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任何時候都應保持積極、樂觀、向上的精神，處順境時勿得意，處逆境時勿悲觀，一切處之泰然，始終保持平穩的心境。
王琦1918年1月4日出生在重慶一個具有深厚文化藝術氛圍的家庭。他父親是實業家，又是思想進步、熱愛文化藝術的教育家。家裏收藏的中外文化典籍、名家書畫充箱盈架，優越的家境使他受到良好的思想和藝術熏陶。加上他的聰明好學，為其後來的藝術成就打下了厚實的文化基礎。16歲時，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憑藉勤奮好學受到劉海粟校長的格外器重。三年美專的學習，打開了他的眼界，既學習掌握了美術創作的技法技能，又飽覽了西方現代藝術的各種流派。這期間他學習創作的許多作品，成為學校給後來同學臨摹的範本。
1937年大學畢業後，他憑著一腔報國熱血，毅然放棄出國深造的機會，于1938年4月來到武漢，參加周恩來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直接領導的“三廳”（即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前身）開始創作木刻畫。在這裡，王琦接觸到了大批的文藝界知名人士，如田漢、陽翰笙、夏衍、馮乃超、洪深、羅工柳、盧鴻基、關山月、吳作人、李可染、葉淺予等，耳濡目染，切磋技藝，成為他迅速成長的重要社會土壤。同年8月經過長途跋涉，奔赴延安魯藝美術系（實際上就是木刻係、版畫係，因為當時沒有國畫、油畫等畫種）同羅工柳、王式廓、力群、盧鴻基等人一起隨胡一川、沃渣學習木刻藝術。胡、沃是三十年代很有名望的木刻家。在延安，他還多次聆聽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徐特立、賀龍、周揚等人的演講和報告，大大加速了他政治上、思想上和藝術上的成熟。他在武漢時就反覆研讀了發表在《新華日報》上的毛主席的《論持久戰》，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心。後又學習《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文章，更進一步堅定了跟共産黨走，爭取建立一個新中國的革命信念。
學習結束後，根據他本人的要求，經過沙可夫院長批准，回到他的家鄉重慶，進行版畫創作。此時的重慶，已是瘡痍滿目，在日寇殘酷轟炸的高壓之下，王琦依然熱情飽滿地以筆為槍，進行抗敵。這段時期，王琦創作出了《警報解除以後》、《嘉陵江上》、《馬車站》、《買平價米歸來》等一大批揭露黑暗，嚮往光明的黑白作品；這時期的作品革命傾向鮮明，刀法簡潔，黑白對比強烈，反映了抗日戰爭年代中國勞苦大眾在鐵蹄下的苦難生活和抗擊日寇的悲壯場景。
1955年反胡風運動時，因王琦與胡風有過交往而遭到批判審查，長達八個月之久。他卻一邊接受批判，一邊繼續進行創作。其中，可稱為王琦在版畫藝術上的代表作之一的《晚歸》，即創作于這段時間。1956年，他的問題得到解決後，《晚歸》在國內外報刊上發表竟達30余種之多。到了“文革”，王琦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卻能泰然處之。“我始終認為這樣的日子終會歸去，光明總會到來。有的同志忍受不了那種肉體和精神上的煎熬，而我卻一直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對待現實，終於等來了光明。我始終堅信馬克思的一句話：‘我們共産黨人最大的本領是善於等待和忍耐。’”今天談起來，王老話語間依然充滿了自信和堅定。
一個安定和睦的家庭，是個人事業成功的重要基礎。
在王老的家裏，讓我們感受最深的還是濃濃的親情。寬闊而裝潢考究的新居裏，一進門便是王老和夫人韋阿姨的放大了的照片，兩張照片中間是王老的畫作——曾經生活居住了幾十年的舊居外景。此畫使我們感慨不已——生活一旦藝術化，或者用藝術的形式錶現出來，其實是多麼的美呵！客廳正面的墻壁上懸挂著王老的兩幅書法作品。另外的墻壁上，挂滿了家人的照片。尤其使我艷羨不已的是一張王老的全家福照，二十口人，歡聚一堂，非常幸福美滿。我一直認為，老來子孫滿堂，膝下承歡，乃人生最大的幸福。從王老和韋阿姨那滿足的笑臉上，似乎證明了我的看法。
88歲的王老和84歲的韋老已經共同走過了66個春秋,可謂榮辱與共，患難夫妻。談及過去的苦難歲月和今天的幸福生活，二老感慨不已。
“朋友們常常説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我自己也這樣認為。2000年4月，當我們結婚60週年，中央電視臺‘夕陽紅’為我們拍攝專題片時，把我説的一句話當作主題體來宣傳，就是‘一個安定和睦的家庭，是個人事業成功的重要基礎’。我在紀念宴會上向眾親友們致答謝詞時説了這樣幾句話：‘我們之間的愛情基礎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幫助。’父母的相愛是給予兒孫輩最大的遺産，作父母親的不要給晚輩留下任何精神上的創傷和遺憾。要讓他們從我們父母身上看到幸福、和睦、光明。家庭是構成國家的基層單位，如果家庭不和睦，國家也得不到安定團結。所謂家和萬事興，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王老現有四男二女六個孩子，他們都以有這樣一對恩愛的父母而感到幸運。他們在結婚時，都許願：“要像爸爸媽媽那樣一生相愛矢志不渝”。
在藝術事業上沒有什麼訣竅，兩個字“勤奮”。
談到王老在藝術創作方面所取得的傑出成就，王老説：“搞藝術不經過一番勤學苦練是不行的，在這方面沒有什麼捷徑可走。老老實實在基礎功上下功夫，手勤、腦勤、腳勤，多動手練功夫，多用腦思考問題，多用腳深入生活。悶在屋子裏是不會搞出好作品來的，必須苦練基本功，必須深入生活。”王老這樣講，也是這樣做的。新中國成立後，在各個重要時期都留下了他勤奮而閃光的藝術業績。60年來，他創作了大量木刻版畫作品，受到國內外美術界廣泛讚譽。他堅持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博采世界版畫藝術之長，結合中國傳統版畫藝術的神韻，形成了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和時代風貌。
生命在於樂觀，生命在於運動。無自私自利之念，無整人害人之心。
今年已88歲高齡的王琦，精神狀態和身體素質非常好。走路非但從未用過拐杖，反而經常大步行走，步履矯健。他説：“養生之道很簡單，生命在於樂觀，生命在於運動。我們都以樂觀的心態來對待一切事物，這是長壽的基本。我還有兩句話‘無自私自利之念，無整人害人之心。’這樣就可心安理得、無憂無愁地過日子。否則，你自己的心思都耗費在損人利己，盤算人，計算人的歪門邪道方面去了，你自己也活得不舒服，活得太累。又怎麼談得上健康長壽呢？”一番夫子自道，不僅談出了長壽的“秘訣”，也道出了做人的道理。他在主持中國美協工作期間，就表現出了崇高的領導風範和高尚的道德修養。他到中國美協工作時，正是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不久，那裏的思想一時比較混亂。有人曾勸他帶幾個“自己人”一起去美協，不然難於開展工作。他則堅定地表示：“我是黨員，個人要服從組織的決定。我不搞幫派，不搞小圈子，也不帶人去。我要靠堅持原則，靠辦事公道，靠自己的人格力量搞好工作。我相信美協的絕大多數同志是公道的。”後來實踐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他在美協，不計名利、艱苦奮鬥、廉潔清正、平易近人、熱情服務，以自己的寬廣胸懷、穩健處事等特有的人格情操與深厚學識，贏得了支援和擁戴。
談到這裡，在座的王光英原秘書、現任國際中國書畫家交流促進會秘書長張金衛插話説：“以前我們搞書畫交流活動，找到王老請他審批，他從來不看是什麼人在搞，而是看搞什麼活動。只要符合人民利益的，他二話不説，馬上給辦；如果是幾個人為賺錢搞活動，説什麼好聽的也白搭，不給辦。老爺子就這脾氣！”王老聽著，默默頷首。繼而笑著用重慶話説：“我不曉得現在是怎樣辦法，（要是）我還是沒得變！”
2005年，王老將自己一生的藝術成果和所藏國內外版畫悉數捐贈給中國美術館。這些作品伴隨他數十年之久，經歷了風風雨雨而得以保存下來實屬不易，其價值可想而知。當我問及王老為什麼這麼做時，他説：“我的作品和收藏品能捐贈給國家是最好的歸宿，我不願它們流入市場，流入私人手裏。我一生從藝是為人民，我的作品最終歸於國家，這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也了卻了我多年的一樁心願。我這次捐贈給中國美術館的作品中有幾百幅生活素描，便是在這些工農業建築工地上寫生得來的。而且在那裏經常得到工農弟兄們的良好意見。我的作品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得到理解和認可，不是讓少數人來欣賞的。”樸實無華的話語，表現出的卻是一位老藝術家的博大胸懷和高超境界。我想，也正是基於這樣的創作理念，王琦的畫才深入人心，影響深遠。在1998年王琦先生從藝60週年紀念回顧展覽會上，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高佔祥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記者採訪時説了這樣一句話“他的作品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和欣賞，這可比得什麼獎都要厲害！”這句話充分肯定了王琦的藝術成就，其實也道出了藝術創作的真諦。
藝術是人的精神勞動産品，不是靠先進技術可以完成的。
我問王老：現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浮浮躁躁，不能沉潛下來讀書創作。加上電腦網路的發展普及，使複製成為更加便捷的手段，電腦繪畫也就應運而生。您如何看待這個現象？王老對此也是十分感慨。他説：“我不欣賞電腦作畫。藝術是人的精神勞動産品，不是靠先進技術可以完成的。科學技術可以促進物質生産，但精神産品卻不一樣，它主要靠人的思想、精神力量來完成。我們的日常用品以越先進越科學的越適用，可是藝術品卻不一定是越現代的就越有審美價值，千百年前的古典音樂和繪畫仍然是現代人認為是最好的、最愛欣賞的作品，理由正在於此。”“不管做什麼，都應扎紮實實下苦功夫，浮躁是要不得的。”……
畫家黃永玉先生曾有詩贈王老，曰：
巴蜀多奇樹，吾兄獨昂軒。
博聞驚友輩，文章劈雷鞭。
笑談嘲狂且，斜眼唾幫閒。
胸懷寰宇志，方懂鬥私難。
汗滴似春雨，揮掀如移山。
胸有朝陽紅，清流萬里遠。
好一個“胸有朝陽紅，清流萬里遠”！筆者衷心祝願王琦先生永褒一顆朝陽之心，老驥伏櫪，藝術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