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我老實跟你講，我頂想做的不是畫圖畫！”忽一日逸飛下巴揚起來，凜然語告，“我總有一天要來拍電影！”……他的電影，我是看過的。第一部力氣用足，意象紛亂，那樣子的沒有故事，沒有結構，可以的，然而畢竟是繪畫的想像與影像敘述不是一回事。
可是拍成一部電影好不容易啊，他總算還了第一筆夙願。《人約黃昏》相當可看，比比凱歌的《風月》、藝謀的“搖啊搖”，一是陜西知青，一是北京知青，懂什麼舊上海與舊江南？到底逸飛是上海人，遙想他童年五六十年代，馬路上的上海人其實全是過來人，結果是連背景群眾的衣帽扮相也都經得起看。逸飛鍾情歐洲文藝片的所謂“優雅”情調，也還貫穿全片，多少有點意思在，我不喜歡的是原作，這便是逸飛的趣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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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飛的美學理想，由他謂之為“古典”，其實近於沙龍，沙龍作風原本即是近東題材，極其異國情調的，故而為美國上世紀初的沙龍寫實繪畫所引鑒。逸飛選擇了美國，上海成全了逸飛，均可窺見內在的因緣，因1990年代的上海夢便是紐約夢，而人在紐約的陳逸飛1990年代回上海，他成為紐約與上海在1990年代的私人仲介與公共偶像，説來正好，其實很對。國中美術界對逸飛的近作多有輕視與非難，恐怕是不了解美國，也不願了解逸飛與上海。我們不能因他的迷戀“古典寫實”，便拿去和歐洲正脈比，非要比，國中幾代畫家誰有資格比？倘若放下這一節，則小範圍看，逸飛自1970年代至1990年代，委實給上海地面的繪畫故事作了戲劇性的交代，大範圍看，則國中繪畫圈數十年可數的人物中，豈能缺一個陳逸飛。
而逸飛長袖善舞，後來攤子鋪得那麼大，便是他自己在“文革”時也萬萬想不到。社會上于逸飛的觀感與議論，早已是他繪畫之外目不暇接的事業：於是又有側目與非難。從異議的一面看，説重了，便是少見多怪；從美國一面看，則事屬當然。美國文藝家做生意、出秀場、當明星、變角色，實在司空見慣，安迪·沃霍爾功名既就，出入衣香鬢影，偕從三教九流，一生至死，便是“公開展示的存在”。於是從逸飛那一面看，他倒是挑釁而放膽，索性把自己交給公眾與時代。1990年代什麼時代？全中國傳奇性大幅度轉型、現代化是也。他當初慨然出國，敢想敢幹，後來是相機歸來，愈加敢想敢幹。多少人有其心而無其力，有其念而無其膽。此所以逸飛式的人物不嫌其多，惟嫌其少，不然上海灘文藝時事豈不更精彩？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逸飛不是讀書人，而是行動家。
從《黃河頌》、《紅旗頌》的革命主題，到《大提琴手》、《潯陽遺韻》的異樣姿媚，陳逸飛坦然呈示了自己的情懷，而我們的國家與時代，以“文革”而改革，為他鋪墊了雙重背景，雙重機遇：30多年來，逸飛時時代表著中國式的“先進文化”，與時俱進，與時俱榮。他可能階段性冒犯了半生不熟的時代，他也難免得罪到昔日圈內的友朋與合作者，而急於事功做大事，顧不得那許多——以我對逸飛的了解，他已是太過忙碌太週全，當聞知噩耗，我們誰都會承認，他仍在舊夢中，不甘斷念于做個藝術家，其代價，竟是自己的隱病與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