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怡孮的花鳥畫創作，真正讓人感受到一個“大”字，畫幅大、形象大、氣勢大、內涵大。映襯如此熱烈昂揚畫面的是大自然的壯美和時代生活的繁榮，體現出深厚民族文化積澱所勃發的大氣象。

中國花鳥畫怎樣走向現代？怎樣成為當代文化的載體？這是郭怡孮長期以來所思考和實踐的課題。郭怡孮的創作與他的理論、他在中央美院的教學是密不可分的。他有一種使命感。他努力創造屬於他自己、更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程式。所謂“程式”，即是藝術家探索並掌握了的用相對穩定的藝術方法表現自然、自我的規律。它包括獨特的藝術結構、筆墨語言和情感、價值取向，又是一個不斷地學習建立、發展破立的過程。

郭怡孮認為，“新程式”就是要從古往今來的經典程式中、在大自然的豐富形態中尋找和發現新的生存空間，見人之未見，發現新的天地。而這種創新的核心要使中國花鳥畫具有現代意識。這種現代意識既包括內容，也包括技法、形式。在技法方面，他提出“技法重組”、“重彩寫意”，主張“不擇手段”，廣為吸收，多元發展。這也正是近代花鳥畫創新的出發點。從上世紀初起，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中國畫面向大眾，面向生活，進行全面改革，人物山水畫變化較快，而花鳥畫現代意識的覺醒和表現，則有更大的難度。針對這一難題，郭怡孮在創作上予以突破——以主題直覺形象性回應社會性，以主體環境壯美感來體現時代感。

在主題性花鳥畫創作中，他繼承了齊白石的《和平頌》、潘天壽的《雁蕩山花》、李苦禪的《夏荷圖》、郭味蕖的《驚雷》等優秀創作傳統，兼顧思想的深刻和主題的完整，使藝術形象獨立、鮮明。他創作的《日照香江——為1997年香港回歸而作》，是他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列席全國人大會議時的創作衝動。他“畫紫荊花，用礦物質顏料和金屬顏料，表現輝煌莊嚴和秀麗，採用截斷法構圖，舍去老幹粗枝，使花葉如瀑，迎日探水，增強了畫面的歡快和力度”。

以主體環境壯美來表現現代意識則是郭怡孮的突破，且融主體與環境為一體。他曾經登臨一個太平洋的小島，“見島上野生蘆花一望無際，陽光燦爛，海風吹來，片片蘆花如萬帆涌動，與海共舞。我落筆之際，胸中浪涌波翻，腕底自生風浪，大筆橫掃一氣布成陣勢”，創作了《與海共舞》這件名作。《赤道驕陽——我的內羅畢宣言》是畫家造訪肯亞內羅畢聯合國環境總部後的有感而發，是畫家為保護人類生存環境而發出的吶喊。畫面上大片的刺桐樹，火紅如烈焰，像一面高揚的旗幟，呼喚人們尊重自然、順從自然，和大自然和諧相處。

當郭怡孮把花朵放大、色彩加艷、加大其視覺量和表現狀時，一些人開始並不習慣。他幽默地説，電影史上剛出現特寫鏡頭時不也把人嚇一跳嗎？而看到他那種鮮活、瑰麗的大花時，一位參加過抗日的老畫家興奮地説，對，對，就是這樣，當年我用鬼子的鋼盔在太行山上營地門前種出來的百合花就有這麼大，這麼好看。

在這一系列的創新背後，是郭怡孮“大花鳥意識”的覺醒。他認為畫家通過富有情感和生命的花鳥形象，表現客觀世界與主觀體驗，這種創作方法是“大花鳥意識”。它具有客體的生命自律、主觀的精神感悟、作品的文化內涵和思想的社會深度，其本質是一種人文關懷。何海霞先生看了郭怡孮畫展後對他説道：“我向你祝賀，你擁抱社會，擁抱自然，擁抱生活，這是你的心態。”

郭怡孮把這一價值取向，更推向於“一種整體精神和氣質美，那蓬勃的山野之氣和生生不息的精神”，一種浩浩蕩蕩的平民意識。他把這一發展趨勢概括為“從野草也是我的花園到大麓畫風”。《淮南子》曰：“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這種天人合一、浩然大氣的境界，正是郭怡孮要傳達的現代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