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談起世家大族，也許會聯想到宅第豪華、軒堂大院，想到鐘鳴鼎食、玉盤珍饈。然而大不其然的是南通范氏作為中國文化史上不可忽視的詩文世家，卻四百年來安居於尋常巷陌、斜陽草樹之中。這是一個以自身的文化品質自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清貧而高華的家族，它以四百年綿瓞不斷的詩文，以十三代高手相望、名人輩出的輝煌告訴人們，文化的薪承火繼並不靠物質的奢靡，靠的是心靈的不斷凈化，陶鈞鼓鑄那詩意判斷的身手，留下了浩瀚而博大的精神財富。十三代詩人的賡續，蔚為中國文化史所僅見的奇跡，也同樣為世界文化史所未聞。
《南通范氏詩文世家》一書的面世，不只説明瞭中國文化傳承以家族為係脈的積層性發展規律，同時也從家族外延聯姻的其他文化家族所構成的更為廣大深厚的文明傳承體系。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僅存的沒有變種的古文明大族。他的人口眾多、生生不息，無疑不易為世界其他強悍的種族消滅。他的不朽屏障是喜馬拉雅山和大海加上人工的長城，這在古代是保持故國社稷不遷的重要因素，和朝代的更替無關。而在此中安其居、樂其俗的人群社會必有我們民族文化的載體，這載體除去公私書院而外，便是那以文化遞傳為使命的文化家族。這其中人文的因素便起了至大的作用，中華民族之所以歷千百年而沒有泯滅，我們不能否認從上古直至今天化入整個民族血液中的倫理觀、道德觀，譬如孝、悌、忠、信、仁、義、理、智等等。時代在進步，主要體現于物質的昌明，而心靈的昇華，則一直堅守著抽象繼承的法則，譬如“忠”的內容雖因時推移，而“忠”的信念，卻遙傳著列祖列宗的遺傳基因，“信”的內容和《禮運·大同篇》的“講信修睦”已然完全不同，而“信”的追逐，依舊是今天中國人為人處世的不二原則。今天每捧讀古人詩文，不一定情隨事遷、無動於衷的根本原因是蘇格拉底所謂“美的共同性”，不因歲月的遷流而失去它原創時的光芒。“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文天祥語）一語，是我們瀏覽古籍時的通感。
《南通范氏詩文世家》一書的整理裒輯工作，實際上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漫長歲月，肇其始者是我的曾祖父范伯子先生，那是光緒二十年間的事。彼時伯子先生從遊吳摯父先生於冀州，伯子羸弱病發，而當時正論列李白詩，並教導摯父先生的兒子吳闿生，先曾祖母姚倚雲勸他：“子不嘗欲論次家集以問張（濂卿）、吳（摯父）乎？張則遠且沒矣，吳幸而近在，而子又多病，人事何可知歟？論古人何如論家集乎？”伯子先生甚以為然，便開始整理家集，廢百事而為之，吳汝論先生十分賞讚伯子先生的決定。以吳汝論當時的地位，固學界之司命，而且博雅睿識，共為天下所欽服。他對南通范氏之家世與文學成就，瞭如指掌，對伯子先生説：你的先人“蓋出文正、忠宣，世次不相續，其始有家于通州者曰盛甫公，盛甫生均用，均用生廷鎮，廷鎮生秉深，秉深生禹跡，禹跡諱九州，始以名德重於鄉里。禹跡公子曰介石公，諱希顏，始為名諸生，介石公之子諱應龍，字雲從，以明經高第拜慶雲令”。（見曾克耑《海內詩世家》）而伯子先生所藏先祖手稿中，范應龍的作品屬於最早的一人，如果從我上溯，應為我的十二世祖，在范應龍以前，必然有擅詩者，但他們的作品都消失于歷史的煙塵之中了。《南通范氏詩文世家》從范應龍開始，應在明嘉靖四十年（西元1561年）左右，距今四百四十餘年。這四百四十多年中，南通范氏以詩文傳家未曾中輟，而且詩文集世次相續不斷，則是中國歷史上曠古未有的奇跡。
既稱“詩文世家”，它的先決條件是必須大師相望，名家輩出，滂沛成氣，而不僅僅是“詩書繼世長”，只出鋀釘小儒的家族。這裡只需舉其犖犖大者，便足見南通范氏之為詩文世家之不妄。明末，我的十一世祖范鳳翼于吏部拜天官郎，他的道德文章為天下士所景仰，有明末英烈史可法的《范公論》為證，他在文中備極讚頌范鳳翼，文曰：“天之生賢人、君子，固以為社稷蒼生之庇。其用之大者，莫如以一君子為眾君子之津梁，則太蒙范公（范鳳翼）之在吏部是也。”這是指萬曆三十八年范鳳翼任吏部文選司主事時，閹黨勢炎，而鳳翼公以其睿識膽略，首先推選顧憲成、高攀龍等士林清流為朝政大吏，於是天下震動，史可法則稱讚范鳳翼的英姿傑識，謂“士之附之亦誠百物之於麟鳳”，史可法是一位秉心至公而載筆不阿的大丈夫，他的評價重於鼎鼐，斷非浮言。當時的文豪董其昌則盛讚范鳳翼詩，“吏部文章真不朽，龍圖憂樂本同參”，則將范鳳翼比列宋之名臣包拯，這確非虛譽。董其昌時時懷念當他被貶抑離京，朝中姦佞猶落井下石時，獨“異羽（范鳳翼）在天曹（時範鳳翼拜吏部天官郎）違眾援之，不遺餘力，予得無溺，蓋其直道任事每每如此，恒懷知己之感”。范鳳翼對名士之呵護，真有孟子所謂“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至我的十世祖范國祿，則名噪文壇，與同時士林翹楚孔尚任、王士禛為至交，詩文唱和，為清初文化之一大景觀。
高祖范如松，不僅詩文彪炳于史，實為范氏詩文世家關鍵性人物，上承八代詩人之高風，下啟范氏詩文鼎盛之局面，因為他教子有方，伯子、仲林、秋門三子皆以詩文聞于晚清，有“通州三范”之目。曾祖范當世伯子先生為同治、光緒朝詩壇領袖，其詩文成就可稱通州范氏詩文世家光輝的峰巔，馳逸絕塵，為明末以降二百五十年來所未有。晚清、近世碩彥高儒早有定評，茲錄數則，以見一斑：
陳散原論伯子詩之大氣象，發出如此的慨嘆：“蒼然放塊之氣，更往復盤紆以留之。蓋于太白、魯直兩家通郵置驛。”（《三百止遺》序）這是講范伯子的詩能和唐、宋大家李太白、黃庭堅相伯仲。曾克耑激賞伯子詩，有雲：“覃及勝清之末肯堂先生（范伯子）卓然起江海之交，憂國憤時，發而為歌詩，震蕩翕辟，沉鬱悲壯，跡接李杜，平視坡谷，縱橫七百年間無與敵焉，洵近古以來不朽之作也”。（《晚清四十家詩鈔·序》）最切中肯綮之評價當屬吳汝論，“文之道，莫大乎自然，莫妙于沉隱，無錯（范伯子）中年到此，則天下文章其在通州呼”。他看到伯子先生《武昌張先生（張濂卿）七十壽言》一文甚至發出如此嘆喟：“直當比方歐公（歐陽修）而上之，非千年以內物，曾公（曾國藩）及濂公（張濂卿）最工之作不過如斯。”（《范伯子文集附家書三》轉述）引述至此，范伯子詩文在晚清的地位聲威當然是毋庸置疑的。
南通范氏之詩縱覽之，不作無病呻吟之語，不為刻紅剪翠之句，亦未見喁喁鬼唱之詩。大凡范氏作手，往往挾雄風以長驅，進則有豪俠氣，退則有高士氣，而儒家經世、禪家感悟、道家睿語，皆若散花之近維摩，不著痕跡。世之評范氏詩文世家者，不維評詩，兼評品節，高風起于海澨，噌吰振于澒洞。有國魂在，有詩靈在，有家山風物、故人情懷，四百年中，南通范氏是以詩意融於人生的典範。
尊敬的季羨林先生為《南通范氏詩文世家》一書的題詞是：“宏文偉制，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矣。”我國卓越的詩史研究家錢仲聯先生則專為此書作序，他説：“清代惜抱（姚鼐）大桐城古文之派，以迄今日厥傳未絕，南通范氏其執吟壇牛耳者哉。”又説：“南通范氏既高據詩界崑崙之巔，其一家之世業撰則又不止于詩也。”錢先生和我緣慳一面，唯去歲先生九十五歲誕辰時曾奉一詩一畫為賀，于電話中曾聞先生吳語，本擬俟《世家》一書出版後奉帙赴蘇州專訪，詎料先生遽然辭世，則先生之《南通范氏詩文世家序》為其平生著述之最後一文。自范鳳翼與錢牧齋為莫逆，四百年來，錢、范兩家，情深如此，亦足載于文苑史籍以為美談。
通州范氏以對科場仕途之不戀，十三代中朝廷高官僅一見；州縣小吏亦不多，即為官亦極清廉。所以范伯子曾有詩云：“人言詩必窮而工，知窮工詩詩工窮。我窮遂無地可入，我詩遂有天能通。”范氏之窮，君子固窮也；非不能富，辭富而安貧也。故家風高秀，迥乎塵俗。通州范氏故宅位於城北，有唐代光孝塔在側，清風夜鈴，古趣未遠。庭院殊小，盈數丈而已，有明代古井一口，水清冽沁人，以研墨，色澤煥然。家翁范子愚先生曾經笑談：“我家風水好，有文曲星高照，唐塔為筆、院井為硯，豈不宜有大塊文章？”歷經四百五十年，朝代遞嬗，歲月遷流，其間兵燹、動亂頻仍，文人世家唯數千冊線裝書倖免于難，曝書之日，乃見我家十三代詩文書籍、手稿秩然猶存，這真是對我最大的慰藉。撫卷感喟，有不可盡言者。一日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長王亞民先生攜《范伯子詩集》來，謂劉夢溪先生所贈。我説：“真是天下奇巧，這是我曾祖父的詩。”乃拿出所藏盈箱先世詩文。王亞民説：“這是文苑奇跡，何不出版？這正是弘揚中華民族先進文化的最佳範例。”時隔三年，其間編校人員的苦辛可知，今天終於看到這洋洋廿一冊的巨著問世，我的感動是難以言表的。我相信，南通范氏的詩文必將覃敷于海內，流播而靡窮，這不僅是范氏之幸，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大幸。
（《南通范氏詩文世家》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