表達真正的自我和所處的現實。我對印尼文化和歷史知之甚少，對兩位藝術家的藝術更是幾乎一無所知。但仍能夠感受到他們試圖以這樣的創作，表達對於世界和社會的強烈關懷、對自我熾熱情感的審視以及印尼當代藝術家參與到國際性藝術討論中來的熱切願望。正如藝術所表現的現實，發生於這個天堂般的島嶼的一次次爆炸和恐怖襲擊與美國9•11的卻難，是怎樣改變了世界的風尚。在長時間的和平繁榮期後，一個個突然性的災難事件，使我們告別了對世界過分的一廂情願、簡單和理想化的粉飾和理解。同時，也更激發了藝術家對世界的好奇。巴厘天堂般的世界不僅是由那些昔時的殖民者核心的遊客和消費者的名利生活所構成，它也意味著阿拉伯、爪洼人和原住民那些痛苦的臉龐。很多時刻，我們正是通過觀察別人來了解自己。世界已經發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藝術家也發現在這些鏡像中的自己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那些傳統的制約因素，一下子消失了，而一些新的命題則迅速凸現出來。

華藝沙年初就告訴我Ao fin 和Astari夏天將到北京798的空間中舉辦展覽，他們的近作更是對印尼現實社會的全球化和後殖民語境的深入思考：在Ao fin的創作中，作為地域文化象徵的印尼文字和民間皮影被與西方商品生硬交配； Astari則將自我形象想像為可以出走和穿行國際間名勝故地的女俠。這些過分戲劇化的場面，也出人意料地將藝術家的作品推向了更為核心的位置。兩位印尼藝術家對於現實的描寫與想像，絕不是對某種裝飾或材料的偏執。更多是出於藝術家對人的處境的極度關注。事件和描述，尤其是對現成物的直接性的選用和揭示力量。在他們看來，提供了與現實中各種人直接接觸的經驗途徑和表達渠道。對政治與文化的問題提供了超越對立與衝突層面的另一種解讀。他們的作品流露了濃厚的矛盾和危機感，同時也隱喻著人甚至宇宙、生命的虛無。在一個被恐怖主義、商業醜聞、經濟下滑包圍的不確定的時刻，藝術家的創造，給人無窮的想像力。在災難過後，修復內心的創傷比重建城市和樓宇更艱巨。藝術作品常常觸及到人性普遍和根本性的問題。它直指現實，又要撫慰人心，重樹對於生活的價值和信心——藝術的作用如此重要。

天堂依然美好，卻並不平靜，桃園樂土也充滿著人的困惑：隱藏著懷疑、仇恨和暴力。兩位藝術家的藝術正是源於我們時代的現代性焦慮，是我們面對人生、現實抑或死亡的極端處境時的真實寫照。也揭示出天堂光環之下的躁動和困境：使我反觀自己和所有的人們，嚮往烏托邦式的理想樂土，前往天堂的遊客和朝慕者，我們心中共同深藏的不可救藥的空虛和自欺。

在日益全球化、地區差異與文明衝突的處境下，即使身處“天堂”，也無法安頓自己的靈魂。

2008年6月27日夜于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