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字的偉力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符號莫過於文字。以象形的方塊字為特徵的中國文字，作為中國文化的載體，是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的、無與倫比的。原初以紀事和交流為目的文字，最終成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象徵。它像生命中的基因，決定著中國文化的基本形態。方塊字作為華夏民族的獨特創造，較之於別民族的文字創造具有很強的個性，它便於靈活地層層組合，“易讀值極高”，並且有“許多印歐語文所不具備的特異功能”。（袁曉園、徐德江：《九論漢語漢字的科學性》可以説，有關這方面的論述不勝枚舉：早在1627年,法國人Jean Douet在《致國王：為地球上所有人的全球文字建議》中就提出：“中文有可能成為國際語言的模式”；一個日本文字學者説，“每一個漢字，都是一個積體電路”；一個中國詩人説：“一個漢字/一眼清亮的井/祖先靠它發光”。一位香港批評家説：“如果一個旅行者一百年前來到中國，它不會看到一個勝利者騎在馬背上的雕像，他到處看到的是文字。前朝的碑記、牌坊上的匾額、亭榭間的楹聯、商號的招牌和酒旗、風景名勝處的題壁刻石，在中國式的表達中，形象遠不如字跡真實”。這是因為，中國人相信他們的文字是根據宇宙的結構生成的，當四隻眼睛的蒼頡造字時，天降粟米如雨，天地驚而鬼神泣。反過來，他們也用文字的結構來理解宇宙的秩序，誰掌握了文字，誰就掌握了一切。這位中國學者還説：“中國沒有分裂成歐羅巴式的小國家大拼盤，而是分久必合，漢字作為統一的書面語居功厥偉，史有定評”；一位中國藝術家甚至認為中國人是用“字”來“思維”、以“字”為“信仰”的。他説：“中國人的生命與漢字母體血肉相連。5000年的中華，典經歷歷，日月昭昭。漢字是中國人省律行止的式道，是中國人明神祈靈的法符，是中國人承命天地的圖騰。中國人生生死死、世世代代都必須不斷面對自己的文字”。“漢字的世界，包容萬象，它是一個大於認知的世界，是人類思維圖式成果無比博大的法典，其玄深的智慧、靈動的能機、卓絕的理念，具有開啟人類永遠的意義。漢字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基石，亦為漢詩詩意本源，屬於拓建人類未來所需之智慧寶庫”。

基於這樣的認識，台灣省立美術館在1999年曾作過一個專題展，就取名為“文字的力量”；也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許多優秀的中國當代藝術家都在他們的作品中不斷發掘著中國文字的巨大潛力。也正因為中國字具有觀照自然的性質，所以，與萬物對應的“字象”才顯示出它在思維意義上得天獨厚的價值，顯示出由abc拼音字母構成的那些沒有固定“字象”的文字無法比擬的優越性。所謂“字象”，即是每一個象形文字所具有的個體特徵和各自的結構和造型。而由字母組合和拼寫的文字，就不具有這種個體性特徵和獨立構成的造型價值。因此，韓美林對中國的古文字所表現出的特殊興趣，正是作為一個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覺藝術家必然會有的敏感。

《天書》不可讀

所謂“天書”，就是無法釋讀的書。因此，站在韓美林的《天書》面前，只有“觀眾”，而沒有“讀者”。因為《天書》屬於“視覺藝術”，只有“可視性”而沒有“可讀性”。無法釋讀的“文字”只能靠直覺來把握。當我們打開《天書》時，我們需要一種身份的轉換：從“讀者”轉化為“觀者”，這樣，我們才能理解韓美林《天書》的個中三昧，才能在其整合過的視覺饗宴中感悟到其豐富的審美內涵。

就功能意義上講，文字是一種“音義符號”，音、義、形是構成中國古文字的三個基本方面。但在過去許多年中，韓美林收集的這些古文字卻無法辨識。他雖然讀不出它們的“字音”，解不出它們的“字義”，但卻對這一個個“字形”、“字象”如醉如癡。《天書》正是從視覺和造型的角度對中國古文字所做出的獨特闡釋。韓美林放棄了對這些文字的字音、字義的追問（這是文字學家的事），而只將它們作為一種視覺符號來看待。如他所説，“不會説話不一定不美，為什麼一定要問她姓什麼叫什麼呢？”

於是他只保留了這些古文字字形的美學規範，將文字還原到筆劃本身，變成一種純粹的“點線結構”，一種橫、豎、撇、捺的視覺組合。由於不存在作為文字符號的“字音”、“字義”，從而使“字形”的美獨立地突現出來；由於它不再是語言符號，從而排除了從字音上識讀、字義上理解的可能性，從而使文字語言轉化為繪畫語言，使音義符號轉化為純粹的視覺符號。也正是這種無法釋讀的視覺符號，才使它們呈現出一種純粹的審美內涵。這種對中國古文字純粹的審美研究，是在文字學家那裏無法獲得的。這也正是藝術家面對文字的獨特審美視角，也是韓美林對古文字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初衷。韓美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尋求字形審美價值的範例，一個引發人們對“古文字美學”研究的興趣。

是字 是書 也是畫

《天書》不僅是一本可以打開的有關文字的書，它還是書法意義上的“書”、視覺意義上的“畫”。在韓美林的《天書》中，字、書、畫達到了“同一性”。它不僅具有方塊字結構的美，具有書寫的美，還具有純視覺意義的抽象造型的美。《天書》就是從視覺和造型的角度對中國古文字所做出的獨特闡釋。《天書》是文字、是書法、也是繪畫。

這種融文字、書法、繪畫于一體的建構與傳統中的“書畫同體”説、“書畫同源”説不無關係。“書畫同體”説最早見之於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之“敘畫之源流”：“頡有四目，仰觀垂象。因儷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又説：“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書”這一概念在此是指“文字”而非“書法”。可見，在“象形”的意義上，古文字與畫是“同體”的。因此，書（文字）與畫在肇創階段的同一，其基點是“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説文解字·敘》）。

而“書畫同源”説中的“書”的概念則是指“書法”。是作為文字的“書”與畫分離之後——“書”沿著抽象符號的方向發展，“畫”沿著具象寫實與寫意的方向發展——文字的書寫與繪畫的筆法所具有的同一性特徵。

千百年來，中國人在對文字的書寫過程中不斷演化著自己的文字，從甲骨、篆隸，到正楷、行草、狂草，再到不同的書寫風格，從而構成一部文字書寫的歷史，也發展出一個獨立的藝術門類——書法。書法即寫法，由“寫”不僅演化出各種“字體”和“書體”，而且深刻地影響到繪畫。在中國傳統繪畫中，“寫”這一概念的特殊含義，是西方畫論中不曾有過的。所謂“書畫同源”，不僅應該是源於一個“寫”字。還應追溯到“文字”與“繪畫”的同一性。而在韓美林的《天書》中，文字、書法、繪畫三者達到了完美的統一。他對古文字的收集、整理和探索，也是從書寫開始，但他沒有止于平面的書寫，更沒有止于文字的書法層面，而是將更多的精力投注到對“字形”、“字象”的體悟和研究中，並從中發掘出中國古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審美因素和視覺力量，這就是《天書》的貢獻。

賈方舟  2008-1-24 于北京京北上苑