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要是成天想著勞動致富就完蛋了，你只有反物質，才能有新的觀點提供給這個已經過度物質化了的社會。如果藝術家崇拜物質，很快就變成供貨商了，沒有差異性，這個社會還需要你幹嘛？
畫家劉小東上個月買了他平生最貴的一條褲子，因為要和賈樟柯一起在威尼斯走紅地毯，咬了半天牙，掏錢的時候還是心痛不已，“在我心裏褲子是不能超過兩百塊錢的，那條褲子花了我好幾百歐元呀!
以他創作大型油畫《溫床》為拍攝主線的紀錄片《東》在威尼斯電影節榮膺歐洲紀錄片協會獎和歐洲藝術協會獎，而賈樟柯在拍攝紀錄片之餘套拍的電影《三峽好人》更是“走了狗屎運”，喜捧金獅。
那條花了他好幾百歐元的西褲如今倒挂在衣櫃裏，“輕易不能穿出去”，而聲名遠播且勢必售價不菲的《溫床》也被他鎖進了工作室，這位當前中國身價最高的藝術家明確表示不打算出售。
年底，這幅畫將在廣州進行專場展出，明年3月則將出現在法國篷皮杜藝術中心。
誰要敢站出來説沒受過任何人的影響，我立刻扇他一個大耳光
提劉小東必然繞不開盧西恩"弗洛伊德，他是大名鼎鼎的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孫子，他的畫筆觸粗礪，以室內肖像和裸體肖像為主，不厭其煩地刻畫著現代人的神經質與歇斯底里。有人説他畫的裸體總使人聯想到肉塊與肉汁的堆積，病態而畸形。而這些似乎又都暗示著人自身的悲劇性，物欲背後肉身墮落沉淪，靈魂不知歸屬。
肉身與靈魂的衝突也是劉小東的重要主題，在他的《吸煙者》、《休息》、《冰凉的浴室》、《乾杯》、《白胖子》、《違章》、《垃圾火》、《超載》、《燒耗子》等作品裏，都可以看到生命悲凉的底色。
於是“不就是學弗洛伊德嘛”，這樣的標簽在劉小東身上一貼就是好多年。他笑嘻嘻地説自己第一次看到弗洛伊德的畫冊時，也是嚇了一跳的，“還真是挺像”。
1993年，《紅星照耀中國》的展覽在紐約舉行，劉小東和戀人喻紅自北京和柏林分頭去紐約會合併結婚。在那幾個月的時間裏，適逢弗洛伊德回顧展，他得以完整地看了原作。震撼之餘，他對國內的摹倣論再也不放在心上了——是有像的地方，大家都在用大筆觸直接作畫。
“但是血液裏流淌著完全不同的東西，西方人和中國人的基本哲學是不同的，他的畫非常理性、非常極端，是西方哲學窮根問底的影響。而我們中國人最推崇的是順其自然的人生哲學，在這樣的哲學影響下我不是一個非得怎麼怎麼樣的人。他的畫比我的更專注、更有理性精神。”
雖然自己與弗洛伊德只是階段性表達方式的相像，但他表示弗洛伊德的確是給他印象極為深刻的一個人，他相信沒有人不受他人的影響，“現在誰要敢站出來説沒受過任何人的影響，我立刻扇他一個大耳光，真無恥。”
艾未未在《沒有立場的立場》一文中較為精準地解析了劉小東的藝術視角，“現實在他筆下如同冰遇到火一般溶解。這個繪畫性如同行雲流水一樣魔術般地承載和包容著不容置疑的現實世界，使藝術的片斷成為了另一種平行的現實，使人們在困難的無能為力的生活常態中變得有可能以另一種方式接近、關懷和同情。”
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將劉小東定義為“具體的現實主義”。自2002年起劉小東在這條現實主義大道上的行進愈發剛健。非典期間他以四川奉節為背景，結合北京某工地幾個男子在風沙中扛一根鋼筋前行的場景創作了８米長卷《三峽大移民》，引起轟動。兩年後他又創作了10米大畫《三峽新移民》。
2006年《三峽新移民》在保利秋季拍賣會上亮相，標價1000萬，比一同參拍的張大千、徐悲鴻、齊白石的真跡高出10倍。
藝術家要像愛情中的小姑娘小夥子，要有濕漉漉的眼神
最近兩年劉小東是藝術市場上紅得發紫的人物，但是他明裏暗裏表達著對市場飄紅的不合作，公開批評當下藝術市場的浮躁。10月8日在南新倉新北京畫廊舉辦的《多米諾》畫展更是大膽另類，所有的畫都畫在畫廊的墻面和柱子上，11月23日畫展結束當天，他將拿起刷子把辛苦畫了近半個月的畫全都抹去，作家阿城應邀用錄影機記錄下整個過程。
這中間有他想要表現的青春與傷逝的意味，“雖然是不會保留的一次性作畫，但是對待每個局部我還是非常認真，我就是要畫得特別好，刷掉了讓自己覺得可惜，覺得心疼。這種可惜與青春一樣，你毫無辦法，你再愛它它也會過去，再恨它它也會過去。”
另一方面按照策展人尹吉男的説法，“藝術理應成為當代寓言，事物總是毀滅的，只是毀滅的意義各有不同。”他們期待他對畫作的主動“毀滅”能催生更多人擺脫藝術品與價格標簽之間的簡單等號。
這樣的行為是不是一種姿態？站著説話不腰疼，或者是吃飽了之後的一種矯情？劉小東的回答有東北人的乾脆和狡黠，“有可能，人都是得便宜賣乖吧。”
他聊起一個段子，在工廠裏工作的姐夫經常問他，“你們藝術家都幹些什麼了？又不種地，也不織布，也不操作機器，國家怎麼給你們那麼多錢？社會怎麼給你們那麼大名兒？”他笑，説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是因為這個時代不需要糧食了，大家都在減肥。”
又説起了那條昂貴的褲子，由此生發物質對人的激勵和捆綁。“以前窮，但是過得很高興，用電爐子做飯的時候也覺得挺香、挺幸福的。現在有條件講究了，反倒惹了不少麻煩。講究品質其實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花錢有的時候比掙錢還要麻煩。”
他前陣子買了兩把古董椅，特意運到上海修理，再運回來，打開箱子，發現椅子摔碎了，很惱火。“後來想想這件事，自己悟出一個道理，不能太追求所謂的精緻生活品質了，因為當精緻的生活裏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哪怕一點兒小問題，都會引起心理上的抑鬱煩躁。其實擺脫開這些，專注于畫畫，餓了哪怕就吃個速食麵，都挺好的。椅子碎了那天，我就是悶悶地跑到畫室，下午畫了幾筆畫就把這事忘了。”
畫《多米諾》讓他再次體驗到了為心情而工作的“奢侈”，“特別純粹，特別愉快！”他笑起來，半仰在沙發上伸展雙臂，幸福怡然，“藝術家要是成天想著勞動致富就完蛋了，你只有反物質，才能有新的觀點提供給這個已經過度物質化了的社會。如果藝術家崇拜物質，很快就變成供貨商了，沒有差異性，這個社會還需要你幹嘛？”
太太喻紅曾經笑話他在戀愛的時候，“血管鼓脹，眼神總是可憐巴巴、濕漉漉的”，他害羞地把臉遮起來，“我原來不承認的，但是一看照片真是這樣，那時候就是深情可憐的狀態，別人看很美，自己簡直不敢回憶。”
拿藝術與愛情對比，他説藝術家的生活“不能太複雜了，真的要單純，就像在愛情中的小姑娘小夥子一樣，眼睛裏看不到物質，也看不到別人的生活。”
“不付出點真情，社會還要藝術幹嘛？對待藝術也一樣，要有濕漉漉的眼神。”
他和喻紅在中央美院相識，靠著“濕漉漉的眼神”把人家勾回家之後，東北男人的大男子主義和小農意識立即迸發出來。客人到他家，驚訝地看到業界聞名的女畫家勉力操持著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問他“你怎麼能讓喻紅天天做飯呢”，他嘿嘿壞笑，“省錢唄！”
“東北男人的大男子主義是很可怕的！”他的檢討透著自得，“就特喜歡老婆孩子熱炕頭，就感覺老婆在家做飯，我來喝個小酒是最美的。”
對物質生活他始終懷有少年時代養成的畏懼感，花錢摳摳搜搜，壓根就沒有大把花錢的心理素質，“一進那種中低檔飯館心情無限愉悅，往稍微誇張一點的飯店一坐心裏就打鼓，哎喲，這得多少錢啊！”
“老婆比我還摳門兒，買的衣服比我還便宜！”他甚為讚賞，還上升到理論高度，“對物質生活要知足，太多了你要為花錢付出時間，你得判斷，畫畫咱們擅長，花錢咱得重新學習，多累啊！”
也許有一天會畫點小畫，專討白領女性觀眾喜歡
他樂呵呵地吃點便宜飯菜，穿點大路衣裳，對繪畫的熱情卻始終沒有消減。
1989年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剛從中央美院畢業的劉小東送去3件作品，選上兩件。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全國性大展。他自己跑去看了很長時間，覺得畫得太好了，“比他們所有人都畫得好，當時就是這麼想，可得意了。”
到如今，43歲的他轉眼竟也“到了愛回憶的年齡”，令他自得的是，“回憶過去的畫，我都沒臉紅，表達的分寸都把握住了，不至於太煽情。”
他有一批大名鼎鼎、個性鮮明的朋友，阿城、王小帥、張元、賈樟柯……在第六代導演的電影中，常常會有他的身影出現。
1992年他和喻紅出演了王小帥的首部電影《冬春的日子》；同年，擔任張元電影《北京雜種》美術指導，並畫了《摯友張元》；1995年他的畫作《兒子》取材于張元的同名電影；2000年他的另一畫作《自古英雄出少年》取材自王小帥的電影《十七歲的單車》；2004年他與王小帥一起在賈樟柯的電影《世界》中客串兩個暴發戶。
多個藝術門類的“混合表達”成為他創作的一個顯著特色，“人只有在一個社會關係裏才能夠成立，像鎖鏈一樣脫不開所有的環節。我時刻受到其他人思想的影響，與他們互動，使自己變得鮮活，也使別人覺得有意思。”
2000年，已經10年沒在國內辦個展的劉小東，為了呈現他人思想對自己的影響，辦了一場轟動四方的“混合展覽”。
他找來了王小帥、張元、賈樟柯的電影、王迪的攝影，現場播放著崔健的音樂，同時陳列了一些他日常作品的素材照片，把他的畫融進了更廣闊的文化環境裏。開幕當天中央美院陳列館三層大廳擠得滿滿噹噹，連院子裏都站著人。
此次邀請阿城拍攝《多米諾》整個繪畫過程，並將影像與畫同時展出，也是希望使整個創作過程更加飽滿。
作為正當紅的藝術家，他可以輕鬆調度充裕的資源。現在他的畫被習慣性地稱為“項目”，他説下一個項目正在醞釀中，又是一幅大作品，至於題材和混合表達的具體方式，他要保密。
而在一個項目接著一個項目“竣工”的背後，他有始終擺脫不掉的虛無和痛苦，“沒有一個實實在在的滿足感，辦一個展覽，開幕式之後就落入到另一個空虛的狀態。撤展的時候更加空虛，跟走場子似的。”
他和喻紅的女兒今年已經12歲，他希望女兒長大後能從事事務性的工作，“工作平常瑣碎，下了班回家做個飯，跟家人看個電視連續劇，活得踏實。不要搞藝術，太空了。”
而他自己，也暗自計劃著某年某月某一天的閒暇，脫離開越來越大的複合項目，“回到畫室裏，一個人安安靜靜畫幾幅精緻的小畫，”他的眼睛在鏡片後亮閃閃的，頑皮地盯著你，“專為討白領女性觀眾的喜歡，為中産家庭的居室添一些溫馨的裝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