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北京八達嶺的中國長城博物館，收藏著一幅目前國內最大的全周畫《絲綢之路》，在長64米、高3.7米的版面中，畫家以紅、黃、黑、綠、藍五種顏色為基調，用跨越時空的手法，把東西方文化融為一體。

楊曉陽：《絲綢之路》完全可以畫的虛無縹渺，也可以畫得實實在在。我想像的是什麼樣子，我想像的它是一個多少年代重疊起來，多長的跨度濃縮起來，它發生了很多事情，它有喜怒哀樂，它有繁花似錦，也有戰火硝煙。最後它綜合起來是個什麼感覺，它最後不是具體的一個人，也不是一個什麼物體，也不是某一個（歷史）段落，而是一個生命狀態。

楊曉陽今年44歲，出生於藝術世家，6歲開始系統學習西洋繪畫，1979年在報考西安美術學院時他卻出人意料選擇了中國畫專業。隨後很長一段時間，在楊嘵陽的畫作中，儘管藝術素材大多取自中國西部，但中西融合的創作技法已然成為一種風格。

楊曉陽：我在畫這幅畫的過程中，我甚至感覺好像是生了一次，死了一次，就好像把這個畫畫完了，我也完了，是這樣的感覺。畫的時候就好像像個小孩一樣，看什麼都新鮮，最後畫到最後就動作慢了，好像像一個老人一樣，畫不動了。這兒看看，那兒看看，感覺這個生命好像十月懷胎一樣的，它開始由一個生命的種子最後慢慢地成熟成熟，最後把它生出來，生出來了以後看起來慢慢地，它是一個完整地生命，就是這樣的感覺。

楊曉陽對自己藝術探索的一次總結，而之所以選擇絲綢之路作為創作題材，與他1985年的經歷有很大關係。

楊曉陽：1985年，我是上研究生第二年，大家一提起要到絲綢之路，非常興奮。開始約了二十幾個人，但是真正出發的説我們騎自行車去，越來越少，越來越少，最後我們只有六個人一路走。第一次到西域去感覺非常新鮮，你比如説有一天晚上翻達板山，達板山海拔4600米，這個山一邊是高山，一邊是深溝。上了頂峰以後往下騎的時候那全部是捏著手閘，徹底騎下去了，騎了七八個小時，非常地危險，一路就很絕望，就感覺這一念之差，一下看不準，一個石頭顛簸一下可能翻到溝裏就完蛋。我們後來到天亮的時候，在山下第一個騎到的人在那兒等著，後來都陸續來了，來了以後，互相看見了以後就想哭，其實就是幾個小時沒見，就感覺好像隔了一個“世紀”一樣。

楊曉陽一人堅持了下來，當他帶著幾百幅素描作品回到學校時，老師和同學們無不嘆服他的執著和勇氣。其實像這樣的經歷對楊曉陽來説並不是第一次，1983年為了創作本科畢業作品《黃河艄公》，他在黃河上與船工生活了兩個月。

楊曉陽：黃河上面波浪起伏非常大，有時候浪有兩三米的高度，這個船嘩的一下到了谷底，嘩的一下又被拋到浪尖上去。我開始還是覺得非常危險，但是這個船的船老大他臉上基本上沒有表情，他穩穩地在上面掌舵，這個人掌握著，好像掌握著這個船的生命，掌握著這個船上所有人的命脈，他如果要出問題這個船就要出問題。但是他好像沒有出過問題，他很自信，他很堅定，臉上這個表情，我有時候感覺，他衝著太陽背光的時候感覺好像是鐵鑄的一樣。我説人和黃河的關係就是這樣子，他跟黃河搏鬥了一輩子，但是他很平靜，他很正常，我想這個正常，這個平靜，他才能永恒。

楊曉陽的性格，也讓他對人生，對藝術之路遊樂更深的理解。就好象十多年後，當他創作《絲綢之路》，很多人評價這是楊曉陽集幾十年藝術創作之大成。每每他只是淡淡一笑。其實在創作《黃河艄公》時，他已悟透“心靜如水”這四個字的含義，畫家唯有達到這樣的境界才能結構藝術創作中的變與不變。

楊曉陽：現在我基本上在畫水墨人物畫，而且把過去非常複雜的畫面儘量讓它單純化，而選用這種形式是我內心深處需要平靜下來，需要沉潛下來，我覺得這個社會需要各種各樣的飲料，但是也需要茅臺酒。那麼由於生活本身比較繁雜，我覺得還是要純粹，不能説可樂和茅臺酒兌著喝，茅臺酒還是茅臺酒，怎麼樣把茅臺酒做得更好，可樂怎麼樣做得更好，百花齊放不能説把所有的花嫁接在一起。

2001年，楊嘵陽推出了自己的最新畫集，畫集分寫生、主題畫、壁畫、寫意作品四大類。這些風格迥異的畫作記錄了楊曉陽

楊曉陽：我這個年齡，我這個經歷和閱歷需要現在認定一個目標，在這一點上挖深井，不能亂打井，也不能東海的水，南海的水綜合起來。它必須這個黃土高原上打一個深井，無論它多深，它打得越深，雖然水少，但是它很珍貴。我覺得在一個打不出水的地方打出了水，比在海邊拿來的水要珍貴，這個過程很有意思，由於它艱難，所以它有意思。

楊嘵陽從1997年開始出任西安美術學院院長，日常事務性工作非常繁忙，但是每年他都要擠出時間到農村寫生，他認為記錄人的變化就是在反映時代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