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幼年時代，是先學寫字，後學畫畫。我父親是書法家，對子女在書法學習上要求嚴格。記得我剛上學寫字的時候，父親常常悄悄在我身後用手抽取我的毛筆，以觀察我握筆緊不緊。又常常以“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功”古訓來教導我們。我最初在大楷上學顏真卿柳公權，小楷學趙子昂。後來在楷書上又學過魏碑。在“欽定三希堂法帖”上看到王羲之的書法後，便對這位書聖崇拜的五體投地。從此他的楷書式行楷便作為我學習傚法的典範。

數十年來不論是在學習和工作時期，都沒有荒廢對書法的鍛鍊，在鋼筆字、美術字上也下過不少功夫。“文革”時期，我寫了上百萬字的檢查和外調構材，都是用極為工整劃一的倣宋体寫成的。連工軍宣傳對管理人員都曾在一次會上説：“王琦在交代材料上的字寫的最好，像排版印刷出來一樣，他不能沒有工作，可以當錄事吆”：1952年在上海參加教育系統思想改進運動時。我當小組長，又主持會議，又自己當記錄。領導同志認為我這份會議記錄是三千名學員中最好的一份記錄。這也算是我在書法上獲得的“殊榮”!

近十幾年來，我一面作水墨畫，一面練習書法，如果不是特殊原因，幾乎每天都要寫一兩張，各地讀者寫信來向我求字的比求畫的還要多。書畫不但是同源，而且是同體，有什麼樣的畫風，便有什麼樣的書風。我的書法與我的水墨畫的風格也是絕然一致的。有人説我的筆鋒和刀鋒一樣的堅韌挺拔，頗有黑白木板畫的力度，我對此欣然認同。所以，我常用比較堅韌的狼毫，而不習慣於用柔軟的羊毫筆。但我確信，各種不同的筆郡可以根據它的特性寫出不同風格和藝術效果的字體，以適應人們不同的審美需要。我在揮毫的時候，十分重視每一個宇的本身結構，個別字與全幅字之間整體結構的協調一致。如果有一個字寫不好，便會影響全局，而使整張書法雖不能説是廢品，至少也不算是佳作。近幾年來，在我的書畫作業中，大約是十日畫、一日一書或兩三書。近日來提筆作書時，由於年老的原因，常感手不從心，筆卜常常離開預期的設想，有時偶然也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我仍然極力想控制手中的毛筆，儘量按照書法本身固有的規律去活動，無論如何也不能使它發展到離開它的母體“文字”而流於怪誕的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